隐逸之风，滥觞于先秦，东汉渐成气候，至魏晋则蔚为壮观，构筑了中国思想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已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诚如《后汉书·逸民列传序》所言，隐逸之士有着不同的动机，但真正让他们甘于田间劳作、江海漂泊的，是其天性使然，心之所向。

在中国历史上，隐士备受尊崇，诸多正史典籍均有详尽载录，南山四皓便是其中一例。

南山四皓，又称商山四皓，指秦末汉初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四位隐士。他们才学渊博，因不满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暴行而隐居于南山，过着清贫而安乐的生活。汉朝初年，高祖刘邦欲聘请他们辅佐太子刘盈，但被拒绝了。后来，刘邦欲改立太子，四皓适时出山辅佐刘盈，使刘邦打消了废太子的念头。四皓以遁世脱俗的隐逸风度，以及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辅佐贤君的壮举，为后人所推崇。

南朝时期，隐逸风尚盛行于世，南山四皓的形象成为绘画与雕塑艺术的重要题材。河南博物院馆藏的南山四皓画像砖，就是这一时期的艺术瑰宝。

南山四皓画像砖，南朝陶器，长38厘米，高19厘米，厚6厘米，1957年河南邓州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

砖呈长方体，正面模印人物画像。画面中四人两两相向而坐，长发垂于肩背，着敞领广袖袍。右一为抚琴人，琴置于足上，其左手按弦，右手划弦；右二为吹笙人，双脚分开屈膝而坐，双手抱笙放于口中吹奏；一跽坐展卷人物与吹笙人相对，双手持卷，眉眼清晰，似在咏唱；左侧溪边濯足人，双脚交叉踩于水中，一手撑地，一手抬起打拍，神态怡然自得。人物身后香草环绕，远处峰峦叠翠，林木葱茏，空中凤鸟盘旋，画面闲适恬淡，最左侧书有“南山四皓”四字。

在历代政治家、文人墨客的诠释之下，南山四皓的文化意蕴不断被挖掘与丰富。步入魏晋南北朝这一动荡时期，政权如走马灯般频繁易手，士人常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面对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隐逸之举蔚然成风，士子们渴望借由隐居遁世，觅得一处心灵的净土，涵养浩然正气，达成人格的自主与诗性生活的复归。

“白发四老人，昂藏南山侧。偃卧松雪间，冥翳不可识。”南山四皓凭借卓然不群、飘逸不羁的精神气质，成为六朝士人心中的理想人格象征。在这幅画像砖上，四皓造型严谨脱俗、线条生动流畅、意趣盎然无限，渗透着浓郁的自然之美与隐逸之趣，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隐逸风尚的生动写照。

专家解读

据河南博物院文博馆员古花开介绍，汉代，四皓之隐待时而隐，适时而出匡扶太子，其事迹散见于《史记》《汉书》《高士传》等典籍中。曹魏时期的曹植写有《商山四皓赞》：“嗟尔四皓，避秦隐形。刘项之争，养志弗营。不应朝聘，保节全贞。应命太子，汉嗣以宁。”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政治斗争的加剧，受隐逸风尚及道家升仙思想的影响，“四皓”辅政的主题逐渐开始淡化，作为高士代表的四皓逐渐成为独立主题，并被作为独立的隐士形象被突显和推崇，隐逸成为四皓题材的表现重点。这一时期四皓的人物形象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汉代的庄重严谨、束发戴冠，变为长发披肩、宽衣博带、率真自然。

自秦汉以来，四皓文化历经后代的反复演绎，从汉代早期士人心目中的儒家人格典范，到魏晋时期的率真自然、仙风道骨，再到唐代的品德高洁，宋代的年寿德贤，及至明清的仙人寿老的形象，四皓题材被不断的歌颂、审视、质疑与研究，四皓的文化内涵被一步步丰富和拓展。正如意大利著名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四皓在不同时期的形象都深刻地体现出所处时代的主流价值观与文化取向，也真实、完整地展现出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层累的过程，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变，以及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