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即人学，其底色是哲学。我在研究嵩山文化中，由中岳，看华夏，究四海，探秘精神之魂。

我热爱中岳，要著书嵩山，遇到了许多难题，该如何破解？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高人指路。知行合一，书本上不明白的问题，就到实践中去探讨，去研究，去解决。

探讨研究总结嵩山精神之魂——张国臣考察嵩阳书院将军柏（1980年7月 董焕德 摄）

1980年7月，暑气正盛，蝉鸣如织。河南大学放了长假，我像归巢的倦鸟，一头扎进了魂牵梦绕的故乡——中岳嵩山的怀抱。这片沉淀了亿万年时光、浸润着华夏文脉的古老山峦，用它特有的方式，为我开启了一扇探讨、研究、总结嵩山“博大、和谐、创新”精神山魂的大门。

一、走近嵩山，触摸到了嵩山的“博大”恢宏。

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我曾步履丈量，触摸嵩山文化“博大”的肌理——

嵩山地处河南省中西部，西起洛阳龙门东侧，向东逐渐转向东北延伸至新密以北，东西绵亘近百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嵩山由太室山和少室山两大山脉组成，共72峰，主峰峻极峰位于太室山，海拔1492米；最高峰连天峰位于少室山，海拔1512米。嵩山是一部历史悠久、博奥精美的文化史册，在这里，我们可以寻找到中国自然和历史文化不断演变前进的轨迹。

嵩山之古，称祖诸山。25亿年前，当世界上其他地方还在沧海横流时，嵩山即已横空出世；5.7亿年前，当嵩山确定现在的雄姿时，喜马拉雅山和整个秦岭都还沉在海底。在中国历史的早期，即尧、舜、禹时期，嵩山谓之“外方”，因为尧、舜的居地都位于现在山西省的南部一带，对于当时的部落氏族来说，嵩山距其已经很远了，故称“外方”。夏代早期，谓“崇山”。汉武帝则依据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嵩高维岳，峻极于天”，将其称之为“嵩高山”，简称“嵩山”，为五岳之中岳。

嵩岳立中天三教融通垂法雨 颍川流上善千年浩荡启文明——神奥中岳嵩山（2008年7月 张一峰 摄）

我多次在熹微晨光中踏着沾满露水的石阶，考察嵩山的太室山、少室山。嵩山地质奇特，那起落有致、黑白相间的麻片岩石，将太古、元古、古生、中生、新生五代地质现象一览无余，堪称“五世同堂”。此等奇观，世界罕见！山风掠过，脚下苍翠如涛的林海翻涌起伏，远处层叠的峰峦在薄雾中若隐若现，仿佛一幅徐徐展开、无边无际的青绿长卷。站在峰顶，极目四望，天地苍茫，一种源自地壳深处、横亘时空的磅礴、博大之感，瞬间攫住了我，个人的渺小与自然的浩瀚在此刻形成强烈的震撼对比。

我在嵩山考察，和山民促膝交谈，那相倚相连的七十二峰、七十二寺，那枝叶繁茂的周代将军柏，记载着多少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中岳庙巍峨的殿宇、嵩阳书院巍然矗立的唐碑、会善寺静谧的元代大殿、观星台指向苍穹的圭表、汉三阙上历经风雨侵蚀却依然遒劲的铭文……三十多处古迹，如同散落在嵩山怀抱里的璀璨星辰，每一处都闪耀着不同时代的光泽，共同编织成一部立体、厚重、无垠的“博大”史诗。

探寻嵩山文化 研究精神之魂（2000年5月 王小吾 摄）

嵩山文化底蕴丰厚。傍晚，我走进少林寺古老的千佛殿内，光影在斑驳褪色的壁画上缓缓游移，空气里弥漫着檀香的悠远沉静与岁月尘埃的混合气息。当目光久久停留在殿内青砖地面上那深深的凹陷处—— 传说中武僧们经年累月练功打拳踏出的脚窝与印记，那一道道深可盈寸、凹陷如镜的坑洼，无声地诉说着“十年面壁图破壁”般的惊人专注与时间伟力。这哪里是简单的脚印？分明是在“博大”的根基上，以血肉之躯刻下的通往精神极致的凿痕！

学无止境。嵩山文化是一个信息密度极高的多学科综合体，堪称一座永恒的文化博览会。愈学习考察，愈感到嵩山的神奥，愈增加浓厚的探究兴趣，愈感觉自己知识的不足。博大是嵩山地区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学科的基础，认识它、欣赏它、开发它、运用它，需要具备渊博的知识和独到的能力。在嵩山，可以学到天文学、考古学、生物学、地质学、林学、美学、佛学、道学、儒学、建筑学、雕刻学、书法学、绘画学、中医药学、搏击学、气功学、经济学、旅游学、宗教学等许多方面的知识。嵩山文化博览众学，大至中国之最，小至一木一石，无不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如此，谁能不称其博大，谁人不为之骄傲呢？

嵩山博大包容三教荟萃 颍水和谐创新四海升平——张国臣考察登封“天地之中”油画馆（2020年 王建强 摄）

二、融入嵩山，感悟到了嵩山的“和谐”包容。

我在嵩山的青山绿水中徜徉，与千年文物对话，进行理论思考，领悟出嵩山文化“和谐”包容的哲学智慧——

嵩山是和谐之圣山，三教荟萃，突出体现出佛、道、儒“和谐”包容之精神。山与水交融，人与山和谐，儒圣孔丘、佛祖释迦、道宗李耳，天人合一，三教融合，代代结下深厚情谊，留下千古交融的美谈。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在中国，在全世界，唯有中岳嵩山，有三大教派在不到十公里的区域和谐共生、互学互鉴、共同发展的现象，实属罕见。嵩山东部有中岳庙，为道家证修之地；中部有嵩阳书院，为儒家证守之所；西部有少林寺，为佛家证悟之境。十公里内，相互依存，尽管各自教义有所不同，但所追求的本心相同，善爱和谐的理念相同，宇宙善恶必报“因果定律”的认识相同！

中午，烈日炎炎，我在少林寺考察时，发现那块镇寺之宝《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碑，巍然矗立于钟楼之下。它形象记述并再现了初祖达摩创立禅宗的善爱和谐哲学思想和武术理念。1565年，那位精通数学和音律的天才，创造了十二平均律（奠定现代钢琴等键盘乐器理论根基）、被西方誉为“东方文艺复兴式的圣人”的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朱载堉，离开繁华的北京紫禁城，来到嵩山少林寺。他认真学习研究儒化了的中国佛教禅宗，观察寺僧们的起居生活，以画笔真实勾勒嵩山善爱和谐的文化内核，绘画刻碑，进行了一个伟大的艺术创作：

碑的正面记载了少林寺第二十四代住持小山禅师的生平，背面则刻下了和谐的“混元三教九流图”。我们将图画一分为二看：若遮住右半侧，看到的是一个头戴儒巾的侧面像，乃儒家的圣人孔子；若遮住左半侧，则看到的是一个头戴道冠的侧面像，乃道家的始祖老子；若将两侧的发髻擦去，看正面，则是一个慈眉善目的大和尚，乃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像。若合在一起看，儒、释、道三圣手捧画卷、合而为一，“这不就是嵩山文化三教荟萃和谐包容精神图吗？”我惊喜地喊道。朱载堉不贪恋宫廷奢靡生活，来到嵩山少林寺画心言志，独具匠心。他在整幅画中，还设计了三个同心圆，分别代表三种社会现象：小圆为“九流”，中圆为“三教”，大圆则代表包罗万象的宇宙。意谓诸子百家、大千世界虽各有思想流派，实则同源；芸芸众生、万事万物虽各有形态，实则一体，与天地圆融。这是多么伟大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图示啊！

少林寺镇寺之宝——《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碑

好画必有佳辞。这幅石破天惊的《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碑，赞语也极其精辟：“佛教见性，道教保命，儒教明伦”“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一理，万法一门”。如此可见嵩山少林文化之宝贵艺术价值，它以独特形象表达三教善爱和谐哲学思想，堪称中华一绝！我发现，朱载堉对此精心言志创新的得意之作，甚为满意。他在图的左下方，毅然刻下自己的印章：“酒狂仙客”“三教九流中人”。这不就是朱载堉对嵩山善爱和谐哲学思想的独特“博士论文答卷”吗？

“善爱和谐”，是上善若水，是中庸柔和，是天时地利人和……嵩山儒、释、道三派教化哲学理念，为华夏点亮了一盏精神上的长明灯。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流转，万物生息！

傍晚，当我手捧泛黄的古诗集，静坐在太室阙下，指尖抚过石阙上历经千年的铭文刻痕，粗糙而冰凉，耳边仿佛响起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豪迈长吟，眼前却浮现杜甫“会当凌绝顶”时的深沉凝望。两者虽风格迥异，却在嵩山的怀抱中找到共鸣。当古诗的意境与眼前凝固的石阙、远处连绵的山影重叠时，一种奇妙的时空交融感油然而生。那古人的情怀与今人的感悟，在嵩山的怀抱里找到了共鸣的支点。

达摩面壁的坚忍、女皇封禅的雄图、诗人们的千古绝唱，这些看似迥异的精神符号，在嵩山这方天地里，竟如此和谐共存、相互辉映。这正是“和谐”包容哲学最生动的注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兼容并蓄，方显其强。

和谐包容——张国臣向美国佛蒙特法学院院长贝丝.麦科马克（左四）、副院长凯蒂.梅里尔（左三）等讲解嵩山文化（2023年10月）

三、探究嵩山，体会到了嵩山的“创新”之魂。

优秀文化薪火相传，以“创新”的火种，淬炼哲学的精华，推动理论的不断完善——

我考察中原道教之冠中岳庙，探寻道教创新发展之路。

道教为中国本土宗教，以东汉顺帝（126—144年）时张陵所创五斗米道为道教成型之始。它继承了秦汉以来巫术、方仙之说和道、墨、阴阳诸子学说，奉老子为教主，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道教在嵩山地区历史渊源很长。道教尊中岳嵩山为“第六小洞天”，正因为嵩山是周朝神仙王子晋的升仙之处所致。

嵩山道教为中国道教的创新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南北朝时期，道教得到帝王贵族支持，道士得以跻身社会上层。中国道教重要改革者寇谦之，在嵩山研习道教三十余年，对传统道教进行了“两个取消”“两个革除”和“两个提倡”的改革，推动道教革新发展。

寇谦之改革的“两个取消”：一是取消蜀土宅治之号，勿复承用；二是取消“天师”“祭酒”之位的世袭制度，吸纳儒家“唯贤是授”理念，旨在提高道官素质。

寇谦之改革的“两个革除”：一是革除教民须向“祭酒”交纳的租米钱税；二是革除男女合气之术。

寇谦之改革的“两个提倡”：一是提倡礼法，宣“新科之诫”，将传统服饵闭练置于次要地位，吸纳儒家礼法仪式及音乐伴奏形式，将道经“直诵”改为“乐诵”，以示重醮仪、倡礼度。此举实为提倡封建伦理道德，以此约束人心，使之符合封建礼仪规范，维护统治秩序，促进道教与统治阶级结合。此为道教教义重大变化。二是提倡轮回报应之教义。寇谦之将佛教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说引入道教，宣扬前世善恶影响今世修行成效，今世善恶又影响来世。

中国书协副主席宋华平书张国臣诗《嵩山中岳庙》

嵩山之如此“道教”，不正是“和谐”融合哲学理念催生的创新产物吗？

我考察嵩山少林寺，深叹其“中国佛教禅宗祖庭”之誉名副其实。

禅宗起源于嵩山少林，是中印文化结合的产物，更是儒学化了的中国佛教，体现了世界文化的融合创新。

“禅”，是梵语“禅那”的略称，意译为“静虑”或“思维修”，是印度各教派普遍采用的修习方式。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年），印度高僧跋陀登临嵩山少室，见五乳峰下清静幽雅，视为长生宝地，随即请孝文帝在此建寺，供其讲经说法。“少林者，少室之林也。”此寺即为少林寺。跋陀讲授小乘佛教，与当时社会风气不尽契合，影响有限。

真正奠定禅宗根基者是菩提达摩。达摩，全称菩提达摩，南天竺人，出身高贵，传为香至王第三子，属刹帝利种姓，原名菩提多罗。其师般若多罗为古印度禅宗二十七祖，达摩承其法嗣，为二十八祖。南朝刘宋末年，达摩跋涉万里至中国，经“一苇渡江”，于北魏孝昌三年（527年）入嵩山少林寺。达摩考察嵩山民风实情，汲取中国儒学、道教精华，改革北方禅定坐禅方法，创新地提出“理入”“行入”的禅定观。

“理入”，即“凝住壁观”，以“理”为观想对象。“壁观”使“心如壁立，不偏不倚”，主张脱离现实，否认客观世界存在，追求超现实的真如世界。

“行入”，指日常道行。达摩“行入”有四法：一是“报怨行”。养成甘心忍受奴役之性，对外来压迫“逢苦不忧”，不事反抗。二是“随缘行”。不计苦乐得失，苦乐随缘，不辨外界是非善恶。三是“无所求行”。安分无为，“形随运转”，甘受当前痛苦，对日常生活无所求。四是“称法行”。事事依佛教基本教义行动。

达摩“理入四行”之说，将禁欲苦行置于“众生同一真性”理论基础上，迥异于此前小乘禅法。此简单易行之修养法，一扫过往繁琐的禅教仪轨，独树一帜，开中国佛教改革之先河。

中央美院著名画家毕建勋教授以张国臣词题画《初祖达摩》

达摩后传衣钵于二祖慧可，再传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慧能潜心禅学，著成中国人唯一被尊为“经”的佛教典籍《六祖坛经》，进一步发展完善禅宗理论，标志着中国禅宗理论的成熟。慧能之后，禅宗渐替其他宗派，“禅”几成中国佛教代名词。其理论核心有二：

一是“佛性说”。“佛性”指成佛之因、种子。大乘佛教视佛性为宇宙本体真如，即最高智慧般若之智。慧能提出“识心见性成佛”说：“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识心见性，即悟大意。”认为唯除妄念，拨云见日，自识本心，直见本性，方可成佛。佛在自性中，求佛不向外，只向心中求。成佛靠自悟，即“自性自度”。慧能在成佛问题上充分肯定了自我能动性。

二是“顿悟成佛说”。认为成佛在于一念领悟，刹那之间，不赖长期修习。慧能以自身经历为证：“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自称顿悟见性成佛。慧能虽以顿悟为唯一途径，却不全盘否定渐修，认为佛法无顿渐之分，但人有利钝迷悟之别，“迷则渐劝，悟人顿修”。对愚迷者，仍需渐劝引导，终达顿悟。这一学说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

少林文化传天下 人类遗产耀古今——张国臣向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袁木（中）等讲解嵩山文化（1996年11 月 王小吾 摄）

六祖慧能所创禅宗，实为中国佛教史上一次重大宗教革新，其理论创新意义深远：

一是使佛教简易化。慧能“顿悟成佛”说为禅僧指出简捷成佛之路。宣扬“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一扫传统佛教繁琐哲学，使其学说简捷易学，不仅为下层民众接受，亦受上层赏识。慧能为禅宗取代佛教各宗地位并最终兴盛奠定了基础。

二是使佛教中国化。禅宗思想既汲取印度大乘空宗（主一切皆空）与大乘有宗（主佛性实有）精髓，又继承中国儒家传统人性论与道家主静说，实为两种文化融会贯通之产物。

三是打破佛国权威。慧能“佛性说”“顿悟说”有力破除对“西方”迷信与“佛祖”崇拜，进一步摆脱印度佛教繁琐神学理论与宗教仪轨，打破僧侣固有生活模式，使之与中国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增强禅宗自身应变能力。顿悟即佛，某种意义上消解了佛国权威与佛之至上性，泯灭佛国与现实、出世与入世界限，带有泛神论倾向。

禅宗在中国的发展与兴盛，亦意味着佛教在中国衰亡之始。此乃否定之否定规律之必然结果，符合历史唯物辩证法。如今游人游览嵩山法王寺、少林寺，或困惑于天王殿内何以有道教哼哈二将？大法王寺地藏殿中何以有儒家二十四孝图？此皆佛与道、儒相融合之创新产物。

我考察宋代著名学府嵩阳书院，喜看中国“新儒学”的创新诞生。

儒学在嵩山地区发展相对较晚，其盛名依托于嵩阳书院。该书院为宋代中国著名四大书院之一。 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月一日，清高宗弘历自少林寺东来，过会善寺至嵩阳书院，览唐碑，观汉柏，登藏书楼，瞻眺峻极峰后作诗《嵩阳书院》：“书院嵩阳景最清，石幢犹记故宫名。虚夸妙药求方士，何似菁峩育俊英。山色溪声留宿雨，菊香竹韵喜新晴。初来岂得无言别，汉柏荫中句偶成。”

建构理学逻辑体系 开拓宋明理学先河——中国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初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初名“嵩阳寺”，为佛教活动场所，僧徒数百人。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8年）改名“嵩阳观”，转为道教场所。五代时，周世宗应名士所请，奏准于“太乙观”设“太乙书院”。宋太宗重视文治，至道年间（995—997年）赐名“太室书院”，赐九经子史，置校官。北宋时，民间乡党之学兴盛，书院渐成地方名儒讲授经典之所，久之形成地方学派。宋仁宗重视办学，诏令西京（洛阳）官员重修嵩山书院，并赐名“嵩阳书院”。由此演变可知，嵩阳书院乃“佛、道、儒”融合创新之地。

大学乃大师之学。宋代理学大师程颢、程颐，著名政治家范仲淹、司马光等，皆曾于嵩阳书院讲学。程颢、程颐长期在此授业，融合儒、佛、道思想，以儒家礼法刑政为核心，吸收道教宇宙化生模式与佛教思辨哲学，建构理学逻辑体系，开拓宋明理学先河，使中国文化成为东方文化代表。

我考察嵩阳书院典籍，认为“新儒学”（理学）的基本内涵有五：

一是以探讨道体和性命为核心。道体指自然与社会现象背后之根本本体。无论本体内在或外在，皆与人之本性相联。

二是以“穷理”为精髓。“穷理”即“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然者而已”，乃追求人性之根源。

三是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存善功夫。凡真、善、美皆属“天理”，凡假、恶、丑皆属“人欲”，讲求立公去私，存理去欲。

四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将“理”之普遍原则与人之道德伦理规范沟通，将现实制度理想化，以求长治久安。

五是以“为圣”为目的。通过“为学”“修德”达至圣贤境界。

试想，“新儒学”如此完整的新理念和思想教育体系，焉能不获统治者与知识分子尊崇？

书院嵩阳景最清 石幢犹记故宫名——张国臣向原国家主席李先念夫人林佳媚（前排左四）等讲解嵩阳书院文化（1993年）

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程门立雪”故事即发生于嵩阳书院。那时，游酢、杨时二人先师从程颢，程颢逝后，彼时年逾四十且已中进士，仍求学不辍，拜程颢之弟程颐为师。一日，游、杨至嵩阳书院程颐门前，见先生闭目养神，静坐假寐。二人不敢惊扰，亦不便告退，遂静立门外等候。天降大雪，愈下愈急，二人冒雪恭候。良久，程颐方如梦初醒，见门外雪中立者，故作惊讶道：“啊，贤辈犹在此乎？”此时，院内积雪已深逾一尺。

嵩阳书院“程门立雪”的故事可见儒教“尊师重道”学风。少林寺亦有相近的佛教故事，名“断臂立雪”。二祖慧可立雪乃效达摩面壁静悟之功。慧可入静至深，故达摩传其衣钵，收为弟子。程颢、程颐亦讲求静坐、静修、静默功夫。二程研圣王之学，自视为儒教道统中兴大师，故特重学生“静敬”功夫。游、杨二人门外侍立，程颐早已知晓，仍佯装不知，实为考验其是否领悟静敬之道。因二人有“静敬”之诚，故得留馆受教。由此可见，在嵩山少林地区，儒、佛、道之间亦互为沟通，相互借鉴，以求创新发展。

在世界宗教发展史上，绝大多数宗教互相排斥对立，甚而兵戎相见；即便同一宗教内不同教派，亦常相互残杀。欧洲中世纪十字军东征、当代中东战争、持续巴以冲突，皆与宗教问题有深浅关联。嵩山佛、儒、道三家总体和平共处，实乃中华民族海纳百川文化包容精神之体现。此何等伟大！

暑假的一天，上午八点，披着晨曦，我和同学们再到登封一中王太平老师办公室。在老师指导下，我们这群充满活力的同窗好友对“嵩山精神之魂”进行热烈讨论，争辩声、欢笑声回荡在办公室与校园之间。正是这些思想碰撞、视角交融、热情互助，如石入静湖，激荡起创新涟漪。王老师的简陋书桌铺满嵩山笔记与草图，他沾满粉笔灰的手指兴奋地在图纸上比画着，眼中跳跃着发现与思考的火焰。茶杯热气袅袅，难掩其脸上对嵩山文化真挚的热爱与探索的激情。他认为“博大、和谐、创新”六字总结科学全面，实乃中岳嵩山精神之魂：“博大”，彰显嵩山文化地理山势之状；“和谐”，蕴含嵩山文化哲学理论之魂；“创新”则体现嵩山文化发展之法，三者互为依存，相互作用，构成了完整的精神体系。数千年来，嵩山文化“创新”血脉从未断绝，在“博大”根基与“和谐”氛围中，由一代代怀揣敬畏与热忱者，不断注入新理解、新发现、新表达。嵩山文化薪火相传之过程本身，即为最伟大之创新！

那个暑假，嵩山于我，不再仅是故乡山峦。它是一部以天地为纸、时光为墨、万物生灵为笔共同写就的哲学巨著。其“博大”，在于时空浩瀚与历史层累，令人心生敬畏，明个体于宇宙长河之位；其“和谐”，在于海纳百川之胸襟与和而不同之共生智慧，如石淙流水，容纳万籁，终成和谐乐章；其“创新”，乃深厚传统根基上永不枯竭之探索精神与生生不息之活力传承，如少林功夫代代精进，似嵩阳书院弦歌不辍。此“博大、和谐、创新”之精神，早已融入嵩山每一块岩石、每一缕清风、每一段故事，亦必将滋养每一位走近它、理解它的青年心灵，成为我们面对世界、开创未来的坚实支撑与不竭源泉。

仰望嵩岳，晨光熹微，亘古智慧仿佛低语：唯有扎根深厚，心怀广博，方能枝繁叶茂，生生不息。

2025年8月21日定稿于绿城“求阙斋”

张国臣简介

张国臣，博士，1956年生于中岳嵩山南麓的登封宣化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大学武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登封一中1973届校友，1977年以全县第一名考入河南大学中文系。曾任《河南大学报》编辑部主任、郑州晚报社社长、郑州市委办公室主任、河南省委政研室副主任、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省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省检察官文联主席，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司委主任等职，是中共河南省八届、九届省委委员，省十一届、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工作之余，笔耕不辍，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创新，陆续在《人民日报》等国家级报刊发表论文100余篇；撰写10集《嵩山》文学脚本，中央电视台拍摄连播；出版“嵩山的流泉”丛书和《嵩岳烽火》等文化专著40余部；开创“中国少林文化学”，作品获郑州市政府“发展旅游特别贡献奖”“中南18省优秀图书奖”“首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优秀奖”；出版《中国检察文化发展暨管理模式研究》等法学著作6部，连获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亚洲财富论坛第四届（中国）年会授予其“亚洲影响力人物”称号。

（作者 张国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