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主持开掘殷墟，不仅出土十数万件甲骨文，令世界震惊，还出土一青铜方鼎，它高133厘米，重832.84公斤。文物贩子得知，要买，抬不动，用钢锯锯了两个小时，掉下一丝粉未儿，只好作罢。李济到台湾，最后一部著作名《安阳》，伟大的考古学家乡愁如此浓烈。

这尊巨鼎是商王为祭祀母亲而铸，叫后母戊鼎，郭沫若将后字写成了司字，直到1959年才改司为后。1983年，安阳列为中国第七大古都，安阳请后母戊鼎回家，来了，巨鼎装在巨大的玻璃盒子里，四名武警持枪守护，绕城一周，即上专列回北京。

1974年，郑州市各街道都在挖防空洞，杜岭街也不例外，挖洞人挖到一个硬东西，又挖出一个，几个人下力气抬出来，是大小两个鼎，却毁掉了牛向方家屋墙和大立柜。不久，他们装车拉到省考古所(当时在人民路农展馆后改博物馆)办公，接待者叫杨育彬，他是北京大学考古糸研究生，他先吃一惊，后又兴奋地说：商代的!按考古贯例，以出土地点命名，所以叫杜岭方鼎。一号：高1米，重86.4千克。方形、深腹，双耳四足，腹上部饰兽面纹，两则下部饰乳丁纹，形体质扑庄重，二号：高87 厘米，重64.25千克。2000年12月，我采访著名考古学家安金槐时，他说三角公园做青铜鼎模型，叫我去验收，我说错了：你们用的是安阳的后母戊鼎，打掉！换上郑州的杜岭方鼎。

2019年3月26日，《大河报》《我眼中的郑州“古都重宝”》一栏：杜岭方鼎，商代早期的青铜器，一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另一件藏于河南博物院，是其“九大镇院之宝之一”。

说到郑州，不能越过的一件文物就是杜岭方鼎，它是目前人类所能认知的年代最早、体量最大、铸造最为完美、保存最为完整的国之重器。这尊鼎不只是早商的一件青铜器物，更是于人类的青铜时代所创造的第一座青铜文明纪念碑，是郑州的文化符号与胎记。它为郑州列入中国第八大古都，提供了3600年前的青铜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