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是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笔者参访了深圳国贸大厦，这里是特区的起点，曾创下3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

易简财经拍摄

1992年1月20日，邓小平登顶国贸大厦旋转餐厅，俯瞰深圳8年巨变，发表南巡讲话，确立市场经济方向。旋转餐厅由此更名“邓公厅”，成为改革圣地。

易简财经拍摄

深圳成立45年来，沧桑变化，一跃成为科技创新先锋城市，折射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气象万千，深圳为什么这么成功？深圳做对了什么？讲一下我的观察。

2009年时，我在广东卫视做记者，每个月都去深圳，那时我主要是报道家电产业，TCL是线上的一个重点企业。当时电视有一波技术革命，要从显像管电视升级到平板电视，技术革命有两个方向，等离子和液晶。从技术角度来讲，等离子优于液晶，长虹当时就选择了做等离子。

当时深圳市政府拿出一块26万平方米的地，也想让TCL做等离子，领导还组织了开了个论证会，请了很多专家，专家都说应该上等离子，领导基本都拍板了。

最后TCL给领导汇报，不想做等离子想做液晶，因为等离子的玩家少，产业生态封闭。最后领导沉默了好久说，那就听企业的，因为政府仅仅是资源提供方。真正市场主体是企业，所以企业上什么政府就支持什么。

于是，政府改为支持TCL干液晶，第一期计划投资245亿，当时是深圳建市以来的最大投资。深圳和TCL各出了50亿，银行财团出了83亿。09年TCL利润才1.5亿元，拿不出50亿，只好到A股定增。李东生说，增发公告后无人问津，到处磕头求人定增，最后自己借钱买股，把持有的20亿TCL股票质押了，还把自己个人房产也押了，他还给高管说：“失败我跳楼，你们另谋出路”。

2011年，华星光电投产，没做等离子，做了液晶面板。从现在回望那时，这个当时深圳最大的投资项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所以说，深圳科技产业的成功是一个伟大的集体工程，是有为政府、优秀企业家与聪明资本，三要素的完美匹配。

在产业早期政府很重要，因为只有政府才能调动资本，激励企业家。但真正做决策时，深圳政府又让位给了企业家，因为企业家才是真正担风险的人。深圳政府这种敢闯敢干，还勇于让位，才是真正的有为政府。

任正非说，华为28年只对着一个“城墙口”冲锋，密集炮火，饱和攻击。王传福十年磨一剑造出刀片电池，全世界第一个停产燃油车只干电动车。

这些长期极端专注的背后，固然是有深圳企业家的高瞻远瞩，但也有有为政府的稳定支持，有为又不乱为，塑造了一个确定的环境制度。

创新不单只是规划出来的，也是稳定生态培育出来的。当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家的心理安全感，当政府提供十年如一日的稳定保障，“对准一个城墙口饱和攻击”就成了深圳企业家的集体选择。

深圳特区建立45周年了，深圳精神就像个火炬，燃烧的还是那么热烈，这个火炬激励从五湖四海奔赴深圳的人，也激励着新一代敢闯敢干的人。

易简财经拍摄

从产业赛道选择到城市空间营造，深圳始终透着“立足长远”的清醒，不贪一时之功，而是把长远发展的考量，融进每一次创新突破、每一项环保实践里。

世界上能创新，而又能坚持的人只有极少数，一家几万人的大公司可能只有几十个人，深圳总是能找到这样的人，或者说激励出这样的人，这恐怕就是深圳真正做对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