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少帅》第三集中，有段张作霖与儿子张学良的对话：

张作霖：男人吗，江湖上有点荒唐事是可以理解的！

张学良：你能不能不把你的江湖老跟我扯到一块儿啊！

张作霖：那你知道江湖是什么吗？

张学良：我不想知道。

张作霖：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

刘再复在回忆钱锺书的文章中写道：“他比我更了解人情世故，更知道路途坎坷。”

1980年12月，钱锺书在为杨绛《干校六记》写的小引里“夫子自道”：“（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

“风里孤蓬不自由，住应无益况难留。”（钱锺书《代拟无题七首其一》）历经运动磨难，无数次的“被侮辱与被伤害”，深知道心之微、人心之暗，洞悉人性复杂，人之恶、人之毒、人之险——“看不得别人好，看不得别人比自己高明，是没有容人之心”（王家卫《一代宗师》台词），钱锺书早已被时代风云抹去棱角，干什么都小心翼翼，锦衣夜行，连说话都三缄其口，以“默”求“存”。

钱锺书曾自作联句“凋疏亲故添情重，落寞声名免谤增”。杨绛的辩护是“能和锺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锺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我们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74页）

一、劝诫

李慎之与钱锺书是同乡，有世谊，他比钱锺书小13岁，常“倚小卖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一书中收录了李慎之写给杨绛的三通信，其中一封：

杨先生:

最近有一位老朋友给我寄来《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短文，讲钱先生为“□□诗词选”作序的事的，他同时给我一信，对此颇有微词，奉上一阅。

□□的人品确实不好，不知他如何能争取到钱先生为他写序的。我意此信不必让钱先生知道，但编《全集》时似可把“□□诗词选”的序言抽掉，祗候尊裁。

李慎之97.3.5

此处的□□，是指原外交部副部长、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香港版《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并未为尊者讳，也是直道其名。《周南诗词选》先由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精装本定价128港币，平装本定价98港币；后由齐鲁书社1997年出版平装本，赵朴初题写书名并代序，饶宗颐作序，钱锺书作跋。

此信确如《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编者吴学昭所言，“荷载着文化的信息、历史的证据和人间情义”。

钱锺书其实为周南写的并不是李慎之信中所言“作序的事”，而是作于文末的跋。

“序”是介绍评述一部著作或一篇文章的“引言”，“跋”则是题于书籍、文章、金石拓片后面的“补记”。就分量而言，当然“序”更重一些，历代经典如《兰亭集序》《滕王阁序》《送东阳马生序》等；而“跋”耳熟能详者并不多，名篇佳作更是乏善，以我有限的视野，也就赵孟頫《定武兰亭十三跋》“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黄山谷《题苏轼寒食帖跋》“他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在书林墨苑，佳话流转，倘若跳出书坛，知之者鲜矣。

论学界名气和业界影响，钱锺书远比代序的赵朴初、作序的饶宗颐“更上一层楼”。由此推测，钱锺书所作《<周南诗词选>跋》有可能也是出于面子“推不掉、辞不了”，索性写篇跋文，交差完事。

跋文带标题、落款也就263字，全文如下：

《周南诗词选》跋

一九七九年暮春，予随社会科学院同人访美。经纽约，始于宾筵与君相晤，不介自亲。寒暄语了，君即谈诗。征引古人名章佳句，如瓶泻水。余大惊失喜。晚清洋务中名辈如郭筠仙、曾劼刚，皆文质相宣，劼刚以七言律阐释二十四诗品，尤工语言，善引申，不意君竟继踵接武也。以后书问无虚岁，常以所作篇什相示。君寻返国，任外部要职，公余枉过，亦必论诗。君折冲樽俎而复敷陈翰藻，“余事作诗人”云乎哉!多才兼擅尔。近编新旧篇什为一集，示余俾先睹之。君犯难历险，雄心壮业，老病如我，亦殊有“闻鸡起舞”之概。孙子荆云:“其人磊砢而英多”。识君者读此集，必曰:“其人信如其诗”；不识君者读此集，必曰:“其诗足见其人”。率题数语于卷尾，质诸识曲听真者。

一九九五年

颇为有意思的是，中华读书报2020年11月20日刊出署名田奕和崔昌喜的专访《“送我还劳过虎溪”——周南老谈钱锺书》，文中所展示的钱锺书跋的手稿复印件，用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信笺，从右往左，硬笔、竖写、繁体，日期赫然为“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不知何故，公开出版之后，香港版和内地版日期都统一改为了“一九九五年”。

至于李慎之给杨绛信中提到的这位“老朋友”是何许人也，我请教了几位研究钱锺书的专家学者，至今尚不可考，姑且搁置。

这位“老朋友”在给李慎之的信中说：

“钱锺书先生为□□诗词集作跋，此文前在《羊晚》见之，当是去年十二月间事。然报纸一过年，图书馆即扫库皮藏，无法再睹。今只见《人民》（《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另一文提及钱先生作跋事，以此相寄，聊知简况。嗟夫，士固不能无酬应，学人更不能丝毫不为呓惋。然以扇蔽尘，亦有多方，岂必如潘安仁望尘作礼也，况忆跋中且以曾劫侯辈方之，益不伦矣。剑南晚交侯胄，士咸惜之（今世有为胄平反者，此另议）。如之何得以葆管锥挺立之风欤？”

按照钱锺书一向专注于“谈艺之公论”——“虽即君臣父子之谊，亦无加恩推爱之例”的标准，《周南诗词选》远未到达其跋语中所言：“征引古人名章佳句，如瓶泻水。余大惊失喜。晚清洋务中名辈如郭筠仙、曾劼刚，皆文质相宣，劼刚以七言律阐释二十四诗品，尤工语言，善引申，不意君竟继踵接武也。”

夏志清谈到钱锺书写的信，也说其“太捧人了”，“客气得一塌糊涂”，“往往还会留下‘容当细读’这样意味深长的词语。故而他的这些礼节文字，都是当不得真的”，“信中高誉，未必是钱老真话，只是他的善意”。

人在江湖，谁还没有个亲朋好友、三五知己。人非草木，基本的人情世故和交游酬应还是要有的。

所以，杨绛并没有听李慎之的话“编《全集》时似可把《口口诗词选》的序言抽掉，祗候尊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钱锺书集》完整地收录了钱锺书给《周南诗词集》所作的这篇跋文。

王元化在《王元化谈话录1986-2008》直言不讳“他的狂妄我很不赞成……”（吴琦幸《王元化谈话录1986-2008》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但就是这么个狂人，也未能免俗地“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歌功颂德不留余地——“虽颂皆刺”也！“管锥挺立之风”亦难永葆矣。

二、 唾玉

天下英雄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

江湖，不是有江有湖的地方；江湖，而是有人的地方。

处世无非人心，谋局无非人性。

钱锺书给人写序、作跋、题签者也不在少数，有些是其主动为之，有些也是被动使然。

上世纪80年代，钱锺书曾给钟叔河写信：“弟素不肯为人作序，世所共知，兹特为兄破例，聊示微意。”这是钱锺书一生唯一一次主动为人作序，他“特为破例”的是为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一书作序，他在序中也不吝溢美：

“我首次看见《读书》里钟叔河同志为《走向世界丛书》写的文章，就感到惊喜，也忆起旧事……叔河同志正确地识别了这部分史料的重要，唤起了读者的注意，而且采访发掘，找到了极有价值而久被湮没的著作，辑成《走向世界丛书》，给研究者以便利。这是很大的劳绩。李一氓同志和我谈起《走向世界丛书》的序文，表示赞许；晚清文献也属于一氓同志的博学的范围，他的意见非同泛泛。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素有研究的李侃同志也很重视叔河同志的文章和他为湖南人民出版社所制订的规划。我相信，由于他们两位的鼓励，叔河同志虽然工作条件不很顺利，身体情况更为恶劣，而搜辑、校订，一篇篇写出有分量的序立（就是收集在这本书里的文章），不过三年，就大功告成了……”（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5月第一版）

20年后，杨绛也为钟叔河《念楼学短》作序，还是手写体：

“反正我实事求是， 只为这部合集说几句恰如其分的话。《念楼学短》合集，选题好，翻译的白话好，注释好，批语好，读了能增广学识，读来又趣味无穷。不信，只要试读一篇两篇，就知此言不虚。”

钱锺书对横跨现当代的海上散文大家黄裳也是颇为嘉许，甚至激赏于其“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

“比见《人民日报》及读书杂志中大作，均隽妙迥异凡响。忆蔬堂李翁晚岁识君，驰书相告，喜心翻倒，老辈爱才，亦佳话也。题目仰观俯拾，在在都是。所谓宇宙之大，蝇虱之微……”（黄裳《故人书简》第160页）

“报刊上每读高文，隽永如谏果苦茗，而穿穴载籍，俯拾即是，着手成春。东坡称退之所谓云锦裳也，黄裳云乎哉。”（黄裳《故人书简》第164页）

“每于刊物中睹大作，病眼为明，有一篇跳出之感。兄虽考订之文，亦化堆垛为烟云。时贤小品，抒情写景，终作握拳透爪、戴石臼跳舞之态。瓯北诗云：'此事原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信然。”（黄裳《故人书简》第172-173页）

“臭味同岑真石友，诗篇织锦妙机工。”（钱锺书《周振甫和烽怀韵、再用韵奉答、君时为余勘》），钱锺书从题材、笔法、风格、师承、用典、考辨、转引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多角度对黄裳散文做了金圣叹式的精炼点评，颂曰“俪白妃青从检点，咳珠唾玉定纷纷”（民国林学衡《新猛近稍习词章》句）

1950年春，钱锺书还为黄裳写下妙联“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艺林散叶”一时推为“士林佳话”。上联指热衷于版本收藏的黄裳，终于在北京琉璃厂书肆觅得“小黄书”《痴婆子传》抄本；下联指其暗恋爱慕黄宗英的风流逸事。

世事沧桑，白云苍狗。直到1979年9月，钱锺书才又写信给黄裳，两人暌违已三十年矣。钱锺书在信中说：

“年光逝水，世故惊涛。海上故人，零落可屈指。而酌古斟今，雅人深致，首数贤者与陈君西禾。契阔参商，如之何勿思。”（黄裳：《故人书简》，第168页）

1984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拟出版刘再复的散文诗集《洁白的灯心草》，他拟请钱锺书题写书名，就写了一封短信并附上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太阳·土地·人》散文诗集。

三天后，他就收到了钱锺书的回信和题签：

再复同志：

    来书敬悉。尊集重翻一过，如“他乡遇故知”，醰醰有味。恶书题签，深恐佛头着秽，然不敢违命，写就如别纸呈裁。匆布，即颂

    日祺

     钱锺书上二十日

谁都有个远近亲疏，再坚硬的石头以柔弱之水久而克之，亦能穿孔。从另一种意义上说，钱锺书可能更懂人情世故，更谙人性之秘，更明人心所向。

三、做作

范旭仑曾出过一本《钱锺书的性格》（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版），里面谈到钱锺书，说其是“明知世故而不愿世故”。

写杂文的刘征曾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真正的圆滑，示人以棱角。”

金克木曾在私底下认为钱锺书“太做作，是个俗人”（扬之水《读书十年》，中华书局，2011年，95页）

1955年，天津老诗人卢弼（1876-1967，字慎之）写信给钱锺书，要他为其《慎园诗集》写序，但不料序成后却引起一场争论。原因在于钱序在高度评价卢诗的同时，却对其湖北同乡诗人樊增祥、左绍佐、周树模、陈曾寿颇多疵议，卢弼友人金钺因之批评钱锺书：“乃不嫌悉抑并世之人，藉与独扬作者，且不止于抑，直一一诋讥之。则其扬也，其果为‘修词立诚’也否耶？恐读者亦将有所致疑也。向读此君著作，其浩博至可钦，而锋芒殊足畏……为人作序，亦用此法，似欠含蕴，殆由积习使然欤？”

于是，卢弼又写信给钱锺书请他修改一下序言：“窃以大笔溢美之辞，遂启下走怀惭之念……楚中三老，流誉京华，属在后进，曷敢辕轹乡贤。任先(陈曾寿)同学，伊吕伯仲，地丑德齐，互相割据。左右臧否人物，自有权衡，惟序于拙集中，辞气之间，似宜斟酌，无令阅者疑讶。如承修饰，益臻完璧，冒昧陈辞，伏希谅恕。”

然而，钱锺书回信，仍然坚持自己的评判标准和学术立场，一字不改：

“慎之诗老吟几：前奉手教，正思作报，又获赐书，益佩长者之古心谦德。拙序属词甚拙陋，然命意似尚无大过，文章千古事，若以年辈名位迂回袒护，汉庭老吏，当不尔也。司空表圣之诗曰：‘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唐子西之诗曰：‘诗律伤严似寡恩。’严武之于杜甫，府主也，而篇什只附骥尾以传。鲁直之于无己，宗师也，而后山昌言曰：‘人言我语胜黄语。’虽即君臣父子之谊，亦无加恩推爱之例。故杜审言、黄亚夫，终不得为大家。而《乐全堂十集》，未尝与王、朱、袁、赵之作，等类齐称。虽然，公自尽念旧之私情，晚则明谈艺之公论，固可并行不悖耳。和邵诸联，典丽之至，鄙言樊山不能专美，此即征验，公既逊让未遑，而复录尔许佳句相示，岂非逃影而走日中乎?一笑……”

执拗得有点可爱，迂腐得有点好笑。书呆、书袋，此信可立此存照也。

钱锺书亦不把皇帝老儿放在眼里，他甚至拿“记录封建皇帝的言行录”的“起居注”来戏谑，称自己写的日记也为“起居注”。

范旭仑《钱锺书日记〈起居注〉中的钱杨之恋》一文中，对恋爱中的钱锺书有较为详细的钩沉，还原了钱锺书“是人不是神”的“标准照”——

1934年1月16日日记云：“访季，短发齐眉，仍还旧观，痴黠不可名言。”

1934年2月6日日记云：“与觐虞同车赴苏，访季话别。弦弹录别，花赠将离。梦绕梨云，泪零兰露。虽皆知言面在即，而各有忽忽作恶之怀，惘惘可怜之色。旋复哂彼此之情痴，破涕为笑也。季将于八日夜午时行。风霜勿厉，中我玉人！”

钱锺书曾作诗即名为《赠绛》：“卷袖围裙为口忙，朝朝洗手作羹汤。忧卿烟火熏颜色，欲觅仙人辟谷方。”诗人辛迪揶揄其有“誉妻癖”，于此信然。

有人看完《围城》后，觉得被钱锺书的“婚姻围城论”欺骗，就跑去问钱锺书：“你和杨绛一辈子那么幸福，为什么还能写出《围城》这样的作品呢？”

钱锺书笑怼：“难道吴承恩写出《西游记》，是真的去过西天取经吗？”

张杰（1911-1974，字挺生）是钱锺书在光华大学任教时的同事，并引之为“良伴”。1933年12月10日，钱锺书在日记中评价其文章：“挺生极好学，而不善文词，蹇吃勿达意。每作书致尊亲，惨淡经营，废纸成堆，良久脱稿，佶屈钩棘，好为翻腾跌荡，且夫然而，之乎者也，狼藉满纸，莫辨命意所在。式圭较通顺，而生硬槎枒，如露筋祠中偶象，如博物院中骸骨，亟宜精进，毋使人笑大人门下有未达之弟子也。”

钱锺书也并非完全不苟言笑，有时也会拿他人调侃一番。曹觐虞（1911-1990）是钱锺书的好友，1934年1月16日日记即记载了拜访好友的经过：“访觐虞谈，渠与宪良，如蛾眉之斗尹邢，以予有贺年柬致宪良，有妬意，复以车中曾请季一饭，有德色。余谓之曰：‘清华同学中，人皆知为通而实通者，鄙人也；人不知为通而真通者，足下也。此外诸君，皆汪中所云‘读书数年，可几于不通’者也。其勿妄自菲薄！张石洲云：‘驽马自应勤十驾，良朋相与志千秋。’愿与足下共勉。鄙人好名，足下好货，此又相得益彰，为骖之靳者也。’”渠乃色然喜，忻然笑，阳满于大宅。”

“息念无如撄物何，一波才动引千波。试量方寸玲珑地，饾饤悲欢贮几多。”（钱锺书《观心》）文人情感丰富，亦多愁善感，有时还会“为赋新词强说愁”。

1940年，钱锺书在湘西蓝天教书，是时穷愁无聊，遂作《愁》以遣闷耳：“愁挟诗来为护持，生知愁是赋诗资。有愁宁可无诗好，我愿无愁不作诗。”

尼采曾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说都是“痛苦使然”。钱锺书在《管锥编》里亦曾有论：“语好词工乃愁基穷本。”（钱锺书《管锥编》商务印书馆第三册938页）1980年，钱锺书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教授恳谈会上的演讲即名为《诗可以怨》，后收录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钱锺书散文》集中，“一生失意之诗，千古得意之句”（顾嗣立《寒厅诗话》）。

四、力藏

在外人看来，钱锺书难打交道、不近人情，甚而至于到了“人神共愤”的程度。

有一年钱锺书生日，有位读者得知《人民日报》的杂文家舒展先生要去钱家祝贺，遂请求舒展带他一起去祝寿。敲开门后，面对手捧鲜花的这位不速之客，钱锺书的脸立刻拉了下来，不客气地说：“我过一天少一天，有什么好祝贺的，回去吧！”

上世纪80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特邀钱锺书去讲学，每周只需讲40分钟，一共只讲12次，酬金16万美元；而且食宿全包，可带夫人同往。依然被他决然拒绝。

他谢绝所有新闻媒体的采访，即便是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国字一号”，他也照样黑脸坚辞。《东方之子》栏目的记者曾千方百计想冲破防线，最后还是不无遗憾地对全国观众宣告：钱锺书先生坚决不接受采访，我们只能尊重他的意见。

1991年，全国18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钱锺书为首批当选36人之一，酬金优厚，可谓名利双收。但他不愿参与其中，笑对前来邀请的人：“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难道还迷信钱吗？”

有一年春节，一位权威人士登门拜访。大过年的，钱家四口人各占一个角落埋头看书。听到有人敲门，钱锺书就去开门。来人一边说着“春节好”的吉祥话，一边就要跨步进门。没想到钱锺书只露出一个门缝，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就把对方拒之门外。

曾经有一名外国记者，到中国只有两个目的：第一是看万里长城，第二是拜访钱锺书。外国记者想方设法终于联系上了钱锺书，然而他却一口回绝：“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个下蛋的鸡呢？”

钱锺书不喜欢见人，不喜欢社交，不愿参加任何会议。，他是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但他从未参加过作协召开的任何会议；有许多研究学会要聘请他担任顾问、委员等，他均一概婉拒。晚年更是深居简出，杜门谢客，以“老朽”云乎哉。

非常时期，某诗人乞钱锺书在联名信中署名。其一向不问政治，不随流俗，不趁热闹，遽尔坚辞。钱锺书还因而深受领导赞赏，授之以全国政协常委。王岷源在给“默存学长兄”的信中说：“固非兄之所望，兄亦绝不会在乎一政协常委，想来是盛意难违，只好奉命参政耳。”（吴学昭《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第215页，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

刘再复担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之后不久，受所里年青朋友委托，请求钱锺书和所里的研究生见一次面。钱锺书敬谢不敏，刘再复回忆说：“他让我有机会应告诉年轻朋友，万万不要迷信任何人，最要紧的是自己下功夫做好研究，不要追求不实之名。”（《刘再复眼中的钱锺书，不要别人迷信他》2014-06-04 澎湃新闻）

1987年，文化部下面的一家出版社要办期刊《钱锺书研究》，邀请刘再复担纲编委。刘再复看名单上还有郑朝宗、舒展等好友，就答应了。过了些时候，刘再复就接到了钱锺书的电话，说有急事，请马上到家里。一到他家，钱锺书就开门见山地批评刘再复说：“你也当什么《钱锺书研究》的编委?你也瞎参乎？没有这个刊物，我还能坐得住，这个刊物一办，我就不得安生了。”

钱锺书一向低调，“I strove with none，for none was worth my strife”（我从不与人争，与谁争我都不屑。英国诗人W.S. Landor《生与死》，杨绛译），宋淇在1980年1月28日给他的一封信里说“忽闻大驾出国‘表演’，心中的高兴不言可知”。故其也想搭下顺风车，邀请钱锺书到新亚学院“钱穆讲座”——“一露身手，必可有空前绝后之盛况”。

钱锺书5天后即复书：“承兄邀请，真正‘受宠若惊’……至于讲学，已无兴致，亦无能力。去夏以来，美国三四所大学皆相邀请，我都婉言致谢……今年欧洲有几个国际会议，亦决定不去。七十老翁，不宜走江湖卖膏药了！另请高贤，盛情只有感激而已。”（吴学昭《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第51页）

即便是女儿钱瑗出去讲学访问，钱锺书也告诫再三，“不得在外‘招摇撞骗’”。

宋淇与钱锺书、杨绛贤伉俪虽颇友善，亦知二位“大先生”为酬应所累，“退鬼有符，避人无术”，绝少叨扰。即便实在捱不过推介同事陈方正博士造府拜望，亦会提前修书，以告缘由，唯恐烦渎二位清神。

1983年11月22日，钱锺书致函宋淇大吐苦水：

“弟去夏挂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不相识人来函求推荐、作序、题词之类，日必五六，虽多搁置不理，而中有年老境困、其情可悯者，不得不稍效棉薄，并作复书。”

为此，宋淇想出“逐客书”一计，并向钱锺书建议“先生写好一封信，对外间一切要求均加婉却，上边的称呼空出待填，最后签名下是否可留一点空白以及盖印以示隆重”。

钱锺书以为不妥，清醒谢绝：“倘以印就form（样式）作‘逐客书’，必召闹挑衅，且流传成为话柄，由话柄而成为把柄。畏首畏尾，兄当笑我为moral coward（满口道理的懦夫）也。”（宋以朗《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花城出版社）

“气犹埋剑出，身自善力藏。”（钱锺书《斯世》）钱锺书在给夏志清的信中说：“七十老翁，夜行宜止，宁作坐山虎，不为山林狼。”他的书桌上堆满了各国的邀请函，外甥女曾问：“舅舅，难道你就从不考虑。”他答：“法国总统密特朗的邀请我都没答应，还会答应其他人？”(魏邦良《钱锺书的谦逊》)

我的一个搞收藏的朋友，几年前曾拍到一通钱锺书1986年写给国学大师柳诒徵长孙柳曾符的一封信，信中说：

“弟为物务所苦，四年来自约三章：一为不参加纪念会及撰应景诗文，远近征求均谢不敏。既以逸老，亦便藏拙。例如十月敝乡将举行先叔父纪念会，弟辞不赴，并无文字。知我罪我，亦犹‘梵志翻著袜’也。窃谓翼翁道德文章卓然不朽，末学小生辈浮词盲赞，为足添重，反堕俗趣！蔽固之见难合时宜，敬乞谅宥。佳笺璧还，即颂秋安。弟锺书上，九月四日”

上世纪90年代初，《围城》电视剧在央视一套播出，引发万人空巷，争睹为快。之后引发“钱锺书热”连锁反应，好邻居漫画家华君武深知钱锺书不堪困扰，立即创作一幅题为《先生耐寒不耐热》的漫画，为其解围：画中一位戴眼镜的老先生坐在浴缸中作痛苦状，四周蒸汽氤氲，头上四把分别标注“钱”“锺”“书”“热”的烫水壶仍不断往浴缸里加热水。

2000年，享有“名人堂”之誉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准备将钱锺书先生纳入其中。此时他已去世近两年，杨绛果断拒绝：“锺书说过，他不愿进中国现代文学馆，也不想置身大师之林。”

五、狂狷

鲁迅《集外集·序言》曾对狂狷之人有过十六字的点睛之笔：“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

李长之在《产生批评文学的条件》中说：“批评是反奴性的。凡是屈服于权威，屈服于时代，屈服于欲望(例如虚荣和金钱)，屈服于舆论，屈服于传说，屈服于多数，屈服于偏见成见（不论是得自他人，或自己创造），这都是奴性，这都是反批评的。千篇一律的文章，应景的文章，其中决不能有批评精神。”（《李长之文集》第三卷，155页）

法国思想家雅克·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一文中也为狂狷正名：“给疯狂发言权”。

法国《世界报》称钱锺书是“一位中国伟大的思想家”，称其“为权力服务，但拒绝阿谀奉承”。《钱锺书日记》1933年11月5日载：“阅《复堂日记补录》、《续录》一过。《补录》卷一乃同治时避地闽中所作，少年气盛，好为大言（如云：‘符雪樵比黄仲则’，‘韩愈创叫嚣之文’，‘秀水朱氏之考证、海宁查氏之诗，吾可折棰使之’，‘朱子毕世未尝通经’等等）。多所击排而漫无根据，徒持门户……”

“少年气盛，好为大言”，这是钱锺书冠于谭献的帽子，揽镜自照，移诸自身，莫不恰如。

蒲梁（蒲良）是钱锺书的无锡同乡，1930年考入光华大学，常请钱锺书润色文字，以便博得老师钱基博的赏识。这点“小心思”怎能瞒得住钱锺书，其1933年12月25日日记云：“浦梁复以作文请改，此人龟形猴面，贪鄙好色，虽事余甚敬，其意盖欲余常为润色作文，以求赏于大人耳，渠在大人专籍研究班上。”

看透不说透，还是好朋友。钱锺书如此揭短乃至不近人情，睥睨同乡甚至人身攻击，无异于修一封“绝交书”也。

“海内文章孰定评，观书月眼子能明。年来渐似欧阳九，不畏先生怯后生。”（钱锺书《答悌芬》）话说多了，难免有漏洞，其父钱基博深远忧虑，祈冀其“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易·系辞》句）他在给钱锺书的一封信中谆谆提醒：“又见汝与张杰书云，孔子是乡绅，陶潜亦折腰。看似名隽，其实轻薄！在儿一团高兴，在我殊以为戚！”（钱基博《谕儿锺书札两通》，《光华大学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1932年12月）

1933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告知即将毕业的钱锺书，其将再次被清华破格录取，留校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可钱锺书并不领情，甚至流出“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这样的蜚语。

1938年，钱锺书从欧洲留学归来，西南联大决定破格聘其为外文系正教授。钱锺书对之并不满意，坊间遂甚嚣“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的评语，但杨绛不止一次进行辟谣。

曾经教过钱锺书的吴宓宅心仁厚，因为出身旧家族，倡导“文化保守主义”，他为学生解围说：“Mr．Qian（吴宓对钱锺书的爱称）的狂，并非孔雀亮屏般的个体炫耀，只是文人骨子里的一种高尚的傲慢。”（史冷金《民国那些事儿·禅机篇》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01月）

其实，吴宓颇为器重这位学生。有次上完课，吴宓就问钱锺书：“你认为我的课讲得怎样？”钱锺书头一昂；“不怎么样！您讲的我都知道，希望您以后讲些新的东西。”

辛弃疾《贺新郎》有句云：“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对于同时代从事文学考据者，“皆盲于心”，钱锺书喻之为“故尚不及瞎子之能摸索，只知牵扯堆砌以为博学，穿凿附会以为特识而已”；对于国内讲文艺理论者，他也是嗤之以鼻：“既乏直接欣赏，又无理论知识，死啃第四五手之苏联教条，搬弄似懂非懂之概念名词，不足与辩，亦不可理喻也。”

敢于批评就不惧批评，钱锺书曾坦陈：欢迎批评的人是有力量的人，一是有实力，批不倒；二是有胸怀，经得起。

谢泳曾在旧书摊搜罗到一份材料：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当时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部门，都为会议准备了详细的材料。这份报告中提到的反动教授就有钱锺书。报告说：“反动的：一般是政治历史复杂并一贯散布反动言论。如文学研究所钱锺书在解放前与美国间谍特务李克关系密切，和清华大学所揭发的特务沈学泉关系也密切，曾见过‘蒋匪’并为之翻译《中国之命运》，还在上海美军俱乐部演讲一次……”（谢泳《钱锺书交游考》，九州出版社，2019年01月）

虽然狂狷以至于“反动”，但钱锺书面对暴风雨时依然内心笃定。李慎之在回忆钱锺书的文章中也曾记述道：“有一次，学部猛斗牛鬼蛇神，别的人都被斗得狼狈不堪，唯独钱锺书却顶着活无常式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名字上打有大x的大牌子昂首阔步，从贡院前街走回干面胡同的宿舍里，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既不畏缩，也不惶悚。”李慎之感叹：这只有“有恃于内，无恃于外”的人才能做到。（《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送别钱锺书先生》中国新闻网1999年11月25日）

黄永玉在《比我老的老头》一书中回忆钱锺书，题为《北向之痛》，发表在1999年2月1日《文汇报》“笔会”：详述其与钱锺书的交游，其中写道：

江青让人去请他（钱锺书）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他却告诉来人说：“我不去。”

来人说：“这是江青同志点了名的……”

钱先生仍说：“呵！呵！我不去！哈！”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钱先生这两天身体不舒服……”

“不！不！我身体很好”。（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作家出版社2008年9月1日第一版）

     “与千卷图书为友，留一根肋骨做人”。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丝尊严算是保住了。钱锺书“不识时务”与“非暴力不合作”，于此亦备矣。

六、毒舌

施蛰存评价钱锺书为人：“学问是好的，嘴巴臭。”

钱锺书谈到一些学人，端的口无遮拦，无愧于“民国第一毒舌”的名号，简直就是一个人的“吐槽大会”：某某写的文章不实在，缺乏实事求是之意；某某写的文章翻翻覆覆，常有180度的急转弯，一下子说宋江是个光辉的形象，一下子又说宋江是可耻的叛徒。

钱锺书与陈石遗度岁谈诗而成《石语》一书，书中录有钱锺书对王湘绮、陈弢庵两位的评价：

锺书对曰：“湘绮晚年作品，纯乎打油体。早年《夜雪集》中七言绝句，已不免英雄欺人矣。”“弢庵书终似放脚娘姨，不甚自在。梁武帝评羊欣所谓‘举止羞涩’者有之。”不知尖酸，而致刻薄了。（陈衍石遗说，钱锺书默存记《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01月）

即便梁启超、鲁迅、林纾、张爱玲、沈从文、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大人物”，钱锺书照样“一个都不宽恕”。

1933年12月8日，钱锺书日记载：“偶翻《饮冰室文集附集》。任公之文，通体雅正者极尟。即小品题跋，亦时时有报馆主笔语。所作白话文尤笨重，如《苦痛中的小顽意儿》一篇，正言厉色，滥词恶调。结语云：‘我在伤心时节寻些消遣，我想无论何人也该和我表点同情。’读之而不肌肤起栗者几希。”

他评价林纾的诗是“狗和驴的叫声”，说他的翻译作品是“如同癞蛤蟆一般低劣的生物”；因为李长之身形短小，他私下称之为“蚯蚓”；1933年11月2日日记云：“得公超师书，欲余主干《新月》，即作长复，文采颇佳。师来书云郑西谛、傅东华皆不通，戏名之曰‘杂脍’。余复云：‘此二人一东一西，不是东西，直 kitchen middens 而已。称之曰‘杂脍’，尚见吾师忠厚也’云云。”

对张爱玲，他评其“大节有亏”；对沈从文，讥其“非正途出身”；对王国维，言其“笔若词靡”，“一向不喜欢此人著作”；对陈寅恪，直陈“他实在没必要为柳如是写那么大的书。”

钱锺书在《说上海人》一文中，讽刺林语堂的“新幽默”不过是“降格的旧式幽默”；为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作书评，批评其散文“骨董葛藤酸馅诸病”；讥讽徐志摩如同一个被宠坏的孩童：“从审美和艺术气质上看，徐志摩好像仍处在孩童般天真地享受美好生活的阶段。他主要的忧怨，就如同一个被宠坏的孩童，要么为了吃不够糖果，要么因吃得太多肚子不舒服而闹腾。”

对晚一辈的叶嘉莹，钱锺书也言为心声，直点其要害七寸处：“其引西书，则显未读叔本华原著，遑于其他，其于引T.S.Eliot、Empson，皆近乎扯淡，虽半辈子在美洲，而于西学亦殊浅尝也。”（吴学昭《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第117页）

1982年6月15日，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的胡乔木写了一组四首律诗《有所思》，揖请钱锺书“指点”。钱锺书认真“雕章琢句”，涂改批注很多；有人点出不妥后，他才主动承认“是我没有做到以意逆志而以辞害志了”。

王尔德说：“不真诚是危险的，太真诚是致命的。”口诛笔伐，辛辣若此，可见一斑；口护善业，毋讥他人，阿弥陀佛！

钱锺书还和林徽因做过邻居。两家人都养了一只猫，两只猫经常打架，钱家的猫常处于下风。钱锺书还专门写了一部中篇小说《猫》，书中写道：“打狗要看主人面，打猫要看主妇面。”书里的主妇叫李夫人，风流虚荣，妥妥一朵交际花；书中还写到，李夫人去日本割了双眼皮。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钱锺书这是春秋笔法，指桑骂槐，为猫报公仇，泄一己私愤。

对清华学兄曹葆华的新诗集《落日颂》，钱锺书毫不顾及情面，批得体无完肤。他从风格、修辞、情调、结构、神秘主义内涵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评说，评其为“冲动女人的作风”、“镶金牙的诗”、“有一种说不出的刺眼的俗”、“在青年时代作诗不算什么一回事，不过是一种发身时期的精神排泄”，甚至还用上“文字强奸”这样的狠词——“强制一个字去执行旁一个字的任务”、“文法上不可通”、“道理上不可懂”，足见其纵才使气、放言无忌：“在他的诗里，你看不见珠玑似的耀眼的字句，你听不见唤起你腔子里潜伏着的回响的音乐；他不会搔你心头的痒处，他不能熨帖你灵魂上的创痛﹣﹣他怎样能够呢？可怜的人！他自己的灵魂正呼着痛。这种精神上的按摩（spirit-ual massage)，不是他粗手大脚所能施行的。”（龚刚《风雅变古今》，河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6月，第7页）

读毕《落日颂》，钱锺书“觉得单调”：“几十首诗老是一个不变的情调——英雄失路，才人怨命。”钱锺书说曹葆华这是“薛仁贵月下叹功劳的态度，充满了牢骚，侘傺，愤恨和不肯低头的傲兀”。（ 龚刚《风雅变古今》，河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6月，第16页）

据傅敏回忆：“钱锺书先生还听过一次音乐会。那是在80年代北京的红塔礼堂，傅聪也参加了这次演出。‘前面是海顿的协奏曲，下半场有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钱先生说：‘你们这是对牛弹琴，我听不懂。’然而音乐会结束后，钱先生说：‘领唱的德文唱得不怎么样！’”（沉冰《听傅敏谈钱锺书先生》）

钱锺书在寄给宋淇的信中也提到这次音乐会，可互为印证：“春节前阿聪音乐会末次，弟已十余年不夜出，为之破例。畜牧学者言：向牛弹琴奏乐，可以增加乳量。自惭乃老公牛，对我弹琴，未见成效耳。”

1979年，钱锺书随团赴美访问，座谈会上提到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的老师冯友兰，骂了一大顿，说冯“没有文人骨气，也没有知识分子的节操观念”，又说冯“最不应该的是出卖朋友”，在座的有人反问“冯友兰究竟出卖了哪些朋友？”他却不愿指出姓名。

宗璞在写西南联大的小说《东藏记》里，特地提到一对留洋归来的夫妻学者尤甲仁、姚秋尔进行反击：他们家住刻薄巷，以刻薄人取乐，造谣生事。小说写尤氏夫妇互相吹捧，姚秋尔说：“甲仁在英国说英文，英国人听不出是外国人。有一次演讲，人山人海，窗子都挤破了。”尤甲仁说：“内人的文章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火车上都有人拿着看。”

钱锺书对此看得云淡风轻——文人本相轻，笔墨来伺候。他曾给一个叫马成生的学生写信说：

“人家表扬你，不要很高兴；人家批评你，你也不要很不高兴。你要问自己，你是不是实事求是了，你是不是有充分的科学根据，你要检查自己这一点。你好不好，将来的人还会有评价。”

晚年时，钱锺书也曾灵魂最深处反省自己“多么痛的领悟”：“我年轻不懂事，又喜欢开玩笑，加之同学的鼓动，常常卖弄才情和耍弄小聪明。”

七、 破执

《菜根谭》里有这样一句话：“势利纷华，不近者为洁，近之而不染者尤洁；智械机巧，不知者为高，知之而不用者尤高。”

钱锺书在牛津读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是教过爱新觉罗·溥仪的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曾对钱锺书的论文提出过批评，说是“引用不全，又不是原始出典”。钱锺书原来哪里懂得这些，以后就倍加留心、循序渐进、抉剔爬梳、受用终身了。

1979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钱锺书四卷本《管锥编》，百万言的巨著多是在人心叵测、风潇雨晦、波诡云谲的高压政治环境之下完成的，旁征博引，阐幽发微，“就像拧开自来水龙头一样自然流出来”，但无一篇“文章合为时而著”，无一句“歌诗合为事而作”，无一字“臣心一片磁针石”，他“躲进小楼成一统”，沉浸故纸堆，无一趋时语。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黄国斌曾作“重读《谈艺录》”一文，钱锺书看后“语多溢美，弟读之惭惶，亦老朽尚未丧廉耻之心，尚知惭愧也。”

李慎之曾问过钱锺书，“你又不信佛教，为何对宗门语录如此熟悉？”钱锺书说是为了“破执”——“破我执，破人执，破法执”，“I  never commit myself”!“那得从公参句律，孤灯悬月订痴顽？”（钱锺书《得石遗先生书并示人日思家怀人诗敬简一首》）

柏拉图为人类下定义云：“人者，无羽毛之两足动物也。”但是按照古希腊第欧根尼·拉尔修《古希腊名哲言行录》第六卷第二章所载，偏有人拿着一只拨了毛的鸡向柏拉图去质问。

钱锺书曾写过一篇《一个偏见》，写到：“闹与热，静与冷，都有连带关系；所以在惨的地狱里，太阳也给人以寂寥之感。人声喧杂，冷屋会变成热锅，使人通身烦躁。叔本华《哲学小品》第二百七十八节中说，思想家应当耳聋，大有道理。因为耳朵不聋，必闻声音，声音热闹，头脑就很难保持冷静，思想不会公平，只能把偏见来代替。”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柏林写过一篇小品文《刺猬与狐狸》。他依据古希腊的一则寓言，说狐狸看起来很聪明，知道很多事情，而刺猬看起来很笨，只知道一件大事。在狐狸与刺猬的争斗中，聪明的狐狸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向刺猬进攻，但拙笨的刺猬只是立刻把自己缩起一个圆球，浑身的尖刺指向四面八方，让狐狸无法下口。

以赛亚·柏林从这则寓言中得到启发，并把人划分为两个基础类型：狐狸与刺猬。狐狸同时追求很多目标，把世界当做一个复杂的整体来看待，以赛亚·柏林认为狐狸的思维是“散乱或是扩散的”，在多层次上发展，从来没有使它的思想集中成一个总体理论；而刺猬则把复杂的世界简化成单个有组织的观点，一条基本原则或一个基本理念，发挥统帅作用。不管世界多么复杂，刺猬都会把所有的挑战，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地用一个最简单的看起来又傻傻的办法来解决。它不会尝试用第二种或其他什么办法，搞什么花样。

1984年在修改《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时，钱锺书增加了一段话，借用了以赛亚·柏林“狐狸与刺猬”的理论。他说：“古希腊人说：‘狐狸多才多艺，刺猬只会一件看家本领。’当代一位思想史家把天才分为两个类型，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属于狐狸型，但丁、易卜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属于刺猬型，而托尔斯泰是天生的狐狸，却一心要作刺猬。”（钱锺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钱锺书无疑属于“狐狸型”的学者。李慎之在2003年2月10日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也提到类似的判断：“钱先生曾对我说过，自己不是‘一个成体系的思想家’，我曾对以‘你的各个观点之间，自有逻辑沟通’。”

不带任何政治色彩、不带任何指令的《容安馆札记》，钱锺书写得就比较放得开，臧否古今，直抒胸臆。《札记》卷一第252则第410页载：“盖放翁、诚斋、石湖既殁，大雅不作，易为雄伯，馀子纷纷，要无以易后村、石屏、巨山者矣。三人中后村才最大，学最博；石屏腹笥虽俭，而富于性灵，颇能白战；巨山寄景言情，心眼犹人，唯以组织故事成语见长，略近后村而逊其圆润，盖移作四六法作诗者，好使语助，亦缘是也。”（《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槐聚诗存》里收录一首《阅世》，其中有两句：“对症亦须知换药，出新何术得陈推”。钱锺书在《论快乐》一文中谈到：“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轻松的灵魂可以专注肉体的感觉，来欣赏，来审定。要是你精神不痛快，像将离别时的宴席，随它怎样烹调得好，吃来只是土气息，泥滋味。那时刻的灵魂，仿佛害病的眼怕见阳光，撕去皮的伤口怕接触空气，虽然空气和阳光都是好东西。快乐时的你一定心无愧怍。”

钱锺书曾对社科院的同事说：“我不喜欢《红楼梦》。我也不喜欢《三国演义》。我喜欢《西游记》，喜欢《儒林外史》。”1986年，中央电视台播出25集电视剧《西游记》，钱锺书成了忠实观众，每天追剧，一集不落。他还应《新民晚报》之约写了评论文章《也来聒噪几句》。该文仅数百字，简短精辟，文章署名“中枢”，自是其常用笔名“中书君”的变身。他还非常认真地指出了电视剧第十六集《趣经女儿国》里唐僧对女儿国的女王说“今生无望、留待来世”，抵触了佛教超出轮回的基本原则。（中枢《也来聒噪几句》，《新民晚报》1988年3月18日第六版“夜光杯”）

钱锺书的笔名很多，除了最常用的“中书君”之外，还用过“邱去耳”“全祖援”“梼杌”等，多是其“恃才学而倨傲，拟春香而闹学”之脾性使然。

钱锺书相当抠门，很少送签名本。我看到王水照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钱锺书给他签了一本《宋诗选注》，题跋云：“水照不肯购此书，而力向余索之。余坚不与，至重印时始以自存一册赠之。皆怪吝人也，然而水照尤甚于余矣。一笑。”下盖“槐聚”元珠印章。

我在“孔夫子网”还见到一本号称“绝对孤品”的1958年初版《宋诗选注》，钱锺书赠刘大杰的签名本，扉页有钱氏毛笔题辞：“大杰道长以大作《中国文学史》相遗，余乃邮此奉正。匪敢以雕虫报雕龙，聊志永好耳。槐聚识。己亥仲春”，盖有三方印章分别为“槐聚”“钱锺书印”“默存”。更为“孤品”的是书内还有二十多处钢笔修改的地方。也正因为此，这本签名本价格也就高到有点“独孤求败”的境地，竟然喊到380000元，说不定已经超过这本初版书的总码洋了。

物以稀为贵。正因为钱锺书的签名本太少，带题跋的更为珍稀。

有识者评价钱锺书的书法遵“二王”遗脉，复追唐代李北海，骨力高峻，清隽雅逸，姿态横生如老树着花，野凫眠岸，世人得其片箸只字亦珍为拱璧。对此钱锺书在与友人的信中自谦道：

“弟不工书，寻常献丑，不过尺牍、笔札……以董玄宰书之秀媚而大字辄作颜平原体，即此意耳。况小字放大，终如小婢学大夫人，纤足放成大脚，贻笑识者，玷辱贞珉。至弟忝窃虚名，抚躬自渐之不暇，而何敢厚颜奋笔为标榜之资乎？”（韩帮文《钱锺书的书法逸笔遣兴有文人雅韵》，《收藏周刊》 2016年05月30日）

“笔砚犹堪驱使在，姑容涂抹答年华。”（钱锺书《笔砚》）“狡猾”的钱锺书早已为自己找好了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