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木怪石图》苏轼

弁言

被称为“郑州一环”的郑州市管城区还保存有一段3600多年前的商代城墙，据考古发现为商代早期都城“亳”，“郑州商城”因是得名，2024年的“跨年嘉年华”就在此举行。

巍巍亳都，古今辉映，央视《新闻联播》还做了报道。

到了唐代，郑州利用郑州商城的南半部建成州城，州城的东、西、南、北城墙各有一门，东门为寅宾门，连通东大街；西门为西成门，连通西大街；南门为阜民门，连通南大街；北门为拱辰门，连通北大街。

在紧邻西门的地方即西护城河，后填河修路成为现在的南顺城街和北顺城街，往西不远处就是南下街和北下街，这里就是老郑州的西门之外。从明嘉靖三十一年《郑州志》的方位图看，“一城之势，此地最高，如龟昂首状。楼之外即是坡垄，绵延无濠堑”（范成大《吴船录》）。

《郑州志》明嘉靖三十一年 州治图

963前的宋仁宗嘉祐年间，这里曾发生过一场荡气回肠的兄弟离别，直至今日，仍让人津津乐道。

01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苏轼人生仕途的最早伯乐，一个是张方平，一个是欧阳修。

张方平和欧阳修，二人还有点“不对付”。

自古以来“蜀人不好出仕”，这为地方发掘人才增加了不少难度。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张方平从陕入蜀，坐镇西蜀，任成都知府。

张方平是个厉害角色，他是朝廷重臣富弼应天府的同学，还是“庆历新政”幕后推手范仲淹的学生。

宋英宗即位后召见张方平，听他纵论天下事，脱口叹道：“学士怎么可以离开朝廷呢？”第二次和张方平谈话，英宗甚至觉得当朝的宰相大臣都太普通了，“听学士一席话，才知道本朝还是有人才的！”（《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二〇七，5022页）

张方平早就听说眉州有个处士叫苏洵，他还有两个儿子，老大为“轼”，老二为“辙”；其中深义，苏洵曾专门著文《名二子说》，以正视听——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名二子说》

人如其名。苏轼性格豪迈，诗文豪放，为人豪爽，锋芒毕露，不平则鸣；而苏辙性格沉静，简洁淡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宋史·苏辙转》）。

当时朝廷上下希望“野无遗贤”，负责蜀地的张方平求贤若渴，就写信盛邀苏洵带着两个儿子来蜀都一见。

苏洵受宠不惊，就如约到了成都。偏居一隅的“处士”受到了“国士”般的礼遇，“食有鱼，出有车”，既住高档酒店，又免费畅游望江楼、武侯祠、杜甫草堂……三苏玩得不亦乐乎！

张方平比苏洵大两岁，年龄相近，观点相似，心意相通，“论古今治乱，及一时人物，皆不谋而同。”

但成都毕竟庙小，装不下苏轼滔天的学问和将来的名声。

张方平就寻思着如何把三苏尤其是苏轼输送到汴梁，让他越过乡试，直接参加礼部的进士考试，为国家发掘人才，为朝廷增砖添瓦。

这事儿让张方平颇为头疼，亦费思量。

当时欧阳修既是文坛领袖，又是科举主试官，推荐给他是最佳人选。

但这也正是张方平踌躇之处。张方平与欧阳修宿怨已久，“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已数十年矣。

两人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立场不同：欧阳修支持范仲淹等人的改革措施，而张方平则站在了对立面；二是个人恩怨积久：张方平在担任御史中丞时，曾就欧阳修与宰相吕夷简的矛盾进行过无情地抨击，使得两人交恶趋于公开化和白热化。

张方平犹豫再四，还是硬着头皮给欧阳修写了一封推荐信——这么优质的人才，不能砸在自己手里。

02

宰相肚里能撑船。古今皆然。

当时欧阳修的职务虽然不是宰相，但其礼部侍郎、翰林学士的身份，也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领导了。

作为文坛领袖，欧阳修爱才、惜才、育才美名也是“隔着墙头吹喇叭——名声在外”。他想着张方平放下多年恩怨、觍着一张老脸极力举荐之人，肯定亦非等闲之辈，就火速召见三苏。

苏洵为了给欧阳修留个好印象，也做足了准备工作，专门写了一篇《上欧阳内翰书》，投石问路：

“往者天子方有意于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为枢密副使，执事与余公、蔡公为谏官，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方是之时，天下之人，毛发丝粟之才，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鲁无用之身，不足以自奋于其间，退而养其心，幸其道之将成，而可以复见于当世之贤人君子。

“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

“执事之名，满于天下，虽不见其文，而固已知有欧阳子矣。而洵也不幸，堕在草野泥涂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书，自托于执事。”

姜，还是老的辣。

苏洵的《六国论》也不是盖的，已见其胸襟宏阔渊博；此书一封，更见其深厚功力——誉人话不觉肉麻，盼知遇弥见其诚。

此书甚是讲究，分“三段论”为之：第一段历叙诸君子之离合，见己慕望之切，表明政治立场坚定；第二段称颂欧阳文忠公之文，见己知公之深，表明学术态度端正；第三段自叙平生经历，欲使欧阳文忠公知之也，表明文学素养过硬。

欧阳修读了苏洵的“上书”，心里当然喜滋滋的，谁不喜欢听好听话呢？他就开始带着三苏拜谒韩琦、富弼等各路码头，介绍他们认识王安石、司马光等权力贵胄，并向士大夫阶层极力推荐三苏，让苏氏父子迅速走上成名的快车道。

眉山三苏祠

03

奇人者，必有异相。

欧阳修天生一双耳朵白得惊人，又“唇不包齿”，时人戏称“地包天”。

欧阳修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不仅学问做得扎实，而且官位做到翰林，“门生故吏满天下”。

唐宋八大家里，唐代占两席，宋代六席欧阳修自己占一席，另外5席都是他的门生，旷世绝代，古今难匹，此也足见其慧眼识才、提携后生、播桃种李。

《宋史·欧阳修传》有句评价是为的论：“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

在《六一诗话》中，欧阳修曾宣示了他对过往科举考试的看法：“自科场用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故绝无可称者”。

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大手一挥，变革赵宋立国近百年之科举考试体制，力扫文坛华而不实、内容空泛的“西昆体”和艰涩难懂、怪诞诋讪的“太学体”，力倡言之有物、平易流畅、感情真挚、文贵自然之诗文论赋。

《宋史•选举志一》引张方平语有云：“迩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朝廷恶其然，屡下诏书戒饬，而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

《宋史•欧阳修传》亦载：“知嘉祐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以非人之勇气、过人之胆略，大胆革新“浮靡之风”走向深水区，积极推动“文以载道”刷出新高度。

为防考官考生作弊，科举考试采取糊名制，类似于现在的“密封卷”。陆游《老学庵笔记》载有当年考试掌故一则：

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为主持官，主持省试，梅尧臣为小试官，苏东坡是其中一位考生。

苏东坡省试时写的文章是《刑赏忠厚之鉴论》，其中有文字说：“臯陶为士，将杀人。臯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这篇文章到了小试官梅尧臣手里，他拿给欧阳修看。欧阳修曰：“此出何书？”梅尧臣曰：“何须出处？”

揭榜后，欧阳修也问苏东坡“此出何书？”，毛头小子苏东坡居然也是不以为然地答“何须出处”，欧阳修没有不悦之色，反而“赏其豪迈，叹息不已”。

此再次旁证了欧阳修为人之豁达宽宏，任人之唯贤是用。

这次考试，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亦有论及——

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

“苏门六君子”之一李廌在《师友谈记》一书中，亦记录有一件趣事：“是时同召试者甚多。相国韩魏公（韩琦）语客曰：‘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此语既传，于是不试而去者，十盖八九矣。”

此虽非正史，但苏轼、苏辙兄弟“不战以屈人之兵”，威力可见一斑。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苏轼想低调，实力不允许。

选自央视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

经欧阳修推荐，嘉佑六年（1061年）7月，苏轼兄弟又要参加比考进士还要重要的“制科”考试。

所谓的“制科”考试，是仁宗皇帝为了听到更为直接的批评意见而设立，更确切地应该叫“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

欧阳修的推荐词写得极为动人：

右臣伏以国家开设科目，以待隽贤，又诏两省之臣，举其所知，各以闻达。所以广得人之路，副仄席之求。臣虽庸暗，其敢不勉？臣伏见新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轼，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烂然，论议蜂出。其行业修饬，名声甚远。臣今保举，堪应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欲望圣慈召付有司，试其所对。如有缪举，臣甘伏朝典。谨具状奏闻，伏候敕旨。

欧阳修甚至说出“如有缪举，臣甘伏朝典”这样不留余地的狠话，足见其对苏轼的信任与器重。

此次制科考试的考题为“王者不治夷狄”、“礼义信足以成德”、“礼以养人为本”等六篇论文，每篇不少于500字，须在一天之内完成。

虽然“时间紧，任务重”，苏轼腹笥广湛，下笔如神，文义粲然，顺利冲关！

同年8月25日，仁宗皇帝又在崇政殿亲自主持考试，这次的考官阵容相当豪华：胡宿、沈遣、范镇、司马光、蔡襄，都是当朝一顶一的人物。苏轼呈上了《中庸论》等25篇策论文章，得到了仁宗皇帝的高度赞赏，被评为三等甲级。

当时一二等要么虚设要么空缺，三等即为最高荣誉。在宋代历史上，只有一个叫王育的人获过此等殊荣，哪像现在，“最佳男主角”动不动还下“双黄蛋”呢。

为了对苏轼予以嘉奖，朝廷还要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加以表彰，撰写文件的人正是当朝知制诰（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书和诰命）王安石。

《唐宋八大家·王安石集》上册第531页载有这份文件，题目为《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轼大理评事制》:

敕某。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矣。其使序于大理，吾将试尔从政之才。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可。

至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正式开启了苏轼入仕的生涯，“敢以微躯，自今为许国之始”。

按《宋史》载：宋代省试“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到了宋仁宗宝元年间，又改成了：“先策，次论，次赋，次帖经、墨义，而敕有司并试四场，通较工拙，毋以一场得失为去留。”

那时候，德、智、体、美、劳，也要全面发展。

据载，在同年的科举考试中，上榜者共计388人，除了苏轼、苏辙外，还有曾巩、张载、程颢、程颐……都是改变历史、扭转乾坤的牛逼人物。

故，史学大师陈寅恪有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04

按照北宋惯例，金榜题名后，主考官和新科进士便有了师生之谊。

苏轼按惯例，向恩师呈递了《谢欧阳内翰书》，以致谢忱：

轼窃以天下之事，难于改为。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摹写，号称古文。纷纷肆行，莫之或禁。盖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

伏惟内翰执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遗文，天下之所待以觉悟学者。恭承王命，亲执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诏。轼也远方之鄙人，家居碌碌，无所称道，及来京师，久不知名，将治行西归，不意执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积，无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群嘲而聚骂者，动满千百。亦惟恃有执事之知，与众君子之议论，故恬然不以动其心。犹幸御试不为有司之所排，使得搢笏跪起，谢恩于门下。闻之古人，士无贤愚，惟其所遇。盖乐毅去燕，不复一战，而范蠡去越，亦终不能有所为。轼愿长在下风，与宾客之末，使其区区之心，长有所发。夫岂惟轼之幸，亦执事将有取一二焉。不宣。

苏轼以“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遗文，天下之所待以觉悟学者”，赞颂欧阳修在这场诗文改革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和卓越功绩，也为下文“轼愿长在下风，与宾客之末，使其区区之心，长有所发。夫岂惟轼之幸，亦执事将有取一二焉”，欲拜在欧阳门下，为北宋文坛改革充当一枚棋子埋下伏笔。

行笔至此，再联系到前文苏洵的《上欧阳内翰书》，这一“上”一“谢”之间，苏氏父子知恩、感恩、报恩之心日月可鉴，苏门上下对欧阳修的感激、感谢、感动之情天地可知。

欧阳修接到苏轼的谢启之后，击节不已，赞叹未绝，说了一段流传至今的话，并贡献了一个成语：“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与梅圣俞》）

激动的心难以平复，他又对其子欧阳奕说：“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宋朱弁《风月堂诗话》引）

后来，苏洵带着苏轼兄弟专程登门拜谢，欧阳修对苏轼欣赏备至：“此我辈人，余子莫群。我老将修，付子斯文。”

很显然，欧阳修已决意把苏轼当成新一代文坛接班人来培养了。

05

谁无兄弟，如足如手。

《宋史·苏辙传》称赞苏轼兄弟的情谊：“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

嘉祐六年（1061年）11月19日一大早，薄雾冥冥，寒风飕飕，远远两个人并肩踏着千年风霜，缓缓走来。

苏轼将赴陕西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苏辙依依不舍，从京都汴梁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到一百四十里外的郑州西门之外。两个人第一次长别，“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似乎有永远说不完的话，再相见已不知“今夕是何年”？

此情此景，怎能不诗心大发？苏轼遂写下《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

归人犹自念庭帏，今我何以慰寂寞。

登高回首坡垅隔，但见乌帽出复没。

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

路人行歌居人乐，童仆怪我苦凄恻。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最后一句看似对弟弟的劝诫，又何尝不是一种自勉呢？

官场本就波诡云谲，变幻莫测，熟读史书的苏轼早就有备而来，了然于胸。

从此后他在仕途漩涡中几经沉浮、屡仆屡起来看，他的预判“不幸言中”。

从下面苏轼的“官场履历表”中，不难看出26岁初涉官场的苏轼是多么地具有历史“前瞻性”：

宋神宗时期——

凤翔府判官：1061年

杭州通判：1071年

密州知州：1074年

徐州知州：1077年

湖州知州：1079年

黄州团练副使：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

宋哲宗时期——

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1085年

龙图阁学士、杭州知州：1089年

颍州知州、扬州知州、定州知州：1091-1093年

惠州宁远军节度副使：1094年

儋州琼州别驾：1097年

宋徽宗时期——

朝奉郎：1100年

苏轼最高官职做到“礼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长，被贬黄州担任“团练副使”，就是个虚职，甚至不取朝廷俸禄。

那是苏轼的人生“至暗时刻”。

选自纪录片《苏东坡》

孟子所谓：“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清代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评到“辛丑”这首诗时说：“起句突兀有意味。前叙既别之深情，后忆昔年之旧约。‘亦知人生要有别’，转进一层，曲折遒宕。轼是时年甫二十六，而诗格老成如是。”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苏轼、苏辙同客徐州，在逍遥堂同居百余日，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前有小引：

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仕，将宦游四方，读韦苏州诗，至"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故子瞻始为凤翔幕府，留诗为别曰：“夜雨何时听萧瑟？”其后子瞻通守余杭，复移守胶西，而辙滞留于淮阳、济南，不见者七年。熙宁十年二月，始复会于澶濮之间，相从来徐留百余日。时宿于逍遥堂，追感前约，为二小诗记之：

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

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其一）

秋来东阁凉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

困卧北窗呼不起，风吹松竹雨凄凄。（其二）

依然提到郑州西门分别时的情景，那是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次分别。

“第一次”，总让人“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06

苏辙19岁时，曾被任命为渑池县主簿，未到任即中进士。他与苏轼赴京应试路经渑池，同住县中僧舍，同于壁上题诗。

苏辙与苏轼郑州西门之外分别之后，即回京照料父亲苏老泉。念兄此番西行千里，必经渑池，随心旌摇荡，思念成灰，作《怀渑池寄子瞻兄》以寄之：

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

归骑还寻大梁陌，行人已渡古崤西。

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题。

遥想独游佳味少，无言骓马但鸣嘶。

苏辙在该诗自注中云：“昔与子瞻应举，过宿县中寺舍题其老僧奉闲之壁”。他托人将诗火速送达，一问消息。

到达渑池之后，苏轼故地重游，亦不免睹物思人，颇多感慨。随后即收到《怀渑池寄子瞻兄》，更是百感交集，当即和诗一首《和子由渑池怀旧》，让人捎回：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苏轼以诗寄思的同时，又为语文园地留下一个成语故事：“雪泥鸿爪。”

纪晓岚评价此诗说：“前四句单行入律，唐人旧格。而意境恣逸，则东坡本色。”

细究兄弟二人诗中，一个是“无言骓马但鸣嘶”，一个是“路长人困蹇驴嘶”，到底是马是驴？

“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至和三年（1056），苏轼首到京城时，初涉东京梦华，畅游清明上河，看到处都是骑驴穿城。他还发现租驴的店铺特别多，就像今天租车行一样普遍，租金也很便宜。

北宋本就缺马，马都被派到了战场，所以当时大多数人都是骑驴代步。驴的耐力好、成本低，物资运输也以驴为主，军粮不足还能杀了应急。

据说，当时全国两个地方驴肉做得最好，一个是对辽前线的保定，一个就是国都汴梁。

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一个局部，可以清晰地看到“久住王员外家”的门前是个挂着“香饮子”的饮料摊，饮料摊前一个农夫赶着一辆货车，货车前面两只驴子正在卖力地拉车。

《清明上河图》局部

“我年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到凤翔的第二年9月，苏轼登上寺楼观雪，又忍不住想起去年郑州西门外的离别，立马多愁善感起来，遂作《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二首》，其二如下：

江上同舟诗满箧，郑西分马涕垂膺。

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官舍度秋惊岁晚，寺楼见雪与谁登。

遥知读《易》东窗下，车马敲门定不应。

(《苏轼诗集》，第154-155页）

那时候，车马慢，邮递不便，一封信在路上就要走上十天半月。苏辙收到哥哥的来信后，立马回信，次韵寄之：

平时出处常联袂，文翰叨陪旧服膺。

自信老兄怜弱弟，岂关天下少良朋。

何时杯酒看浮白，清夜肴蔬粗满登。

离思隔年诗不尽，秦梁虽远速须应。

治平二年（1065）正月，苏轼还朝，正好趁机将二人唱和诗编为一集，取名《岐梁唱和诗集》。“岐”是岐阳（岐山之南，在陕西凤翔），“梁”是开封，相当于“两地书”。这是继《南行集》之后的第二部兄弟合集。

兄弟之间的这种唱和，还催生了苏轼那首妇孺皆知的《水调歌头》。

熙宁九年（1076）的中秋，冰轮当空，银辉洒地，苏轼与弟弟已有六年未曾聚首。于是乘着酒兴，挥笔写下《水调歌头》。

这首词前，有个小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第二年的中秋节，苏辙要离开徐州赴南京就任，也作了一首《水调歌头·徐州中秋》:

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东武今夕，明月不胜愁。岂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洲。

坐中客，翠羽帔，紫绮裘。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

选自央视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

苏辙的这首《水调歌头》，单看也殊为惊艳，只是和苏轼的那首一比，“伤害”就昭然了。

胡仔《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有云：“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俱废。”

苏轼曾在苏辙这首词的下面有注云：“余去岁在东武，作《水调歌头》以寄子由。今年子由相从彭门居百余日，过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别。余以其语过悲，乃为和之，其意以不早退为戒，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云。”和词一首，即是《阳关曲·中秋月》: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07

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酒一壶，琴一张，棋一局，集古一千卷，藏书一万卷，复以一老翁优游于五者之间，是谓六一。

欧阳修对金石铭文颇为喜爱，其编纂的《集古录》一书有一千卷金石遗文之多，故曰“集古一千卷”。据他自己讲，其集古始于庆历五年（1045)，完成于嘉佑七年（1062)，共经历了18年之久。

熙宁四年（1071）9月，苏轼在去杭州上任途中和苏辙一起到了颍州，看望恩师欧阳修。

欧阳修深谙世事无常、旦夕祸福，想乘着这次会面，郑重地将统率和引领文学发展的“接力棒”交付给苏轼，顺利地完成北宋文坛盟主的交接仪式。

其实，欧阳修一直都在有意识地物色文坛盟主继任者人选，苏轼并不是他的第一选择。

首选是曾巩。在所有门人中，欧阳修与曾巩最为“情投意合”。然造化弄人，曾巩仕途很不顺利，37岁才考中进士，在士大夫阶层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非常有限。

其次是王安石。在士大夫中，王安石“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识其面”（宋·朱熹《宋名臣言行录》引司马光语）。但颇为吊谲的是，王安石热衷于官场政治，梦想成为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文学只是他的“副业”。

至于欧阳修最后为什么会选中苏轼，苏轼的政敌吕惠卿和曾玟有一段对话，当为旁释：

“轼何如人？”

旼曰：“聪明人也。”

惠卿怒曰：“尧聪明、舜聪明邪，大禹之聪明邪？”

旼曰：“虽非三者之聪明，是亦聪明也。”

惠卿曰：“轼学何人？”

旼曰：“学孟子。”

惠卿亦怒，起立曰：“何言之不伦也？”

旼曰：“孟子以‘民为重，社稷次之’，此所以知苏公之学孟子也。”

惠卿默然。(《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一）

在一个以愚忠、唯上为当官第一要义的封建社会，苏轼却秉承孟子的教义，“民为重，社稷次之”，后面还有一句潜台词：“君为轻。”

苏轼在《上梅直讲书》中亦曾写道：

“诚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人，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

“与万卷诗书为友，留一根脊骨做人”，不就是欧阳修的文人底色吗？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此与“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也是一路文脉，传承赓续，互为印证。

“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利而迁，则非我徒！”（宋·苏轼《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欧阳修把文坛盟主的接力棒交给了苏轼，苏轼也发誓遵循老师教诲，至死不易。

“自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熙宁五年（1072）7月23日，被苏轼称为“事业三朝之望、文章百代之师”的欧阳修溘然长逝。苏轼因公务在身，不能前往吊唁。他满怀悲痛地写下了《祭欧阳文忠公文》以寄哀思：“闻公之丧，义当匍匐往救，而怀禄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缄词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盖上以为天下恸，而下以哭吾私。呜呼哀哉！”

扬州的平山堂是欧阳修于庆历八年（1048）任扬州知州时修建的，凭栏远眺，江南诸峰与楹廊齐平，故名“平山堂”，当年欧阳修常与宾客同好在此赏荷纳凉、吟咏达旦。叶梦得称赞此堂，“壮丽为淮南第一”。

平山堂

元丰二年（1079）四月，苏轼途经扬州，第三次过平山堂。此时的苏轼也已44岁了，弹指间半生倏忽而过，自己与恩师分别也已近十年矣。斯人已逝，字迹犹存，平山堂壁上龙飞凤舞的草书，字字连带着仙翁的遗韵，句句挥洒着醉翁的风采。苏轼不免悲从中来，感喟系之，写下《西江月·平山堂》一首：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

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

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元祐六年（1091），也就是在欧阳修去世19年之后，苏轼为恩师《六一居士集》作序。他在序中指出，欧阳修在学术上的成就是“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同时，他又高度评价了欧阳修对宋代士大夫阶层的人格精神影响，“自欧阳子出，天下争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

08

叔本华说：“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则痛苦，满足则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

超然？何其难哉！

苏轼虽然被柏杨盛赞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明星，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十项全能的人”，但其在《超然台赋》中却清醒地认识到：“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浮沉于荣辱之海，嚣然尽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达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故邪？”

谁不是饱经生活的毒打之后，才在废墟之上开出耀眼的花。

即便因“乌台诗案”受牵连被贬黄州，苏轼依然“感而不伤，伤而不痛，痛而不哭，哭而不苦，苦而不灭”。最不济的时候也就是发个小牢骚，写首《洗儿诗》讽喻当朝，讥诮时政：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元符三年（1100）6月，苏轼被诏徙廉州，因走得匆忙，来不及与众好友依依道别，尤其是对其厚谊有加的挚友赵梦得。他捡得篋中便条，匆促写下《渡海帖》：“轼将渡海，宿澄迈，承令子见访，知从者未归。又云，恐已到桂府。若果尔，庶几得于海康相遇；不尔，则未知后会之期也。区区无他祷，惟晚景宜倍万自爱耳。匆匆留此纸令子处，更下重封，不罪不罪。轼顿首，梦得秘校阁下。六月十三日。”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这时的苏轼已经65岁，抱恙在身，“区区无他祷，惟晚景宜倍万自爱耳”。

第二年3月，苏轼又由虔州出发，经南昌、当涂、金陵，六月中旬舟行运河赴常州。《苏轼年谱》云：“舟赴常，坐舱中，千万人随瞻风采。”

以此观之，那时的“饭圈文化”甚而至于比现在还要疯狂——你想想那场面：运河两岸千万人，顶着烈日，跟着船跑，就为了瞻仰一下东坡先生的音容笑貌。

《邵氏闻见录》也有同样记载：“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着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东坡顾坐客曰：‘莫看杀轼否？’”

病中的苏轼依然达观，还不忘幽上一默。

苏轼到达常州后，住进了好朋友钱世雄为其租来的孙氏馆。钱世雄有记云：“先生独坐榻上，徐起，谓余曰：‘万里生还，乃以后事相托也。惟吾子由自再贬及归，不复一见而诀，此痛难堪！’”

7月13日，苏轼又写信给钱世雄：“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迨晓乃止，惫甚。细察疾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当专用清凉药。已令用人参、麦冬、茯苓三味煮浓汁，渴即少啜之，余药皆罢也。庄生闻在宥天下，未闻治天下也。如此而不愈，则天也，非吾过矣。”

有医者认为，苏轼开的三味药，错了两味。

医不自医。信然。

自知病入膏肓，回天乏力，苏轼致信苏辙，嘱托后事：“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

郑州西门外的那次离别，依然萦于脑海，至死难忘。

《东坡乐府笺》一书收录有苏辙的《东坡先生墓志铭》一文，其中写道——

予兄子瞻，谪居海南。四年春正月，子即位，推恩海内，泽及鸟兽。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归。舟至淮、浙。秋七月，被病，卒于毗陵。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呜呼，斯文坠矣！后生安所复仰？公始病，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辙执书，哭曰：“小子忍铭吾兄！”

“我欲不伤，悲不得已”，苏辙之后又撰写了两篇祭文，其中《祭亡兄端明文》这样写到：

惟我与兄，出处昔同。幼学无师，先君是从。游戏图书，寤寐其中。曰予二人，要如是终。后迫寒饥，出仕于时。乡举制策，并驱而驰。猖狂妄行，误为世羁。始以是得，终以失之……兄归晋陵，我还颍川。愿一见之，乃有不然。瘴暑相寻，医不能痊。嗟兄与我，再起再颠。未尝不同，今乃独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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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画像  李公麟

镜头闪回：“南渡北归”的路上，苏轼在江苏镇江金山龙游寺看到了好友、著名画家李公麟所绘的“东坡像”一帧，心生感慨，于画上《自题金山画像》跋诗一首：

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庄蔚心《宋诗研究》中说：苏轼“有大才气，真力量，所以沾濡涵泳，无所往而不可，无所往而不能”。

以此诗观之，是为确评

这一年，苏轼已经66岁。

从26岁入仕始，回首40年的宦海沉浮，慷慨悲歌，自叹飘零，悲从中来，伤感系之。这首诗是苏轼一生创作的句号，两个月后的7月28日，即命丧羁途。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他仅为后世留下一个苍凉的背影，我襟怀古，姿势孤独。

补记

2021年，恰逢辛丑。

一场全国文旅达人的高峰论坛在郑州召开，作为东道主，郑州市有关领导出席并讲话。

我有幸参与给领导撰写讲话稿，我从960年前——恰好也是辛丑，苏轼和弟弟苏辙在郑州西门外的那场离别写起，讲述了郑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动人的古今故事，博得满堂喝彩，也令全国的文旅达人大开眼界，刮目相看。

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需要不断被挖掘、爬梳、整理、归档，郑州值得重读，河南值得走读。

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行走河南”就是“读懂中国”。

2025年元月9日—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