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我决定去新郑拜谒欧阳修先生，瓦蓝瓦蓝的天空中漂浮着丝丝白云，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苍劲有力的几个大字让我浮想联翩——

让我们顺着时光机倒流到那个跌宕起伏、流光溢彩的北宋吧！

除了滕子京，我认为欧阳修是范仲淹关系最为密切的那个人。从天圣九年（1031年），他们两人第一次在洛阳相识相知，到皇祐四年（1052年）范仲淹去世，20多年的时间里，“欧范”二人一起起起伏伏，他们的交情可以用忘年之交、莫逆之交、君子之交来形容。

范小红｜撰文

范仲淹大欧阳修19岁。

那一年，刚刚中举的欧阳修到河南府（洛阳）任推官，彼时，钱惟演任洛阳通判，范仲淹从河中府调任到淮阳任通判，因着范父曾经追随钱父的关系，钱惟演热情接待了范仲淹，范仲淹第一次提出想在洛阳购买墓地葬母，做过宰相的钱惟演深深了解范仲淹的心思，他吩咐欧阳修和谢绛陪同范仲淹到洛阳万安山附近探访，谢绛是范仲淹的同榜进士，他和欧阳修直接将范仲淹带到了万安山南麓，那里葬着唐代名相姚崇和他的母亲。

唐代名相姚崇

范仲淹的先祖唐相范履冰和姚崇都是范仲淹崇拜的偶像。姚崇与范仲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只不过姚崇是四岁丧父，母亲改嫁。姚母去世前，姚崇问母亲百年后要不要与生父葬在一起，姚母深知儿子为难，便说道：“生以形累，死以魂游，然事尊在冥，无远不至，何必合葬，然后为礼耶？”于是，姚崇在洛阳万安山为母亲购买墓地，自己也追随母亲葬于此地。

毫无犹豫。

姚崇墓向西200米，范母的墓地定下来。

当年，万安山葬母。年轻的欧阳修忙前忙后。

万安山葬母之后，欧阳修又提出陪同范仲淹登嵩山以解悲痛之情，范仲淹接受了欧阳修的美意。

在通往嵩山的路上，在登上峻极峰的山顶，欧范二人留下了“嵩山同题诗十二首”，至今被传为佳话。

嵩山

明道二年（1033年）秋天，范仲淹从淮阳回朝任右司谏将近3个月了，一天，他突然接到欧阳修的一封信，拆开一看是《上范司谏书》——欧阳修在信中引经据典，严词切责。信中先说：“谏官虽卑，与宰相等。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又正告范仲淹千万不要以“朝政清明”“天下无事”为借口，更不能以“有所待”为托词，推脱自己的职责，信的结尾更是对范仲淹提出切责，期望他能“思天子所以见用之意，惧君子百世之讥，一陈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敦促范仲淹立刻拿出实际行动，以直言进谏证明自己是合格的谏官。

这封言辞激烈的信不仅没有让范仲淹生气和难堪，反倒加深了范仲淹对欧阳修的赏识，他夸欧阳修，小小年纪，文风老练，忧国忧民，不愧有王佐之才。

不久，京东路、江淮路发生蝗旱灾害，民不聊生，范仲淹奏请救灾，未得回音。便当面质问仁宗皇帝：“宫掖中半日不食当何如？今数路艰食，安可置而不恤？”

随即，范仲淹被派出救灾，所到之处，开仓放粮，减免税赋徭役，回朝，他还带了灾民充饥的乌昧草到皇宫，请仁宗传示六宫贵戚，以抑奢侈。

得此消息，欧阳修在洛阳为范仲淹击节鼓掌。

紧接着，“废后风波”中，范仲淹又直言进谏，这次，触怒了仁宗皇帝和权相吕夷简，被贬睦州。刚刚进京任馆阁的欧阳修愤懑至极，可惜有劲使不上。

开封

欧阳修与范仲淹同在京城做官的日子终于来了，范仲淹任开封府知府，偌大一个京都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有民谣为证：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当时，欧阳修的岳父胥偃任纠察刑狱，频频上书，控告范仲淹判案断狱不能严守法度，说他哗众取宠。作为范仲淹的坚定支持者，欧阳修十分不满胥偃的做法，翁婿之间矛盾日益加深，差点断交。直到胥偃去世，欧阳修才说：“令人悲叹的是，就连胥翁也未必能够体谅自己的一番曲衷啊！”

在京城的日子里，每次看到欧阳修，范仲淹都能想起那封信，不为谏官，也要谏言。

他越来越发现，吕夷简长期担任宰相，社会上的名利之徒纷纷奔走门下，钻营贿赂，卖官鬻爵。精心准备之后，范仲淹向仁宗皇帝呈奏了一张《百官图》详列各个职能部门的主要升官名单。他向皇帝一一指点评说，哪些人是循序升迁，哪些人是越级提拔，哪些人公正进用，哪些人是徇私提升。吕夷简很不高兴，他说范仲淹言辞迂阔，有名无实。范仲淹毫不示弱，又连上《帝王好上》《选贤任能》《近名》《推诿》四篇奏章，直指当时的朝政弊端。诚期仁宗皇帝莫学汉成帝永始、元延年间，宰相张禹攀附王氏，最后招致王莽篡权。闻听此言，吕夷简大为恼火，怒不可遏，一面加以辩驳，一面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并以“辞相”要挟“贬范”。

由于双方各不相让，无可奈何的仁宗皇帝做出了“撤销范仲淹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出知饶州”的命令，其实，就是“贬饶州”。还在朝堂正殿张榜公布，告诫文武百官不准结为朋党，不准越职言事。

饶州，江西省上饶市辖县

反对这一处理决定的首先是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结果直接被贬至筠州。接下来是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诛自我投诉自己与范仲淹“义兼师友”，请求处分，结果也被贬往郢州。其实，这个时候最着急的一个人是欧阳修，既兴奋又愤懑。兴奋的是范仲淹终于敢拿宰相“开刀”，愤懑的是范仲淹又一次被贬。

位卑言轻，怎么样才能替范仲淹鸣不平？欧阳修在苦苦思考。机会来了，按理说，这个时候，能够挺身而出替范仲淹等人说话的，只有谏官了，然而，没有人站出来。更有甚者，作为右司谏的高若讷，不但不替范仲淹辩护，反而附和吕夷简诋毁范仲淹的为人，公开指责范仲淹，说他急于进用，论事狂直，理应贬黜。

欧阳修早都看不惯高若讷，回到家更是义愤填膺，挥笔写下了《与高司谏书》。信中，欧阳修运用一个二难推理将高若讷置于无可辩解的“不屑”之地：范仲淹如果不贤，三四年来皇帝一再提拔他，作为谏官，有责任早该弹劾他；如果范仲淹是个贤者，现在这样的紧要关头，作为谏官更应该站出来说话。无论范仲淹贤与不贤，高若讷都要受到指责，原因是作为谏官没有履行好自己言事的职责。信的最后直指高若讷“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

欧阳修像

结果是，高若讷将信交给仁宗皇帝，欧阳修被贬夷陵。

同余靖、尹诛一样，欧阳修为能和范仲淹一起被贬而无悔，甚至倍感荣耀。

馆阁校勘、大才子蔡襄为了伸张正义，创作了《四贤一不肖诗》5首，歌颂了四位贤臣：范仲淹、余靖、尹诛、欧阳修，斥责了不屑之徒高若讷。其中有诗曰：“四公称贤尔不肖，谗言易入天难欺。朝家若有观风使，此语请与风人诗。”

被贬出京的范仲淹和欧阳修并没有因此消沉和气馁，他们相互勉励，依然为国为民，尽职尽责。

宝元元年（1038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十月，元昊正式称帝，国号改大夏，宋夏战争由此展开。康定元年（1040年），元昊选择延州发动了侵宋战争的第一次大战役，重文轻武的宋军在战斗中溃不成军，三川口惨败，延州危在旦夕，朝野上下震动。关键时刻，范仲淹临危受命，从越州来到西北边陲的战事前沿，并以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身份兼知延州。

范仲淹没有忘记在滑州的才华横溢的欧阳修，举贤不避亲，他在《举欧阳修任经略安抚司掌书记状》中说：“我询问过士大夫，他们都认为欧阳修的文学才识被大家信服，这个职务非欧阳修担任不可。”

可是，欧阳修却婉言谢绝了。他说“同其退而非同其进”，不能因为范仲淹升迁而自己也升迁。

守边三年，范仲淹与韩琦并肩作战，可谓战功赫赫，“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军”。

韩琦像

作为主和派的范仲淹认为，战争长期拖下去，不仅要“困耗生民”，而且变化难测，要成为“社稷之忧”。他主张“名体已顺”，便可言和，不能和“戎狄”争是非，决胜负。而这个时候，欧阳修已是谏官，他坚决反对议和，以为这样屈从西夏，与之议和，不以为羞的，多半是“不忠无识之人”。

范仲淹已经是枢密副使，他说自己“备位二府”有责任考虑国家安危大计，不敢避谤，坚持与夏缔结和约。庆历四年（1044年）五月，宋夏和议正式签订。

主战不成，欧阳修又把谏言指向了国内“革新”，早在被贬夷陵之际，他就针对时弊写出过《原弊》一文，揭露国家所面临的三大弊端：“诱民之弊”“兼并之弊”“力役之弊”。

对于革新的领袖人物，他首推范仲淹，于是一纸奏章呈上——《论王举正、范仲淹札子》，指摘王举正柔儒无能，缄默不晓事，应该让贤给范仲淹。这回轮到范仲淹说不干了，他深知参知政事责任之重大，说“国之执政的地位难道可以有谏官的话而获得吗？”欧阳修并不气馁，连上奏章，言辞凿凿，据理以争，大有“非仲淹无执政”之势。特别他的《论韩琦、范仲淹乞赐召对札子》更是请求仁宗出御便殿，召见二人，共商朝政大事。仁宗皇帝开天章阁，诏命参知政事范仲淹等起草“政改条令”是欧阳修促成的。

随之，史称“庆历新政”的“答手诏条十事”横空出世。

起始，“庆历新政”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一系列人事变动，改革派明显占上风，昭示着仁宗革故鼎新的强烈愿望和奋然求治的决心，改革不仅力度空前，而且进展顺利，范仲淹十大改革主张中“择官长”率先起效，随着按察使工作的不断深入，一批贪赃枉法、老朽无能的官吏被罢黜，引起了朝野震动。

“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依次展开。

一时间，一大批关心国运、富有政治热情的士大夫欢欣鼓舞，特别是正在国子监担任直讲的石介更是仿效韩愈《元和圣德颂》，写下了长达190句的四言诗《庆历圣德颂》。热情讴歌“庆历新政，说仁宗皇帝‘明圣’、范仲淹、富弼‘一夔一契’、欧阳修等‘立朝谳谳’‘刚守粹悫’”，同时对夏竦等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欲速则不达”。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仁宗对改革的愿望随之降低，加之反对派和保守派的极力阻扰，反对派祭出的大旗是“改革派结党”“君子群而不党”，小人结党营私，臣僚朋比为奸，历来是最高统治者的大讳，是对皇权的严重威胁。“庆历新政”一度陷入僵局。

关键时刻，欧阳修又一次挺身而出，为了回击反对派的攻势，解除仁宗皇帝心头的疑虑和隐忧，稳定改革派的决心，《朋党论》一文奏给了仁宗皇帝。文中说：“朋党”是“自然之理”“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进而，他又深刻指出“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

因为小人贪图的是利禄财富，为利而勾结，利尽而断；君子之朋建立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光明磊落，始终如一。文章最后提醒仁宗：要“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仁宗皇帝和执政议论朋党时问：“从古以来，只有小人结成朋党，难道君子也有朋党吗？”范仲淹回答说：“在边境上，勇敢的人不怕战争结成党，胆怯的人怕战争也结成党。朝廷有邪有正，正人结成党做好事，对国家有什么不好呢？”

范仲淹表达了与欧阳修相同的观点，何尝不是在保护这个“年轻人”啊！

果不其然，反对派借着《朋党论》向欧阳修和范仲淹等人发难，更是制造了“滕子京事件”和“进奏院事件”，反对派代表人物王拱辰甚至得意忘形地说：“这下给我一网打尽了。”

《朋党论》

随着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纷纷外放，“庆历新政”几近夭折。

欧阳修不甘心，他上奏《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明知反对派正在疯狂反攻倒算，却迎难而上，替范仲淹、杜衍等申辩。

这是一纸犯颜直谏的奏状，所抨击的不光是反对派，也包括出尔反尔、惑于流言的仁宗皇帝。

果不其然，反对派一出莫须有的“张甥案”就让欧阳修“社死”了。

至此，历时一年有余，虎头蛇尾的“庆历新政”宣告失败。

欧阳修被贬知滁州，此时，范仲淹已从邠州到邓州任职。之后范仲淹与欧阳修天各一方再未见过面。

关于他们两个人之间还有一个“谜”至今我也没有解开——范仲淹留下的五首词中有一首是“别具一格”的《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

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

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

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

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这首词到底写于哪个时间？既然是“分题”，那么欧阳修的那一首到底在哪里？

皇祐四年（1052年），欧阳修两受打击：三月，慈母去世，颖州丁忧守孝；五月，范仲淹在赴颖州上任的路上病逝于徐州。

噩耗传来，悲痛欲绝的欧阳修当即撰写了《祭资政范公文》，倾吐内心的满腔愤懑：

“呜呼公乎！学古居今，持方人圆。

丘、轲之艰，其道则然。公曰彼恶，谓公好讦；

公曰彼善，谓公树朋。

公所勇为，谓公躁进；

公有退让，谓公近名。

谗人之言，其何可听。”

欧阳修鲜明对比范仲淹的磊落言行和反对派的卑劣伎俩，对迫害改革的反对派进行声讨。祭文还写道：

“自公云亡，谤不待辨。

愈久愈明，由今可见。

始屈终伸，公其无恨。”

欧阳修坚信范仲淹的人格冰洁玉清，一切诬谤之词终将不攻自破。

范仲淹的墓志铭为富弼所写，《范公神道碑铭》非欧阳修所能推辞。然而，这篇碑文准备了将近两年，两年后，欧阳修交出了精心写就的《范公神道碑铭》。后人称之为“叙事精简，词语精练，过渡自然，详略得当。描写之生动、评论之中肯、说明之详尽、抒情之热烈，莫不浑然天成”。

《范公神道碑铭》

就是这样的一篇碑铭其后经历了“一波三折”。

文稿经韩琦审定，按照韩琦的意见做过修改。其中关于范仲淹与吕夷简的关系，在记叙景佑年间，吕夷简以朋党罪名贬斥范仲淹之后，又提到吕、范二公在宋夏战争爆发后，以国家利益为重，尔后将相和解。

“自公坐吕公贬，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吕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为党，或坐窜逐。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两公欢然相约勠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

对于这段记述。富弼不赞成，他通过徐无党向欧阳修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但欧阳修认为，碑志类文字，只能据实直说，才能取信于后世。而大敌当前，政见不同的双方摒弃前嫌，团结对外，彰显的正是范仲淹以国事为重的宽阔胸襟与不凡的气度。他要徐无党向富弼表达自己断然不会修改的意见。

欧阳修说：“述吕公事，于范公见德量包宇宙，忠义先国家，于吕公事各纪实，则万世取信。非如两仇相讼，各过其实，使后世不信，以为偏词也。”

当是时，范仲淹的大儿子范纯祐随父在西北征战数年疾病缠身，不能自已。25岁的二儿子范纯仁激烈地反对父亲曾与吕夷简和解的说法。范纯仁说：“没有这回事，我父亲从来没有与吕夷简和好过。”他请求欧阳修删改这段文字，欧阳修生气地回答：“这件事是我亲眼看见的，你们这些后生怎么可能知道？”他拒绝作出任何修改。

范纯仁最终擅自删除了有关和解的20多个字，才交付碑刻。欧阳修闻讯后勃然大怒，说道：“这已经不是我的文章了。”

欧阳修甚至特别声明：“范公家神刻，为其子擅自增损，不免更作文字发明，欲后世以家集为信。”

“欧阳文忠公真乃率性大家也！”我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因为我个人是支持欧阳修先生的。

抬望眼，苏轼手书的《醉翁亭记》映入眼帘。

出得欧阳文忠公园的大门，我一时有些恍惚——

欧阳文忠公园

庆历四年（1044年），祖籍安徽淮南的吕夷简在郑州逝世，葬郑州新郑；

皇祐四年（1052年），祖籍江苏苏州的范仲淹在徐州逝世，葬洛阳万安山；

熙宁五年（1072年），祖籍江西吉安的欧阳修在颖州逝世，葬郑州新郑。

我下意识打开导航——

欧阳修墓距范仲淹墓 119 公里，用时 1小时38分钟；

范仲淹墓距吕夷简墓124公里，用时1小时43分钟；

吕夷简墓距欧阳修墓27公里，用时36分钟。

这会是历史的巧合吗？

（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