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我决定去新郑拜谒欧阳修先生,瓦蓝瓦蓝的天空中漂浮着丝丝白云,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苍劲有力的几个大字让我浮想联翩——
让我们顺着时光机倒流到那个跌宕起伏、流光溢彩的北宋吧!
除了滕子京,我认为欧阳修是范仲淹关系最为密切的那个人。从天圣九年(1031年),他们两人第一次在洛阳相识相知,到皇祐四年(1052年)范仲淹去世,20多年的时间里,“欧范”二人一起起起伏伏,他们的交情可以用忘年之交、莫逆之交、君子之交来形容。
范小红|撰文
范仲淹大欧阳修19岁。
那一年,刚刚中举的欧阳修到河南府(洛阳)任推官,彼时,钱惟演任洛阳通判,范仲淹从河中府调任到淮阳任通判,因着范父曾经追随钱父的关系,钱惟演热情接待了范仲淹,范仲淹第一次提出想在洛阳购买墓地葬母,做过宰相的钱惟演深深了解范仲淹的心思,他吩咐欧阳修和谢绛陪同范仲淹到洛阳万安山附近探访,谢绛是范仲淹的同榜进士,他和欧阳修直接将范仲淹带到了万安山南麓,那里葬着唐代名相姚崇和他的母亲。
唐代名相姚崇
范仲淹的先祖唐相范履冰和姚崇都是范仲淹崇拜的偶像。姚崇与范仲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只不过姚崇是四岁丧父,母亲改嫁。姚母去世前,姚崇问母亲百年后要不要与生父葬在一起,姚母深知儿子为难,便说道:“生以形累,死以魂游,然事尊在冥,无远不至,何必合葬,然后为礼耶?”于是,姚崇在洛阳万安山为母亲购买墓地,自己也追随母亲葬于此地。
毫无犹豫。
姚崇墓向西200米,范母的墓地定下来。
当年,万安山葬母。年轻的欧阳修忙前忙后。
万安山葬母之后,欧阳修又提出陪同范仲淹登嵩山以解悲痛之情,范仲淹接受了欧阳修的美意。
在通往嵩山的路上,在登上峻极峰的山顶,欧范二人留下了“嵩山同题诗十二首”,至今被传为佳话。
嵩山
明道二年(1033年)秋天,范仲淹从淮阳回朝任右司谏将近3个月了,一天,他突然接到欧阳修的一封信,拆开一看是《上范司谏书》——欧阳修在信中引经据典,严词切责。信中先说:“谏官虽卑,与宰相等。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又正告范仲淹千万不要以“朝政清明”“天下无事”为借口,更不能以“有所待”为托词,推脱自己的职责,信的结尾更是对范仲淹提出切责,期望他能“思天子所以见用之意,惧君子百世之讥,一陈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敦促范仲淹立刻拿出实际行动,以直言进谏证明自己是合格的谏官。
这封言辞激烈的信不仅没有让范仲淹生气和难堪,反倒加深了范仲淹对欧阳修的赏识,他夸欧阳修,小小年纪,文风老练,忧国忧民,不愧有王佐之才。
不久,京东路、江淮路发生蝗旱灾害,民不聊生,范仲淹奏请救灾,未得回音。便当面质问仁宗皇帝:“宫掖中半日不食当何如?今数路艰食,安可置而不恤?”
随即,范仲淹被派出救灾,所到之处,开仓放粮,减免税赋徭役,回朝,他还带了灾民充饥的乌昧草到皇宫,请仁宗传示六宫贵戚,以抑奢侈。
得此消息,欧阳修在洛阳为范仲淹击节鼓掌。
紧接着,“废后风波”中,范仲淹又直言进谏,这次,触怒了仁宗皇帝和权相吕夷简,被贬睦州。刚刚进京任馆阁的欧阳修愤懑至极,可惜有劲使不上。
开封
欧阳修与范仲淹同在京城做官的日子终于来了,范仲淹任开封府知府,偌大一个京都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有民谣为证: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当时,欧阳修的岳父胥偃任纠察刑狱,频频上书,控告范仲淹判案断狱不能严守法度,说他哗众取宠。作为范仲淹的坚定支持者,欧阳修十分不满胥偃的做法,翁婿之间矛盾日益加深,差点断交。直到胥偃去世,欧阳修才说:“令人悲叹的是,就连胥翁也未必能够体谅自己的一番曲衷啊!”
在京城的日子里,每次看到欧阳修,范仲淹都能想起那封信,不为谏官,也要谏言。
他越来越发现,吕夷简长期担任宰相,社会上的名利之徒纷纷奔走门下,钻营贿赂,卖官鬻爵。精心准备之后,范仲淹向仁宗皇帝呈奏了一张《百官图》详列各个职能部门的主要升官名单。他向皇帝一一指点评说,哪些人是循序升迁,哪些人是越级提拔,哪些人公正进用,哪些人是徇私提升。吕夷简很不高兴,他说范仲淹言辞迂阔,有名无实。范仲淹毫不示弱,又连上《帝王好上》《选贤任能》《近名》《推诿》四篇奏章,直指当时的朝政弊端。诚期仁宗皇帝莫学汉成帝永始、元延年间,宰相张禹攀附王氏,最后招致王莽篡权。闻听此言,吕夷简大为恼火,怒不可遏,一面加以辩驳,一面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并以“辞相”要挟“贬范”。
由于双方各不相让,无可奈何的仁宗皇帝做出了“撤销范仲淹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出知饶州”的命令,其实,就是“贬饶州”。还在朝堂正殿张榜公布,告诫文武百官不准结为朋党,不准越职言事。
饶州,江西省上饶市辖县
反对这一处理决定的首先是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结果直接被贬至筠州。接下来是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诛自我投诉自己与范仲淹“义兼师友”,请求处分,结果也被贬往郢州。其实,这个时候最着急的一个人是欧阳修,既兴奋又愤懑。兴奋的是范仲淹终于敢拿宰相“开刀”,愤懑的是范仲淹又一次被贬。
位卑言轻,怎么样才能替范仲淹鸣不平?欧阳修在苦苦思考。机会来了,按理说,这个时候,能够挺身而出替范仲淹等人说话的,只有谏官了,然而,没有人站出来。更有甚者,作为右司谏的高若讷,不但不替范仲淹辩护,反而附和吕夷简诋毁范仲淹的为人,公开指责范仲淹,说他急于进用,论事狂直,理应贬黜。
欧阳修早都看不惯高若讷,回到家更是义愤填膺,挥笔写下了《与高司谏书》。信中,欧阳修运用一个二难推理将高若讷置于无可辩解的“不屑”之地:范仲淹如果不贤,三四年来皇帝一再提拔他,作为谏官,有责任早该弹劾他;如果范仲淹是个贤者,现在这样的紧要关头,作为谏官更应该站出来说话。无论范仲淹贤与不贤,高若讷都要受到指责,原因是作为谏官没有履行好自己言事的职责。信的最后直指高若讷“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
欧阳修像
结果是,高若讷将信交给仁宗皇帝,欧阳修被贬夷陵。
同余靖、尹诛一样,欧阳修为能和范仲淹一起被贬而无悔,甚至倍感荣耀。
馆阁校勘、大才子蔡襄为了伸张正义,创作了《四贤一不肖诗》5首,歌颂了四位贤臣:范仲淹、余靖、尹诛、欧阳修,斥责了不屑之徒高若讷。其中有诗曰:“四公称贤尔不肖,谗言易入天难欺。朝家若有观风使,此语请与风人诗。”
被贬出京的范仲淹和欧阳修并没有因此消沉和气馁,他们相互勉励,依然为国为民,尽职尽责。
宝元元年(1038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十月,元昊正式称帝,国号改大夏,宋夏战争由此展开。康定元年(1040年),元昊选择延州发动了侵宋战争的第一次大战役,重文轻武的宋军在战斗中溃不成军,三川口惨败,延州危在旦夕,朝野上下震动。关键时刻,范仲淹临危受命,从越州来到西北边陲的战事前沿,并以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身份兼知延州。
范仲淹没有忘记在滑州的才华横溢的欧阳修,举贤不避亲,他在《举欧阳修任经略安抚司掌书记状》中说:“我询问过士大夫,他们都认为欧阳修的文学才识被大家信服,这个职务非欧阳修担任不可。”
可是,欧阳修却婉言谢绝了。他说“同其退而非同其进”,不能因为范仲淹升迁而自己也升迁。
守边三年,范仲淹与韩琦并肩作战,可谓战功赫赫,“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军”。
韩琦像
作为主和派的范仲淹认为,战争长期拖下去,不仅要“困耗生民”,而且变化难测,要成为“社稷之忧”。他主张“名体已顺”,便可言和,不能和“戎狄”争是非,决胜负。而这个时候,欧阳修已是谏官,他坚决反对议和,以为这样屈从西夏,与之议和,不以为羞的,多半是“不忠无识之人”。
范仲淹已经是枢密副使,他说自己“备位二府”有责任考虑国家安危大计,不敢避谤,坚持与夏缔结和约。庆历四年(1044年)五月,宋夏和议正式签订。
主战不成,欧阳修又把谏言指向了国内“革新”,早在被贬夷陵之际,他就针对时弊写出过《原弊》一文,揭露国家所面临的三大弊端:“诱民之弊”“兼并之弊”“力役之弊”。
对于革新的领袖人物,他首推范仲淹,于是一纸奏章呈上——《论王举正、范仲淹札子》,指摘王举正柔儒无能,缄默不晓事,应该让贤给范仲淹。这回轮到范仲淹说不干了,他深知参知政事责任之重大,说“国之执政的地位难道可以有谏官的话而获得吗?”欧阳修并不气馁,连上奏章,言辞凿凿,据理以争,大有“非仲淹无执政”之势。特别他的《论韩琦、范仲淹乞赐召对札子》更是请求仁宗出御便殿,召见二人,共商朝政大事。仁宗皇帝开天章阁,诏命参知政事范仲淹等起草“政改条令”是欧阳修促成的。
随之,史称“庆历新政”的“答手诏条十事”横空出世。
起始,“庆历新政”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一系列人事变动,改革派明显占上风,昭示着仁宗革故鼎新的强烈愿望和奋然求治的决心,改革不仅力度空前,而且进展顺利,范仲淹十大改革主张中“择官长”率先起效,随着按察使工作的不断深入,一批贪赃枉法、老朽无能的官吏被罢黜,引起了朝野震动。
“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依次展开。
一时间,一大批关心国运、富有政治热情的士大夫欢欣鼓舞,特别是正在国子监担任直讲的石介更是仿效韩愈《元和圣德颂》,写下了长达190句的四言诗《庆历圣德颂》。热情讴歌“庆历新政,说仁宗皇帝‘明圣’、范仲淹、富弼‘一夔一契’、欧阳修等‘立朝谳谳’‘刚守粹悫’”,同时对夏竦等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欲速则不达”。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仁宗对改革的愿望随之降低,加之反对派和保守派的极力阻扰,反对派祭出的大旗是“改革派结党”“君子群而不党”,小人结党营私,臣僚朋比为奸,历来是最高统治者的大讳,是对皇权的严重威胁。“庆历新政”一度陷入僵局。
关键时刻,欧阳修又一次挺身而出,为了回击反对派的攻势,解除仁宗皇帝心头的疑虑和隐忧,稳定改革派的决心,《朋党论》一文奏给了仁宗皇帝。文中说:“朋党”是“自然之理”“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进而,他又深刻指出“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
因为小人贪图的是利禄财富,为利而勾结,利尽而断;君子之朋建立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光明磊落,始终如一。文章最后提醒仁宗:要“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仁宗皇帝和执政议论朋党时问:“从古以来,只有小人结成朋党,难道君子也有朋党吗?”范仲淹回答说:“在边境上,勇敢的人不怕战争结成党,胆怯的人怕战争也结成党。朝廷有邪有正,正人结成党做好事,对国家有什么不好呢?”
范仲淹表达了与欧阳修相同的观点,何尝不是在保护这个“年轻人”啊!
果不其然,反对派借着《朋党论》向欧阳修和范仲淹等人发难,更是制造了“滕子京事件”和“进奏院事件”,反对派代表人物王拱辰甚至得意忘形地说:“这下给我一网打尽了。”
《朋党论》
随着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纷纷外放,“庆历新政”几近夭折。
欧阳修不甘心,他上奏《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明知反对派正在疯狂反攻倒算,却迎难而上,替范仲淹、杜衍等申辩。
这是一纸犯颜直谏的奏状,所抨击的不光是反对派,也包括出尔反尔、惑于流言的仁宗皇帝。
果不其然,反对派一出莫须有的“张甥案”就让欧阳修“社死”了。
至此,历时一年有余,虎头蛇尾的“庆历新政”宣告失败。
欧阳修被贬知滁州,此时,范仲淹已从邠州到邓州任职。之后范仲淹与欧阳修天各一方再未见过面。
关于他们两个人之间还有一个“谜”至今我也没有解开——范仲淹留下的五首词中有一首是“别具一格”的《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
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
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
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
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这首词到底写于哪个时间?既然是“分题”,那么欧阳修的那一首到底在哪里?
皇祐四年(1052年),欧阳修两受打击:三月,慈母去世,颖州丁忧守孝;五月,范仲淹在赴颖州上任的路上病逝于徐州。
噩耗传来,悲痛欲绝的欧阳修当即撰写了《祭资政范公文》,倾吐内心的满腔愤懑:
“呜呼公乎!学古居今,持方人圆。
丘、轲之艰,其道则然。公曰彼恶,谓公好讦;
公曰彼善,谓公树朋。
公所勇为,谓公躁进;
公有退让,谓公近名。
谗人之言,其何可听。”
欧阳修鲜明对比范仲淹的磊落言行和反对派的卑劣伎俩,对迫害改革的反对派进行声讨。祭文还写道:
“自公云亡,谤不待辨。
愈久愈明,由今可见。
始屈终伸,公其无恨。”
欧阳修坚信范仲淹的人格冰洁玉清,一切诬谤之词终将不攻自破。
范仲淹的墓志铭为富弼所写,《范公神道碑铭》非欧阳修所能推辞。然而,这篇碑文准备了将近两年,两年后,欧阳修交出了精心写就的《范公神道碑铭》。后人称之为“叙事精简,词语精练,过渡自然,详略得当。描写之生动、评论之中肯、说明之详尽、抒情之热烈,莫不浑然天成”。
《范公神道碑铭》
就是这样的一篇碑铭其后经历了“一波三折”。
文稿经韩琦审定,按照韩琦的意见做过修改。其中关于范仲淹与吕夷简的关系,在记叙景佑年间,吕夷简以朋党罪名贬斥范仲淹之后,又提到吕、范二公在宋夏战争爆发后,以国家利益为重,尔后将相和解。
“自公坐吕公贬,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吕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为党,或坐窜逐。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两公欢然相约勠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
对于这段记述。富弼不赞成,他通过徐无党向欧阳修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但欧阳修认为,碑志类文字,只能据实直说,才能取信于后世。而大敌当前,政见不同的双方摒弃前嫌,团结对外,彰显的正是范仲淹以国事为重的宽阔胸襟与不凡的气度。他要徐无党向富弼表达自己断然不会修改的意见。
欧阳修说:“述吕公事,于范公见德量包宇宙,忠义先国家,于吕公事各纪实,则万世取信。非如两仇相讼,各过其实,使后世不信,以为偏词也。”
当是时,范仲淹的大儿子范纯祐随父在西北征战数年疾病缠身,不能自已。25岁的二儿子范纯仁激烈地反对父亲曾与吕夷简和解的说法。范纯仁说:“没有这回事,我父亲从来没有与吕夷简和好过。”他请求欧阳修删改这段文字,欧阳修生气地回答:“这件事是我亲眼看见的,你们这些后生怎么可能知道?”他拒绝作出任何修改。
范纯仁最终擅自删除了有关和解的20多个字,才交付碑刻。欧阳修闻讯后勃然大怒,说道:“这已经不是我的文章了。”
欧阳修甚至特别声明:“范公家神刻,为其子擅自增损,不免更作文字发明,欲后世以家集为信。”
“欧阳文忠公真乃率性大家也!”我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因为我个人是支持欧阳修先生的。
抬望眼,苏轼手书的《醉翁亭记》映入眼帘。
出得欧阳文忠公园的大门,我一时有些恍惚——
欧阳文忠公园
庆历四年(1044年),祖籍安徽淮南的吕夷简在郑州逝世,葬郑州新郑;
皇祐四年(1052年),祖籍江苏苏州的范仲淹在徐州逝世,葬洛阳万安山;
熙宁五年(1072年),祖籍江西吉安的欧阳修在颖州逝世,葬郑州新郑。
我下意识打开导航——
欧阳修墓距范仲淹墓 119 公里,用时 1小时38分钟;
范仲淹墓距吕夷简墓124公里,用时1小时43分钟;
吕夷简墓距欧阳修墓27公里,用时36分钟。
这会是历史的巧合吗?
范小红,洛阳人,
范文正公三十一世孙,
2012年度中国十大旅游风云人物奖,
奔流文学奖获得者,
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理事,
河南省范仲淹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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