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扇纶巾】

记者：你对当代帖学的存在状态和格局有什么评价？

陈振濂：新帖学的概念我是非常赞同的，也写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我觉得民国时代建立起来的帖学概念，已经被这个时代置换掉了，原来的帖学是与碑学对峙。现在，帖学和碑学的对峙格局已不存在了，印刷术的进步，使我们视野宏富，已经不需要用碑学和帖学的对峙的方式来建立新帖学了。因此，它可能更多地是表现在对于魏晋书风的回溯，同时，又表现在当代书法家精神的开放和精神的解散。行草书在现当代是最具接受面的，这种影响的广泛与经典“二王”书风和魏晋书风综合起来，就使它既有古典的支撑又合时代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对“二王”书风的追求和新帖学概念的提出，便是顺理成章的了。所以，在以前有过沈尹默式的魏晋书风，在后来是章草书风，一直到“广西现象”。我觉得所有这些书风都是对某一种经典的模仿或者是追随，现在则到了对“二王”古代经典最核心的部分来进行模仿或者来进行探索，它也是在一节节地升高，逐渐走进核心，误读不一定是贬意的意思。

今天，我们未必不是在误读，但是，误读的过程中间它的品质是越来越高了，我们今天也不能担保没有误读，说不定后5百年后人也在看我们在误读，但是他能够判断里面的质量。所以，这是一个很积极的现象。除此之外，帖学对“二王”的追溯又和我们的书法艺术观念发生很大的转变，现在写“二王”写得好的这些人有很多都是学院里经过严格训练的。原来我们在看“二王”的时候是写个大概，以毛笔字的概念来理解“二王”，现在是在专业的课堂里面做形式分析、技法分析所拿出来的“二王”，这两个出发点和基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它能够反映出一个时代的进步。每一个时代的误读或者是每个时代从这个时代特定的角度去解读“二王”都能产生新的传统，都会沿续新的传统。但我们今天来解读“二王”所产生新的传统和过去会不一样，过去无论是唐宋以后，或者是赵孟*也好，董其昌也好，他们在解读“二王”的时候基本上是从风格上来解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趣味，然后去学“二王”，学过之后有种新的体会，然后形成自己的风格，主要是从自己的理解和风格的层面上在沿续“二王”的传统。今天，我们在学习“二王”的时候，着眼点基本上不是风格层面，而是技术层面，我们在高校里面是可以把“二王”的每一个笔画分析的非常细，甚至“二王”的某一个字帖的某一根线都可以讲一堂课。所以我们现在对“二王”传统的延续，不是那种印象式的、风格式的理解，然后完了以后就构成一个传统。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崇敬它的技术语言，这种崇敬语言带有相当明显的这个时代所要求的那种科学性，不是“二王”在我的印象里是什么东西，而是它本来应该是什么东西，这个我觉得是一直到吴昌硕、沈尹默时代，他们当时为什么没有这种能力，其实主要因为是他们当时没有高等教育，他不可能四、五年泡到教室里面一直研究“二王”，还有是当时写字不需要这么复杂，写毛笔字写个大概像就行了，有个印象就行了。我曾遇到某一个作者，他说他是写“二王”的，他说他能够把“二王”写得很像，我说你且慢，很有可能你认为很像，而我认为一点也不像，如果是业余学习的话，你的眼光是不严格的，你觉得很像了，可是在我们课堂里一天到晚做分析的人来说你的技术指数误差太大了。所以说你的像和我的像是不一样的，这个里面其实比较重要的是他有一个技术的指数，有一个科学精神在里面，他留传下来的钩摹本，他本来是什么样，而不是我的印象是什么样的，这个是我们和古人，包括和沈尹默这样的人的区别，这种区别就会造成我们今天的解读方式的不一样。当然，“二王”中的传统沿续也不大一样，还有一样值得一提的就是物质条件也不一样了，以前没有印刷术，是雕版刻的，《淳化阁帖》以下的刻帖，它对于原帖的印象的程序，通过刻的部分已经消失掉很多了，精准度已经没有了，明清时候学“二王”的法帖，他学的其实是刻帖，那个刻帖和我们今天看到的“二王”本身已经相距千里了，所以只能用印象的方式来做，我们今天一个是有课堂分析方式，还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字帖是一个最仿真的印刷，这种物质条件是过去的时代所没有的。

记者：当代帖学可以有超越清末民初的成就，除了物质层面的原因外，书家观念的改变，甚至说个人对文献墨迹的破解能力，包括整体的文化氛围，东西文化对撞，包括书家主体意识的强化，这些东西是否也在起作用？

陈振濂：在起很大的作用。董其昌时候写“二王”，他并不认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他认为科举做官是大事，写字他认为有点感觉就行了，哪里像今天把它作为一个对象在拼命研究呢？我们今天对它关注的程度也是过去的人无法比的。所以，精神层面的，物质层面的，我觉得好像因素很多，但是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今天提倡新帖学我觉得才有意义，因为大学里指导博士论文的概念就是说一个题目出来，你能提出什么问题，你可以解答不了，但你应先有问题提出来。其实，当代新帖学的提出，表明我们已经可以提出和古人不一样的问题了。比如说印刷术的问题，古人是看刻帖，今人是看墨迹；古人是凭感觉在写字，我们今天是把它当作科学对象在研究，我们可以把它做出100道分解题目，像类似这样的东西就是今天的新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今天的新帖学其实需要倡导的是一种科学精神而不是艺术印象这种大而化之的问题，因为这种艺术上的大而化之，董其昌时期、赵孟*时期都有。

记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激进主义反传统的影响，帖学成为保守的象征，甚至有人说就是要打倒王羲之。进入21世纪，当中国书法经历了20年的发展后，现在提倡的比如新帖学，它有没有保守之嫌呢？还是说它是书法史自律的一个调整？

陈振濂：我觉得应该是自律，叫书律也好，或者叫书法史的本体，自洽，就是出了问题自己调整，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呢？20世纪80年代以来20年书法发展过程中有很多书风在不断转换，从开始到当下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第一，从粗糙到精准，对古典的理解越来越深入。第二，从大而化之的风格到越来越注重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其实新帖学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今天社会生活的快节奏所产生的反向性审美要求，我们需要拿着毛笔来安抚一下我们的心智，帖学的古典与精致，又是精典的核心，足以做到这一点。我们调整心态为什么不去找八大山人呢？那是八大山人的精致度还不够。

记者：20世纪80年代后碑学主要表现为风格主义的追寻，新帖学的出现，则实际上是对书法最高技巧的一个挖掘，甚至是说对最高书法文化境界的把握。

陈振濂：风格主义是在走马灯一样的在走，新帖学没有按照流行在走，我倒觉得它未必不是风格的，换句话说，历史的长河在往前走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一个驿站，它和王铎、沈尹默作为风格被推崇一样，过不久它也可能被淘汰，但是，它的生命会比较长，被淘汰的速率会降低，为什么呢？就因为精致。书风太粗糙，两三年就被换掉了，大家觉得没意思，那么作为经典化书风，风格主义书风可能是两三年，它可能有十年。那么，相对于风格主义来说，它至少在十年以内不会被认为是风格主义，但是如果跳出十年以后来看，它也仍然构成风格主义的一环，无非是时间长短而已，现在的碑学之所以走不下去，是因为它在沿袭老的套路，我觉得不一定要把碑学设立成一个对手，而是风格主义一直在一个比较粗糙的层面上，在书法刚刚复兴的时代也不可能有精致的东西，那个时代需要风格主义的东西。到了今天，流行书风把语言越做越简单，大家回过头来看“二王”，忽然发现，这批科班出来的人写“二王”倒写的蛮精致的。其实，前面是风格主义，后面又用新的东西来代替风格主义。书法史这条线还在往前走，无论何种书风只能占据它中间的一段，不可能占据它永恒。时间长短里面包含一个要素——粗糙和精致，皮毛不是核心。那么新帖学在今后会不会走得好，就要看它是皮毛还是核心，更宏观的看，前面你说的风格主义就是滑翔机，滑翔没多长时间就下来了，你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想到有生必有死，有起必有落，但当它兴起之后，它如果品质高，精致度高，它能代替这个时代的精英文化，和这个时代人的精神能够对接，那么，它当然对这个时代的贡献要比前面的两三年走马灯似的转换的书风要大得多了。只有各方面的条件都具备了，它才能够成为20年来风格主义书风之后的时代标志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