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洛霍夫有“静静的顿河”，俺李家洛夫有“静静的运粮河”（岁月悠久之河，兴于隋，盛于宋，流淌至今。运粮河雁鸣湖镇段现名“鹭鸣湖”，与老夫草庐相傍相守）。       

    依湖而居，容易伤感。
    临湖傍霞，唏嘘黯然：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男人一生中都会经历许多女人，有亲人，有同学，有同事……
    男人一生中最特别的女人是恋人，相处融洽的异性与红颜。
    男人一生中最亲的女人是母亲、妻女、姐妹、祖母、外婆……

    癸卯年清明时分，忆外婆，念母亲。祖父、祖母和外公早逝，我们兄妹仨未得相见。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哪怕我们已老态龙钟，我们还是幸福的妈宝；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哪怕我们青春逼人，不幸的我们已是无根的飘萍。之后人生无论高歌或欢笑，总有悽楚暗流。

　 外婆的故事
    因我幼年寄养在乡邻，基本未与两位外婆一道生活过。但在后来有限的二十多天“在一起”，也留下了点滴温馨记忆。
    上世纪70年代我还在郑州国棉四厂子弟中学上初中时，与金兰姐（老妈的闺蜜曹姨的女儿）回过母亲的老家江苏南通海门常乐镇（乡）。
    坐火车几十个小时到上海，再乘轮船到海门。在轮船上时常小恐惧。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四望茫茫，看不到海岸，心里没底。
    还好，航行了一夜（？），终于抵岸。
    当少年的我跨过大姨家院门，就看到院内一左一右两个老太太睁大眼睛惊喜地看着我。二老就是我的两个外婆，为何是两个？
    我的两个外婆——一个鸭蛋脸大眼睛，一个瓜子脸高鼻梁，年轻时都是大美女。
    我母亲的生母就是我的鸭蛋脸大眼睛外婆。大眼睛外婆与瓜子脸外婆是亲姑嫂，即瓜子脸外婆是我母亲的舅妈。瓜子脸外婆未生育，儿女多的大眼睛外婆就将我母亲过继给她当闺女。
    瓜子脸外婆对母亲视同己出，对我们外孙辈更是格外地亲。　　

    大眼睛外婆住在大舅家。瓜子脸外婆住大姨家。我落脚大舅家。
    大眼睛外婆的好玩时光
    大眼睛外婆那时应是70多岁，精神矍铄。
    在与大眼睛外婆相处的约一两周时间，有两件事我记忆深刻。
    一个人玩牌也很嗨。大眼睛外婆喜欢打纸牌。但她老人家与众不同的是：自己一个人玩。于是，那些天我常常看到她一人占着一张八仙桌，四面四个位子都放着椅子，但只有她一人在坐。只见她老人家嘴里嘟嘟囔囔地发牌，发好“四位”的牌后，她先抓起自己的牌看看，然后小心翼翼四下瞅瞅，“嗖”地一下抓起右手下家的牌偷眼瞧瞧，之后又“嗖”“嗖”地偷看了另两家牌后，她开始出牌……因为知己知彼，左右及对家的牌均由她一人变幻角色掌控，所以大眼睛外婆百战百胜，乐得不能行。
    大眼睛外婆很有个性。我发现她早上一只手提着夜壶踮着小脚去厕所时，就上去想把夜壶接过来。但她连说“龌龊！龌龊！”边说边摆手，坚决拒绝。我也尝试过进她房间去端，也被她阻止，遂罢。她也不让子女即我大舅或大舅妈为她端倒夜壶。
    老人家的个性是，自己能办的事，就不让儿孙辈代劳。
    瓜子脸外婆拉着我的小手回乡下

    约在大舅家待了七八天后，瓜子脸高鼻梁外婆带我回乡下。为何我俩要回乡下，原因我不记得。
    应是早饭后，她老人家扯着我的手向乡下走。是的，是走，不是坐车。
    一路上外婆一直紧攥着我的手。路上我俩都说了什么，现在也没记忆。只记得，一老一少，悠悠的手拉着手一直走。时而走在林荫下，时而走在霞光中……
    终于，我和外婆回到了她自己的家。外婆稍微坐了会儿，就把正在门外转悠的我喊了进去。她拿出里三层外三层裹着的钱还有冰糖给我。
    我嘴里嚼着冰糖东走走西看看。余光中看到她老人家静静地、入定般地看着我。我是她难得一见的外孙，我又长得像我母亲。可能她老人家看着我就等于看到了外孙和她女儿两代人……所以看我时，外婆的目光总是痴痴的。
    这是我内心深处留存的与两个外婆相处的美好时光。
    瓜子脸外婆在老家是哪年走的，享年多少，在郑州的我不知道。而特疼我爱我的养父哪年走的，在郑州的我也不知道。
    上世纪70年代养父曾来郑看过我……孰料70年代我与瓜子脸外婆及养父见后，竟成永诀！
    大眼睛外婆大约是在她80岁左右肚中发现了瘤子。本来舅、姨想做手术，但医生说是良性的，并说老太太已80岁了，再挨一刀不必要。最终，肚里带着瘤子的大眼睛外婆安康活到100岁才仙逝，而外婆的妈妈（我的外曾祖母）也是百岁仙逝——母女俩双百岁，可谓人间至亲双瑞。
    我与她老人家最后一面也是70年代我回去的那次。  我现在眼前还是她手端夜罐，看到我上前她连说“龌龊龌龊”拒绝我帮忙的场景。

    怀念母亲
    母亲是一名老纺织工。上世纪50年代她与父亲及众多江苏海门老乡来郑，不管母亲等乐不乐意，支援郑州是当时祖国的需要，而母亲做为党员，当然要服从。

    上世纪50年代，郑州大力建设轻纺城，即后来的六个国营棉纺厂（郑棉一厂、三厂、四厂、五厂、六厂，加上原有豫丰纱厂改名的郑棉二厂）应运而生。
    因为当时郑州缺乏能熟练操作纺织机车的是师傅。上级就号召上海、江苏等地的纺织厂纺织工支援郑州，而父母亲所在的启东县（市）、海门县（市），纺织历史悠久，清末状元、中国著名实业家张謇民国时期创办的“大生一厂”“大生三厂”（纺织厂纺织学校）就分别设在启东与海门。
    张謇先生，是母亲等所有海门人、特别是常乐镇的骄傲。所以，不妨特别摘录介绍一二：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1853年出生于江苏南通市海门县常乐镇，晚年自号啬翁，世人敬称为啬公。他著称于世，不仅在于他是晚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状元，民国时官至实业部长、工商农林部长等要职，还在于他在实业、教育、农垦、交通、水利诸方面都有全国领先的实绩，正所谓“丰功伟业著新通”(朱漱梅《夜梦张啬公有感》)。
    1926年8月24日张謇病逝，终年73岁。死讯传出，致唁电者有总统、内阁总理，有名流蔡元培、梁启超、黄炎培等，2000余人至其宅致哀……
    所以，来自张謇故乡海门特别是常乐镇的纺织女工，自然就是江苏支援郑州的主力军之一。而母亲、曹姨等无数海门常乐镇老乡、南通老乡、江苏老乡就成为郑州轻纺城建设的开拓者。她们最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郑州的纺织事业（母亲等当时多为20多岁），她们是郑州纺织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中坚力量。
    据后来母亲自述，上世纪50年代她从江苏海门来郑，全是我父亲利用职务（身为县公安局负责刑侦的领导）之便，未与她商量就偷偷地将她的户口迁到郑州，然后将她骗上了来郑的火车。其实我母亲也不傻，但她没点透，就装憨随着父亲来了。
    应是1956年左右的一天。坐火车抵郑后，我母亲走出郑州火车站坐上毛驴车行至中原路时，看着荒凉的路旁一座座坟延伸开去，心里凉透的母亲，眼泪流了下来。虽说母亲有所心理准备，但看到的郑州实况，她还是难免有点不适应……
    不过，话又说回来，虽说当年中原路上雨纷纷——我母亲的眼泪在飞。但即来之则安之，不久，母亲就适应了新生产、新生活。
    母亲是个工作狂。一进入工作状态，立马变为不知疲倦、严肃认真的“自动机器人”。母亲袁素珍是郑州国棉四厂前纺併粗车间丙班的挡车工，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干了近30年。我1980年12月顶替她上班后，母亲还返聘了一两年。
    在工厂，母亲“不停产闹革命”招人嫌
    母亲是生产标兵——即便在“文革时期全国停产停课闹革命”时期，她也会在车间、班组组织学毛选、跳忠字舞等之余，见缝插针挡车（干活）。
    负责运送母亲纺出的纱辊的细纱车间扛纱工，比如“歪歪”（刘学文）“虾米”(因眼睛小)等就郁闷得不行。
    别的挡车工多不开工，所以相关扛纱工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歇着。唯独我母亲“不上道”，一直“傻乎乎”地在机车前后忙乎，一个个纱辊接连而出，相关的扛纱工当然就歇不了，就得把母亲纺出来的纱辊肩扛手推（有推纱车）推到细纱车间上机。
    于是，气恼的扛纱工过来取纱辊时，就常常故意将纱辊弄掉——只要机车上方架子上放着的纱辊掉下来就会砸断机下数个棉条，母亲就要到车后车下，将掉落的纱辊拾起来放回原处，然后将砸断了的棉条一根根接上。
    母亲因为不会说河南话（在家我们都是南方腔），所以除了偶尔与南方老乡聊两句外，她大部分时间少言寡语，只知道闷头干活。这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特殊时代，母亲这种既不忘闹革命、也不忘抓生产的行为，是较为另类的。
    因我的性格问题，加上母亲三班倒（早、中、夜三班倒着上，一个运转班8个小时），较辛苦，在家我与母亲很少沟通交流。二老与我哥和妹交流得多一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原郑州国棉四厂棉纺路46号楼，作者一家五口在此2楼西南角一居生活了一二十年
那时我们兄妹做错事了，母亲会动用特别“家法”

    我小时候虽说不至于闹到“上房揭瓦”，但也差不太多。
    兄妹仨中我最捣蛋。我小时候除了和哥哥动不动就对打外，也在外面与人对练。虽说我是妥妥的黄豆芽身板，头大身子细。
    但只要与人格气，一旦动起手来我这个大头乖乖会在嗷嗷叫声中秒出一二十拳。
    因此，只要不是常打架、打架王之类的牙家儿、猛人，只要不是比我块头大很多，通常对方会被我一阵闪电组合拳打蒙，常常是对方已被打得鼻青脸肿（挨了一二十拳了），还没能有效还击我一拳。
    但打后的结局是，挨打的家伙会来家告状。若碰上父亲在，他会不分青红皂白按着我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暴揍。若母亲碰上了，会让我品尝其袁式独有绝技即袁式“肉疙瘩”——她老人家会盯着我的臀部，然后用手指拧掐我屁股上的肉肉——这就是母亲的“袁式家法”。
    如此，就常有这样情形：母亲一路小跑哈着腰伸着手专注地追着我的屁股掐，我呢，挺着身板哇哇叫着“不敢了不敢了”地逃窜，当然逃窜的同时，我的双手会在屁股后不停地来回拨拉着——以阻挡母亲的食指与中指在我屁股蛋上夹击会师。
    父亲动手没轻重，不管操着啥硬物件都敢朝我身上招呼。要不是我命大，我的胳膊腿很难完整无缺。母亲曾多次劝阻过父亲不要乱打，但效果不佳。
    母亲下手有分寸，别说头脸了，除了屁股以外，我们身上其他任何一处她都没碰过。
    母亲认定打小孩只能打屁股，其他的地方不能碰。只是用指头掐着屁股上的一小块肉肉，也可疼啊。
    母亲最后的时光
    母亲喜欢打牌。患病后最后三年（1990年至1992年）也照打不误。江苏老乡都喜欢和母亲玩牌。
    母亲输赢淡定，赢得下，也输得起。不会因为输了面红耳赤，更不会骂骂咧咧，也不会摔牌、拍桌子。
    母亲也从不欠账。比如最后一把牌，有些人输了对迷不再认账，但母亲从不赖账，哪怕是最后一把，她若输了也分文不少给对方，别人给不给她不管。但她若赢最后一把，有人给了就收下，不给她也不提。
    可能是因为母亲的牌风不是一般地正，所以，男女牌友都乐意和母亲凑桌。而以玩得大点儿的男老乡居多。因为母亲从不怯场，你说玩多大，她都没意见。那时男的通常比女的玩得大一些。当然，都是老乡，都不是有钱人，谁也没想在牌桌上发横财，所以都不会玩得太大。
    母亲的牌技颇高，比如记牌准，各家出的啥牌不要啥牌，她都一眼而留在脑中。这是母亲的天赋。比如母亲的心算口算之快，我是没见过超过她的。买东西时，当店家还在叭叭打算盘时，我母亲早已将数额报了出来，等店家打完算盘一对，分文不错。以致有的店家见是我母亲，只要她一报出钱数，店家算盘也不打了，直接以我母亲报的数为准结账。
    当然，我母亲也对得起店家，因为她根本就不出错，总是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不怕你事后核算。
    不过，令人遗憾地是，我哥我妹都继承或部分继承了母亲的快算天赋，我是一丁点儿都没继承。而我的算术、数学之差，妥妥是个弱智，上小学考过不及格。母亲对于我的脑子不开窍，想必很诧异：“我的孩子算术怎么能这么差？”当然，母亲没有当面这么打击我，但她心里对此肯定会很纳闷。
    闲话扯远，回归正题。
    因为牌风好，玩大或小都行，无论在郑的牌友，还是海门老家的牌友，母亲都很受欢迎。
    比如，同样是回老家，我的一个很亲的长辈，因为一是来得太小，二是有点儿输不起，输了即拉长了脸，说话也不好听。因此，我这个长辈没人乐意陪她玩。以致每次她从郑回到老家，都是大舅妈一家一家事先将人硬拉过来作陪。
    但我母亲回去，大舅妈根本不用去拉人。母亲还在家里正吃着呢，众乡邻即众牌友就一拨拨乌洋洋联袂而来等候我母亲了。
    我记得母亲打的最后一场牌是在原郑州国棉四厂中街71号楼一楼的家里。那是母亲患重病后的第三年开春。母亲因上身手术后，有些毛细血管不通畅，胳膊手都因此肿胀。因为手指肿胀，她抓牌越来越不稳。
    最后一次打到黄昏结束后，母亲微笑着跟大家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你们打牌了。我现在手太肿了拿不住牌了！……”几个叔叔阿姨闻之黯然。
    母亲临终前几日对我交待：“有一万块钱在你爸那儿放着，你结婚了用。你爸身体不好，一定要让你爸一直住朝阳的房间！你爸的脾气不好，你多担待一些……”我不停地点头。
    母亲去世当天下午，曹姨等五个母亲的好姊妹好闺蜜，围着病床喊母亲的名字，“袁素珍！袁素珍！……”
    过了好久，母亲轻回了一句“谢谢啊，我听到你们叫我了。我现在没力气回了！……”这是母亲最后的声音。
    1992年3月9日凌晨，母亲病逝于郑州。享年63岁。
    今年是母亲去世31周年。
    妈妈，你在天堂好吧？
    妈妈，你的孩提时代也一定有过梦想，你仰望星空时也一定有过向往……回首此生，你有遗憾么？衷心希望我的母亲来生做公主，万千宠爱集一身，不再操劳不再辛苦，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过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