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6月，我任《郑州法制报》总编辑，没有副总。社长张继良，他是市委政法委调研处处长兼任。市政法委秘书长陈志坚评说：张赵是最佳搭档。张社长继良小我12岁，他多思，我比他多吃12年饭食，我情绪化。互补。

1997年2月的一天，我接到省宣传部门的一个电话，命令式地要我找总编，我说我就是，他又命令，立即到省里来，我说我归市政法委，他说，少废话，通知过了！没坐报社的车，打的去的，先找熟人摸摸底，在二楼办见原省作协秘书，他得知我找新闻处，说，不当作家了，搞新闻，我去一下，他笑着走的，回一脸乌云，说：注意态度，一直走，我有事儿，先走一会儿。我心一紧，自身敲开新闻处的门，屋里只一个人，坐在藤椅上看报，他的一条腿搭在椅子上，我很反感，说：你的腿能不能放下来，他在放腿的同时，手指报纸，这是个啥鸡巴字儿？我吓了一跳，转身看他手指的郑州法制报《现在说校讎》一文中的雠字，说：仇。古时人校对叫校仇，意思是将书中错别字儿当仇人一一揪出。他大声，这是你写的吧，有严重政治问题，你先写国民党把大使写成大便，紧接写共产党书报错别字儿一抓一大把，你骂国民党是假，诬共产党是真，我说，文字是工具没有阶级属性，不分党派，……闭嘴你！你写的《吸烟说不》，这是明目张胆的要投稿人的烟嘛！我说，处长，这是补白，报纸不能开天窗，补白大王邓逸梅……住嘴，你逼闷儿，总编不咋样，很会狡辩，你走吧，到你们政法委写个辞职报告，主动点，走吧！回来路上，我接到社长电话，我告诉他省里把我弄去了，要我辞职，社长，哟嗨，待遇比我高，市里叫我去了，也问你那两篇小文，我说，很好，好杂文！我大笑，弟横刀保哥。

我直接找政法委主管书记，汇报去省里情况，他好像不知道，说：是不是政治办报的事？谁是政治家，我是，你也是，我给市委书记汇报过，书记说，赵富海不能走！他不给政法委打招呼，随便把我们总编叫去训话，不符合程序，他看看表，走，到我家喝酒去，茅台，又问，老赵你能喝多少，半斤吧，那你喝不过继良，机关都说您弟俩配合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