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遇上了自己的浮士德难题:作为丈夫,他有平庸世俗的一面;作为诗人,他有浪漫超越的一面;作为知识分子,他有不合时宜的一面。
世上有许许多多爱情,最为人传颂的却总是才子佳人的一见钟情。
“她伫立窗畔,身旁盛开着一大团苹果花;她光彩夺目,仿佛自身就是洒满了阳光的花瓣。” 毛德冈宛如世界名画般的美击中了诗人叶芝。于是人们得以吟诵:“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苦涩美丽的情书总让人畅想,若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该多好。
1928年12月,沈从文正面临人生的困境;母亲病重,九妹懵懂,参与创办的刊物《红黑》停刊。 徐志摩慷慨热心,不过他知道借钱只能济一时之急,沈从文需要一个稳定的工作。他向胡适推荐了沈从文。胡适1928年4月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此时,他正在对学校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调整院系设置,不拘一格选聘教师,徐志摩的推荐让胡适眼前一亮。“果于学校方面不至于弄笑话,从文可试一学期。从文其所以不敢做此事,亦只为空虚无物,恐学生失望,先生一难为情耳。”1929年沈从文站上了中国公学的讲堂,主讲大学一年级的“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站在教室前面的讲堂上。准备虽多,紧张尤甚,新手教师所能预想到的糟糕情形都发生了:空白的开场,语速过快,准备的内容不够用,下课铃声还没响,话就说完了。最后,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好在这尴尬的开始只是开始。在中国公学,沈从文找到了做教师的自信,也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春天。张兆和是中国公学的校花,“功课好,运动也不差,在中国公学是女子全能运动第一名。”雪花般的情书飞向张兆和,沈从文的情书格外多,也格外卑微和猛烈。“我是你的奴隶。让我有一种机会,说出一些有奴性的卑屈的话。爱你我可以去死,只要是爱你的,如果我发现我死了也是爱你的,不用劝我去死了。我爱你一辈子,如果我爱你是你的不幸,你这不幸是同我生命一样长久的。”沈从文托张兆和的好友王华莲询问,得到的回复是:“兆和有时一连收到几十封求爱信,照例都不回信。如果都要回信,她就没时间念书了,她很烦别人老写信给她……”“他对莲(兆和闺蜜)说,如果得到使他失败的消息,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刻苦自己,使自己向上,这是一条积极的路,但多半是不走这条的,另一条有两条分支,一是自杀,一是,他说,说得含含糊糊,‘我不是说恐吓话……我总是的,总会出一口气的!’出什么气呢?要闹得我和他同归于尽吗?那简直是小孩子的气量了!我想了想,我不怕!”担忧之余,张兆和找校长胡适,有了胡适赞同这对的佳话。沈从文的追求带给张兆和的除了烦恼担忧,还有更复杂的情绪。“她惊异到自己有如许的魔力,影响一个男子到这步田地,她不免微微的感到一点满足的快意,但同时又恨自己既有陷人于不幸的魔力,而无力去解救人家,她是太软弱了!她现在也难过得要哭。”“不管他的热情是真挚的,还是用文字装点的,我总像有我自己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因而陷他人于不幸中的难过。”沈从文的热烈追求证明了兆和的魅力,这让她有点隐秘的快意;沈从文那种恨不得自戕的绝望,又让兆和感到负疚。张兆和是张家三姑娘,父亲是从五房过继到长房的,母亲生她时已经有了两个女儿,殷切期待的是男丁,对第三个女儿难免有点失望。大姐元和是祖母的眼珠子,住在祖母的后房里;二姐允和是家里的调皮大王,她的窦干干(保姆)最为护短,二姐被罚就会拼命求情;妹妹充和被二房叔祖母在合肥抚养,宛如独生女;大弟宗和是第一个男孩,“宝贝得不得了。出生后二十四小时不离人,有奶妈专门看护,住在妈妈的后房,另有一人服侍奶妈,洗尿布等事都不用奶妈动手。”兆和呢,从小没人娇惯,“皮肤黑黑的,头发剪得很短,像个男孩子,身材壮壮胖胖,样子粗粗的,一点都不秀气”。挨了欺负,带她的朱干干只能安慰:“别想了!没什么了不起。去喝你的粥,吃腌豇豆吧,吃完就没事了。”少女时代兆和的日记里有这么一段:“同允姐辩论了一整晚,为的是几年前我无意中的一句话:‘人与人间的关系除了互相利用而外,还有些什么?’允以为人间关系不止利用一种,还有一种感情的爱”。兆和的观点悲观又带点偏激,反过来也说明内心深处对纯粹爱的向往。沈从文持之以恒的卑微狂热追求最终打动张兆和也就不意外了。1933年9月沈从文娶到了自己心爱的姑娘,他们在北平中央公园举行婚礼。“三三,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美丽。”纵然接受了新思想,兆和依旧循着母亲的榜样想成为一个辅助丈夫的贤妻。早在两人订婚后,大弟宗和就惊讶的发现三姐“俨然是主妇的样子,料理厨房,算一天要用多少钱”,兆和有次当掉自己的一个纪念性戒指给沈从文救急,惹得沈从文当时的校长杨振声说:“人家订婚都送小姐戒指,哪有还没结婚,就当小姐的戒指之理。”“兆和为人极好,待人接物使朋友得良好印象,又能读书,又知俭朴,故我觉得非常幸福。她的妹妹同九九极好,那妹妹也很美很聪明,来北平将入一大学念书。”“兆和人极识大体,故家中空气极好,妈若见及弟等情形,必常作大笑不止,因弟自近年来处处皆显得如十三四岁时活跳,家中连唱带做,无事不快乐异常,诚意料不到之情形也。”1934年11月,他们的长子沈龙朱出生;1937年5月,他们的次子沈虎雏出生。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1937年8月,沈从文按照教育部秘密通知,撤离北平。张兆和与两个儿子还有小姑子沈岳萌留在北平。两人家书往返,兆和一如既往关心着沈从文的事业和生活。
“还有你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书籍文稿,若我此时空身南下,此后这些东西无人清理,也就只有永远丢弃了。-----我顶惦记着你那个中篇,这时候,接下去好呢,还是就任他停止了?你写字的宣纸同好图章要不要?我还想寄一两个瓷盘子给你。”她抱怨“你现在不名一文,为什么还要打肿脸充胖子?我这三四年来就为你装胖子装得够苦了。”战争让她决心一扫以前的习惯,“不在表面上讲求,不许你再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用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1940年张兆和的弟妹孙凤竹,曾感慨三姑姐的贤惠::“三姐待丈夫是太好了,今天街子,又买了许多新鲜菜回来,---沈从文在菜就太丰富了,就像招待客一样”。“人家是有丈夫才有生活,丈夫不在这里,无论怎样简单马虎都不要紧,日子仿佛也是白过掉的”。“最应感谢的还是兆和,体力方面的健康,与性情方面的善良,以及在苦难中永远不丧气,对家中事对职务永远的热忱,都是使一家大小快乐幸福的原因。”彼此相爱互相体贴尊重,并不能解决这对夫妻的全部问题。四十年代沈从文的精神危机逐渐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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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遇上了自己的浮士德难题:作为丈夫,他有平庸世俗的一面;作为诗人,他有浪漫超越的一面;作为知识分子,他有不合时宜的一面。这些问题逐渐交织成一团乱麻,酝酿成沈从文日后的精神危机。沈从文的妹妹沈岳萌,十五岁到北京一直随沈从文生活。九妹精神上的病情进一步发展,拿衣物吃食散发给乞丐,跑出去和乞丐同住。1943年沈从文写信向大哥和三弟求助,把妹妹送回湘西。沈从文担忧文学成为政治或政策的工具、附庸依赖的流行货或装饰品,发表系列文章反对作家从政,希望文学艺术给青年“争夺以外的教育”,“用爱与合作代替夺权势来解释政治二字的含义。”这种担忧让他无法埋头进行文学创作,发表的一些关于时局的杂论又招来激烈批评。文学信仰的崩溃带来了精神绝望,他产生了自毁的冲动,同时也有力量在挣扎着恢复。“你说得是,可以活下去,为了你们,我终得挣扎!----小妈妈,你的爱,你的对我一切善意,都无从挽救我不受损害。这是夙命。我终得牺牲。”1949年3月沈从文在家自杀,张兆和的堂弟张中和恰巧来沈家,家人将他送往医院急救。1949年5月,张兆和进入华北大学,接受初步的革命教育。1949年8月,沈从文进入国立历史博物馆陈列组工作。1949年9月,沈从文写信给丁玲“照我自己所知说来,我目下还能活下去,从挫折中新生,即因为她和孩子。”沈从文从文学转向物质史的研究,是时代大气候下的失语,也是因为看重文物上的文化传承意义。张兆和则比他进步得多,后来还担任了《人民文学》编辑,接受并掌握了时代的文学话语规则。
他们对于生活的理解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文学观念更是截然不同,不过他们始终是风雨同舟的亲人。1988年沈从文过逝,张兆和整理出版他们之间的通信,提出了幸与不幸的疑惑。一世夫妻本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张兆和问的不是自己的幸与不幸,她问的是从文的幸与不幸。是在她心中丈夫的幸福更重要,亦或是时代风评改变后的自我追问?作者:刘洋风,爱生活,爱写作,寻寻觅觅,迷迷糊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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