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遇上了自己的浮士德难题：作为丈夫，他有平庸世俗的一面；作为诗人，他有浪漫超越的一面；作为知识分子，他有不合时宜的一面。
世上有许许多多爱情，最为人传颂的却总是才子佳人的一见钟情。
“她伫立窗畔，身旁盛开着一大团苹果花;她光彩夺目，仿佛自身就是洒满了阳光的花瓣。” 毛德冈宛如世界名画般的美击中了诗人叶芝。于是人们得以吟诵：“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苦涩美丽的情书总让人畅想，若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该多好。
1928年12月，沈从文正面临人生的困境；母亲病重，九妹懵懂，参与创办的刊物《红黑》停刊。 徐志摩慷慨热心，不过他知道借钱只能济一时之急，沈从文需要一个稳定的工作。他向胡适推荐了沈从文。胡适1928年4月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此时，他正在对学校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调整院系设置，不拘一格选聘教师，徐志摩的推荐让胡适眼前一亮。“果于学校方面不至于弄笑话，从文可试一学期。从文其所以不敢做此事，亦只为空虚无物，恐学生失望，先生一难为情耳。”1929年沈从文站上了中国公学的讲堂，主讲大学一年级的“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站在教室前面的讲堂上。准备虽多，紧张尤甚，新手教师所能预想到的糟糕情形都发生了：空白的开场，语速过快，准备的内容不够用，下课铃声还没响，话就说完了。最后，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好在这尴尬的开始只是开始。在中国公学，沈从文找到了做教师的自信，也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春天。张兆和是中国公学的校花，“功课好，运动也不差，在中国公学是女子全能运动第一名。”雪花般的情书飞向张兆和，沈从文的情书格外多，也格外卑微和猛烈。“我是你的奴隶。让我有一种机会，说出一些有奴性的卑屈的话。爱你我可以去死，只要是爱你的，如果我发现我死了也是爱你的，不用劝我去死了。我爱你一辈子，如果我爱你是你的不幸，你这不幸是同我生命一样长久的。”沈从文托张兆和的好友王华莲询问，得到的回复是：“兆和有时一连收到几十封求爱信，照例都不回信。如果都要回信，她就没时间念书了，她很烦别人老写信给她……”“他对莲（兆和闺蜜）说，如果得到使他失败的消息，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刻苦自己，使自己向上，这是一条积极的路，但多半是不走这条的，另一条有两条分支，一是自杀，一是，他说，说得含含糊糊，‘我不是说恐吓话……我总是的，总会出一口气的！’出什么气呢？要闹得我和他同归于尽吗？那简直是小孩子的气量了！我想了想，我不怕！”担忧之余，张兆和找校长胡适，有了胡适赞同这对的佳话。沈从文的追求带给张兆和的除了烦恼担忧，还有更复杂的情绪。“她惊异到自己有如许的魔力，影响一个男子到这步田地，她不免微微的感到一点满足的快意，但同时又恨自己既有陷人于不幸的魔力，而无力去解救人家，她是太软弱了！她现在也难过得要哭。”“不管他的热情是真挚的，还是用文字装点的，我总像有我自己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因而陷他人于不幸中的难过。”沈从文的热烈追求证明了兆和的魅力，这让她有点隐秘的快意；沈从文那种恨不得自戕的绝望，又让兆和感到负疚。张兆和是张家三姑娘，父亲是从五房过继到长房的，母亲生她时已经有了两个女儿，殷切期待的是男丁，对第三个女儿难免有点失望。大姐元和是祖母的眼珠子，住在祖母的后房里；二姐允和是家里的调皮大王，她的窦干干（保姆）最为护短，二姐被罚就会拼命求情；妹妹充和被二房叔祖母在合肥抚养，宛如独生女；大弟宗和是第一个男孩，“宝贝得不得了。出生后二十四小时不离人，有奶妈专门看护，住在妈妈的后房，另有一人服侍奶妈，洗尿布等事都不用奶妈动手。”兆和呢，从小没人娇惯，“皮肤黑黑的，头发剪得很短，像个男孩子，身材壮壮胖胖，样子粗粗的，一点都不秀气”。挨了欺负，带她的朱干干只能安慰:“别想了！没什么了不起。去喝你的粥，吃腌豇豆吧，吃完就没事了。”少女时代兆和的日记里有这么一段：“同允姐辩论了一整晚，为的是几年前我无意中的一句话：‘人与人间的关系除了互相利用而外，还有些什么？’允以为人间关系不止利用一种，还有一种感情的爱”。兆和的观点悲观又带点偏激，反过来也说明内心深处对纯粹爱的向往。沈从文持之以恒的卑微狂热追求最终打动张兆和也就不意外了。1933年9月沈从文娶到了自己心爱的姑娘，他们在北平中央公园举行婚礼。“三三，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美丽。”纵然接受了新思想，兆和依旧循着母亲的榜样想成为一个辅助丈夫的贤妻。早在两人订婚后，大弟宗和就惊讶的发现三姐“俨然是主妇的样子，料理厨房，算一天要用多少钱”，兆和有次当掉自己的一个纪念性戒指给沈从文救急，惹得沈从文当时的校长杨振声说：“人家订婚都送小姐戒指，哪有还没结婚，就当小姐的戒指之理。”“兆和为人极好，待人接物使朋友得良好印象，又能读书，又知俭朴，故我觉得非常幸福。她的妹妹同九九极好，那妹妹也很美很聪明，来北平将入一大学念书。”“兆和人极识大体，故家中空气极好，妈若见及弟等情形，必常作大笑不止，因弟自近年来处处皆显得如十三四岁时活跳，家中连唱带做，无事不快乐异常，诚意料不到之情形也。”1934年11月，他们的长子沈龙朱出生；1937年5月，他们的次子沈虎雏出生。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1937年8月，沈从文按照教育部秘密通知，撤离北平。张兆和与两个儿子还有小姑子沈岳萌留在北平。两人家书往返，兆和一如既往关心着沈从文的事业和生活。
“还有你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书籍文稿，若我此时空身南下，此后这些东西无人清理，也就只有永远丢弃了。-----我顶惦记着你那个中篇，这时候，接下去好呢，还是就任他停止了？你写字的宣纸同好图章要不要？我还想寄一两个瓷盘子给你。”她抱怨“你现在不名一文，为什么还要打肿脸充胖子？我这三四年来就为你装胖子装得够苦了。”战争让她决心一扫以前的习惯，“不在表面上讲求，不许你再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用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1940年张兆和的弟妹孙凤竹，曾感慨三姑姐的贤惠：：“三姐待丈夫是太好了，今天街子，又买了许多新鲜菜回来，---沈从文在菜就太丰富了，就像招待客一样”。“人家是有丈夫才有生活，丈夫不在这里，无论怎样简单马虎都不要紧，日子仿佛也是白过掉的”。“最应感谢的还是兆和，体力方面的健康，与性情方面的善良，以及在苦难中永远不丧气，对家中事对职务永远的热忱，都是使一家大小快乐幸福的原因。”彼此相爱互相体贴尊重，并不能解决这对夫妻的全部问题。四十年代沈从文的精神危机逐渐加深。
沈从文遇上了自己的浮士德难题：作为丈夫，他有平庸世俗的一面；作为诗人，他有浪漫超越的一面；作为知识分子，他有不合时宜的一面。这些问题逐渐交织成一团乱麻，酝酿成沈从文日后的精神危机。沈从文的妹妹沈岳萌，十五岁到北京一直随沈从文生活。九妹精神上的病情进一步发展，拿衣物吃食散发给乞丐，跑出去和乞丐同住。1943年沈从文写信向大哥和三弟求助，把妹妹送回湘西。沈从文担忧文学成为政治或政策的工具、附庸依赖的流行货或装饰品，发表系列文章反对作家从政，希望文学艺术给青年“争夺以外的教育”，“用爱与合作代替夺权势来解释政治二字的含义。”这种担忧让他无法埋头进行文学创作，发表的一些关于时局的杂论又招来激烈批评。文学信仰的崩溃带来了精神绝望，他产生了自毁的冲动，同时也有力量在挣扎着恢复。“你说得是，可以活下去，为了你们，我终得挣扎！----小妈妈，你的爱，你的对我一切善意，都无从挽救我不受损害。这是夙命。我终得牺牲。”1949年3月沈从文在家自杀，张兆和的堂弟张中和恰巧来沈家，家人将他送往医院急救。1949年5月，张兆和进入华北大学，接受初步的革命教育。1949年8月，沈从文进入国立历史博物馆陈列组工作。1949年9月，沈从文写信给丁玲“照我自己所知说来，我目下还能活下去，从挫折中新生，即因为她和孩子。”沈从文从文学转向物质史的研究，是时代大气候下的失语，也是因为看重文物上的文化传承意义。张兆和则比他进步得多，后来还担任了《人民文学》编辑，接受并掌握了时代的文学话语规则。
他们对于生活的理解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文学观念更是截然不同，不过他们始终是风雨同舟的亲人。1988年沈从文过逝，张兆和整理出版他们之间的通信，提出了幸与不幸的疑惑。一世夫妻本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张兆和问的不是自己的幸与不幸，她问的是从文的幸与不幸。是在她心中丈夫的幸福更重要，亦或是时代风评改变后的自我追问？作者：刘洋风，爱生活，爱写作，寻寻觅觅，迷迷糊糊。
本文为正观号作者或机构在正观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正观新闻的观点和立场，正观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还没有评论，快来抢沙发吧！
iPhone版 
Android版 
民国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