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里宋江出场时有一段不短的介绍文字，说宋江这个人除了面黑身矮、于家大孝、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外，更是为人仗义疏财。他“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 。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的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

在后面的书中，人家宋江的所作所为确实没有辱没这段文字，很是长了作者施耐庵先生的脸。比如， 某天他在街头无意间遇到流落郓城的阎婆，得知这既不是江湖好汉，也与己没有一毛钱亲朋关系的阎婆，老公病故，无钱津送，停尸在家，就不仅施舍她一具棺材，还送了她一锭十两银子。他杀死阎婆惜避罪在逃中，结识了同样在逃的武松，在与武松告别时，又拿出一锭十两银子慷慨相送。后来他被官府缉拿刺配江州，途中遇见落难街头使枪卖药的病大虫薛永，又先是赏了薛永五两白银的“出场费”，后又赠送薛永一二十两银子。到达江州牢城营成为囚徒后，他更显视金似土，把他人生的潇洒充分地挥霍了出来:他先是“取三两来银子，与了江州府公人”，后“差拨到单身房里，送了十两银子与他；管营处又自加倍送银两并人事；营里管事的人并使唤的军健人等，都送些银两与他们买茶吃”。这一路走来，大把的银子开道，见谁送谁，简直成了江州监狱广大工作人员的财神爷。在这囹圄之地，宋江的潇洒表演还没有结束，他见到喊他黑宋江的李逵时，见李逵提及银两，就不假思索地给了李逵一锭十两银子；当李逵动粗，用“二指禅”把卖唱的宋玉莲“额角上抹脱了一片油皮”后，为了息事宁人，宋江又为李逵赔偿了人家医疗和精神损伤费二十两银子。

看看，宋江是够意思吧，出手就是银子，小于十两感觉都不好意思。笔者读书也少，不知道在那大宋年间十两银子意味着什么，放在今天得相当于多少的货币？不过书中也有可以参考比较的描写，最明确、最典型的是鲁智深的那两件“家生”。鲁智深在五台山下的铁匠铺里订做了一条六十二斤的水磨禅杖和一口戒刀，要求好铁打造。当他问及铁匠师傅制作费用时，铁匠一口价:“不讨价，实要五两银子。”也就是说鲁智深的这两件非同寻常“家生”的价钱，才是宋江习惯性“红包”的一半。笔者不是舞枪弄棒之人，不谙这两件兵器在今天价值几何？但估计价格不菲，说不定万儿八千的都打不住。因为眼下打造一口只有几斤重的章丘铁锅，还要千儿八百的，在冶炼和锻造技术还都比较原始的大宋年间，这等分量的“家生”制作起来难度会更大，会更加费力费工，价格当然会更高。由此可知，宋江那能买两套这种“家生”习惯性的“红包”，在当时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那问题就来了，宋江出手阔绰，他的这些钱是哪儿来的？他本人不过是县衙门里的一个刀笔吏，一个文职人员，严格来说还算不上官，能有多少的俸禄？他的那点薪水，搞不好还不够他平时喝二两的。至于他的家业，书中交待的也清楚，他家一没开矿，二没经商，三没搞房地产，只是“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就算他一家人“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不辞劳苦地耕作，哪能有多大的收入？哪能攒多少钱？哪能禁得住他那么个花法？

可见宋江的钱是另有来头的，正如俗话所说，事非寻常必有妖。其实这“妖”在书中也不是什么秘密，有着一次又一次的赤裸裸地详细描写，粗粗翻一下《水浒传》就一目了然。在这一点上，应该感谢一下《水浒传》的作者，因为他不像《红楼梦》那样，把一些事写得那么晦涩，这让我们读者省了不少脑筋。

一句话，宋江的钱不是安分守己挣来的，不是勤劳致富攒来的，而是黑社会、地头蛇们“孝敬”来的，不信可看书中的一一描写。他风光满面地出入县府衙门时有人送，刘唐光天化日之下就送来一百两黄金的“保护费”。他避罪在逃和在押发配时也有人送，在白虎山豪强孔太公庄上，孔太公送上五十两银子。到了清风山山寨，山大王燕顺、王英、郑天寿各送金银。发配途中路过梁山泊，梁山送上一盘金银。到了揭阳镇上，揭阳镇一霸穆弘送上一盘金银。看看，宋江是走一路收一路，落了个盆满钵满，就连押送他到江州的两个公人，到江州交了公差后都心中窃喜:“我们虽是吃了惊恐，却赚得许多银两。”如此这般，宋江手中的钱当然是源源不断，当然是花不完的。

现在，人们一提梁山泊，张嘴就是“梁山好汉”，似乎那山上的一百零八人，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豪杰，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用不着煞费苦心地去做评判，只需稍加考虑，就可得出结论，梁山上能真正够得上好汉的，也不过鲁智深、林冲、武松、石秀、燕青等寥寥数人。宋江等官匪勾结、执法犯法、以权谋私、劫财害命、占山为王、滥杀无辜、横行乡里、吃喝赌博之流，与好汉所为确实判若云泥。宋江等擅长以“盖为朝廷不明，纵容奸臣当道，谗佞专权，设除滥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为借口，把社会问题统统甩锅给朝廷，可是他以及花荣、戴宗、朱仝、雷横、蔡福、蔡庆等，作为官府公职人员，也不照照镜子，也不看看自己是副什么嘴脸，真应了俗话说的乌鸦落在猪屁股上——只看到人家的黑，看不到自己的黑。书借阎婆惜之口，还给他们这类人画过像:“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做公的人，哪个猫儿不吃腥？”应该说很是生动。即便是呼延灼、关胜等朝廷命官，被俘上山后，也都是从自身利害权衡，选择了投降入伙，没有一个像《三国演义》里的张任、庞德、陈宫、沮授等气节凛然、宁死不屈、慷慨赴义的，好汉的形象真的被这等没有底线的人物污损得不轻，可以说他们的胡作非为亵渎了好汉一名。

一部《水浒传》，从头到尾其实都是在宣扬一个字:利!都在围绕一个字:利!对于梁山上的“好汉”们来说，行为的遵循是趋利避害，是非的标准是于己有利。为了利，他们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为所欲为。比如为逼秦明、朱仝入伙，可以不惜秦明一家老小和还是孩童的小衙内的死活；为了自我痛快，可以不分青红皂白，比如扈太公一家被杀得干干净净。从价值文化的角度看，如果说《三国演义》的文化主线是孔子的儒，那么《水浒传》的文化主线就是老子的道。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说过:“有人认为中国人的人生观很受孔孟的影响，实际影响最大的还是老子。孔孟主张见义勇为，老子主张明哲保身；孔孟主张正是非，老子主张明祸福。”（《国立浙江大学日刊》，1936年，第18期）。对照一下梁山“好汉”的所作所为，与竺可桢先生所说真的很是契合。当然宋江一伙利字当先也不足为奇，司马迁不就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嘛，只是号称好汉的宋江们，在谨遵司马迁教导时，却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条训诫忘到爪哇国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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