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期第一天，上午学院召集十四五推进会。原定十二点结束，看大家意犹未尽，院领导决定延迟，于是成了名副其实的午餐会；又因为下午三点还有工作会议，于是最终从八点开到到十四点。新闻传播何处去？摆问题，想出路。同事们“认真研讨、直面问题、深刻反省”（Z院长语）。汪老师更是积多年观察和思考，谈大变局中如何坚守人文学术。

因为涉及学院工作规划，此处未必适合透露。转贴一篇旧作吧。原题《学科焦虑的背后》，见《青年记者》2017年10月上。

北京师范大学张洪忠教授最近撰文谈“人工智能正在怎样颠覆传媒业”。以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为例，他发现五个传播链条里，除受众之外的每一个环节都在被颠覆。可以说，人工智能的发展给新闻传播学研究“提出了很多新问题”。在他看来，“一个学科只有不断有新问题提出才有存在必要和发展可能。而新闻传播学正是这样一个面临全新问题挑战的学科，这也是新闻传播学的未来魅力所在”。

　这并非张教授首次提出这个话题。在5月的“智创巅‘封’：2017 AI+移动媒体大会”上，他就谈道：如果说早先的新闻学“探讨的是人跟人的关系”，那么在人工智能时代则要探讨“人与机器的关系”。他认为在相关研究中，随着学科越来越交叉，传统的学科边界将消失。在7月底的第十届中华青年传播学者论坛上，张教授又谈到人工智能给新闻传播学带来很多值得探讨的新问题，对此他持积极拥抱、开放乐观的态度。

当然，新闻传播学界也不是没有存疑、观望者。比如在上面提到的这次论坛上，即有学界朋友对面临人工智能的冲击，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学能否生存、如何生存表示忧虑和担心；当然，传播学的情况或许好些。在乐观派、悲观派之外，还有一种“客观派”。比如一位有社会学背景的朋友，则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就人工智能冲击下的新闻传播学科演进指出：不妨冷静观察，无须过于悲喜。

这无疑是非常简化的描述，但大体可以反映眼下新闻传播学科内部的焦虑氛围。笔者大概因为曾经研习过政治学、历史学，倒没有那么强烈的单一学科归属感，也没有那种明显的学科身份焦虑感。但新闻院系里毕竟还有不少同仁，没有类似于笔者这种跨学科转过来的经历（其间滋味冷暖自知），而且近年新入职的师资则不乏更加多元的学科背景。因此非常容易理解，各大新闻院系里多年从事本学科科研教学工作的同行未必可以那么坦然轻松面对。毕竟这是他们多年以来的专业所在，尤其目前学科建制下，也是谋生饭碗和职业所系，因此一枝一叶总关情。

相对而言，文史哲以及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因其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发展成熟，或许比较淡定（当然他们也有别的焦虑）。新兴者如至今不过百余年、在中国落地生根更短的新闻学和传播学则难以如此，且焦灼不已。其实这些学科身份焦虑的背后，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究竟什么是学科，或者说什么在决定一个学科之为学科？是它的研究对象、考察方法、核心概念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

过去当然没有今天这种分门别类、精细复杂的学科设置；而今天我们则往往不得不借助于看似习以为常的相关学科语言来描述过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旦教授曾谈到一个例子。他说《申报》早期的新闻，现在很多研究者都说它不成熟，不像新闻，这样言说的背后，都是用已有的新闻学标准去衡量、界定什么是“新闻”。但其实，究竟什么是新闻呢？比如我们今天会接触到很多自媒体，他们生产的内容也是关于当下世界的某种叙述，但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新闻”。

黄旦教授提醒说，要注意避免用原来的观念给新出现的事物贴标签，否则很容易把一些有创造性的东西给遮蔽了。他认为作为研究者，思路要放开；尤其是作为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者，“我们要想的是从新闻传播角度，能为全社会提供什么独特并且有价值的知识”。他很服膺德布雷在《媒介学引论》中所引的一段话，大意为：表现一种学科特征的是提出了什么观点，而不是研究什么对象。毕竟研究对象可以是各学科共享的，而观察视角才是独特的，惟其如此才能确立一门学科的地位。在他看来，以往讨论新闻传播学科，偏于在对象上加以界定，对研究视角则强调不够，结果“自己的独特性却显示不出来”。因此他提出：应该努力明晰本学科的“观点”独特性，具有独特视角或者独特的理论，然后才能和其他学科进行交流分享。这当然是不易实现的目标，但值得期待和努力。（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新华通讯社-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