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安十二时辰》《风起洛阳》到《显微镜下的大明》，再到如今的《长安的荔枝》，马伯庸已成为当下影视领域最受关注的IP作家之一。

他的原著作品既包含天马行空的脑洞大开，也不乏严谨厚重的史料佐证，由此改编而来的影视作品同样形成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独特风格，受到了观众的喜爱。

“马伯庸热”因何而起？未来又将走向何处？

《长安的荔枝》定档

近日，改编自作家马伯庸同名小说、由大鹏执导并主演的电影《长安的荔枝》官宣定档今年暑期，引发观众期待。

据了解，同名剧集也已于去年拍摄完毕并发布了相关预告，其导演和主演分别是曹盾和雷佳音，两人曾与马伯庸在《长安十二时辰》中有过密切合作。

马伯庸说，《长安的荔枝》创作灵感源自于杜牧的诗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当时他刚刚完成《两京十五日》，正在写《大医》，关注的视角从皇室生活的骄奢淫逸转移到了“一骑红尘”里隐藏的细节，“那些运送荔枝的人，需要做多少工作，花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需要动多少资源。”

这种半虚构模式既规避了考证压力，又保留了古典质感，为影视改编提供弹性空间。

影版《长安的荔枝》严格遵循原著精神，以“荔枝”为引，讲述了唐代小吏挑战不可能、千里送荔枝的故事，展现了小人物在职场打拼的艰辛与不易。

唐天宝年间，人到中年的李善德骂骂咧咧干了很多活，抠抠搜搜花了不少钱，到头来却还是个无名小吏。然而这一切随着一次召见似乎有了转机。

某天，他被安排了一个“荔枝使”的肥差，只要办成，那就是荣华富贵人生逆袭，但要是办不成……预告中，“天选打工人”李善德蓬头垢面，岭南之行万里路途的风霜尘土尽数刻在脸上，三句“我来了”流露出各不相同的情绪，从感慨到宣泄再到辛酸，无不体现出他内心的万千感慨。

预告中亦可窥见主创团队对盛唐气象的华丽呈现，大气典雅的建筑、繁华热闹的市井、庄重慈祥的佛像、曼妙动人的歌舞，甚至犹如从壁画上复刻的人物服装与妆容，皆展现出影片的艺术审美、恢弘体量与独到匠心，引人好奇与遐想。

从数量上看，截至目前，马伯庸创作的小说已有三十余部，被改编成为影视作品的有十多部，后续除了即将播映的《长安的荔枝》，待播、待映的影视作品还有《两京十五日》《食南之徒》《大医》《敦煌英雄》《幽陵道》《大明书商》等，此外还有许多项目正在筹备策划中。

自 2018年开始，每年基本都有一到两部由马伯庸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既有《四海鲸骑》这样的动画，也有《三国机密之潜龙在渊》《长安十二时辰》《风起洛阳》《风起陇西》这样的古装剧，还有衍生出的剧集、电影，甚至是舞台剧，形式丰富多变。在马伯庸“文学世界”枝繁叶茂的同时，扎根于此的“影视宇宙”也已初具规模。

从历史缝隙中突围

文学作品始终是影视改编的一座富矿。

原著小说是影视改编的本体，它的种种特点都会间接或直接反映到改编而来的影视作品中。

谈及马伯庸作品的影视改编，就不得不先说回他的文学创作。

马伯庸正式成为职业作家是2015年，此前他一直处于兼职写作的状态。

他的文学创作数量惊人，且类型丰富，从文体类型上来说有历史著作、散文、随笔、小说等四种主要类型。

从题材上来看，有军事类、历史类、悬疑类、推理类、科幻类，甚至还有多种类型杂糅的文学作品，如长篇小说《长安十二时辰》就融合了历史、推理、悬疑等元素。

马伯庸擅长以微观的历史视角重新架构宏大的历史叙事，在历史的裂隙中寻惊雷、见温度，从而打破常识性的认知。

他的创作既没有走向网络文学的庸俗化，也未走向经典文学的严肃性，而是逐渐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可能性小说”，挖掘历史的隐秘，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之下构筑着一个个符合历史逻辑的小人物的传奇故事。

《长安十二时辰》中，张小敬的行动与朝堂之上的圣人唐玄宗、贺知章、李林甫、陈玄礼等高层之间的角力有着巨大联系，并最终在某一个时间点交汇。

《显微镜下的大明之徽州丝绢案始末》中，只为求数字之真的帅嘉谟独自为歙县查账以减轻歙县人民的负担，在艰难的查账过程中从下至上牵扯着朝堂的斗争与国家政策的实施，与首辅张居正及其要推行的一条鞭法相联系起来。

《风起陇西》中，陈恭、苟诩、高堂秉、烛龙等人作为卧底潜伏在不同地方从事情报工作，在魏蜀两大阵营中进行间谍活动。在不断的间谍与反间谍、利用与被利用的迷雾之上，是蜀国高层诸葛亮、李严、杨仪等人的政治博弈。

《两京十五日》中，这种创作倾向被推向极致，大明太子朱瞻基在一场阴错阳差之下，不得不隐身于普通人中完成一场千里狂奔，崇高与卑微、宏大与日常，都被置于一个同样公允的叙事空间之中。

独特的视角、诡谲的情节、考据的细节，使马伯庸在历史小说创作者中成为独树一帜的存在。

画面感强烈

文学佳作并不少见，为何马伯庸的作品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影视改编的“香饽饽”？

从根本上来看，马伯庸原著小说的人物、故事、语言都具有强烈的影视化特征，天然地适合搬演到银幕、荧屏。

以《风起陇西》为例，在开篇陈恭去马场交换情报时，原著中这样描写：“一靠近骡马榷场，就能闻到一股刺鼻的马粪味，各式品种的骏马在分隔成一间一间的木围栏中打着响鼻，栏杆上挂着树皮制成的挂牌，上面用墨字写着产地及马的雌雄、年齿，马贩子抱臂站在一旁，向路过的每一个人吆喝自己马匹的优点。”

这种书写语言是极具画面感的，它与影视中以镜头的运动和切换来表现场景和引出主要人物的效果是一样的。

马伯庸的其他小说亦有此特点，文学语言与镜头语言之间的相通性，大大降低了影视改编的门槛。

与此同时，马伯庸的历史小说颇具现代性，极易引发观众共鸣。

他认为，要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待历史，写历史小说要满足现代人的需求。

他的作品《食南之徒》写的是一个汉代的“吃货”，马伯庸说：“我跟很多人一样是吃货，古人从苏东坡到袁枚都是吃货。写吃货的故事，一定会和现代人产生强烈的共鸣。”

《长安的荔枝》同样是一个典型案例。

原著小说虽然是唐代背景，却仿佛在说现代职场的故事。

马伯庸说：“为什么《长安的荔枝》大家爱看，他们不是看运荔枝的过程，而是看一个打工人，接到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怎样排除万难把这个活干完。所以说每一个点，每一个作品，不管是现代的、科幻的还是历史的，它最终要打动现代人内心的柔软之处，我们要找到和现代人的联结，这部作品才能被更多人所认可。”

口碑与市场争议

尽管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有一定共通性，但毕竟这是两种艺术体裁，无论如何“形似”，也难免存在局限之处。

不应忽视的是，马伯庸影视改编热的背后，也存在口碑与市场两极分化的困境。

《风起陇西》评分高达8.1，但收视率仅维持在0.5%左右，在视频平台的热度也远低于同期热播剧；《三国机密之潜龙在渊》连热剧都算不上；《古董局中局》从剧集到电影，反响平淡；《长安十二时辰》是马伯庸小说改编最火的一部剧，但离爆款也有一步之遥。

尽管马伯庸的小说作品以画面感强烈著称，但在转化为影视作品方面也遭受了障碍。

“一方面，所有的文艺作品说白了在本质上都是把信息量传递给读者和观众，但小说和电视剧的传递方式不同。电影要把所有的信息量都转化成视听语言。《显微镜下的大明》有一版剧本里，我习惯性地写‘一束阳光温柔地照进屋子里来’。导演就跟我说，你怎么拍出一束阳光温柔地照进屋子里，这个东西对于剧本来说就是一个无效信息。另一方面，小说是一个人的创作，但是剧本不一样，剧本是一个庞大的工业流程中的其中一环，编剧必须要根据各个部门的要求来做妥协和修改。写完剧本之后，后面要进行演员的演绎，导演的调度，服化道的增色，包括后期的调色、配音、配乐等等。”马伯庸说。

对于读者而言，丰富详实的细节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但对于影视观众而言，这种繁复的专业知识反而成为了“负累”。

马伯庸剧集中大量原创性的“机构”、神乎其神的“机关”、不厌其烦的“文献”，多少抬高了观众的接受门槛。

对此，马伯庸倒是很淡然。

在他看来，写作不是一个迎合读者的过程，而是作者展现自我、找到朋友的过程，“我写小说，就是把我想到的、我感兴趣的东西用一种有趣的方式分享给大家的过程。分享是作者的本能，完成作品是作家的本分，至于其他就属于‘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了。”

（来源：齐鲁晚报 作者：刘宗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