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有诸多身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三星堆文化大使……同时，他又具有多个“跨界”身份：作家、音乐家、网络红人，但他所有的身份却又都围绕“考古”二字。

他曾走遍众多考古遗址，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第一到第四阶段首席专家、执行专家组组长，他亲手挖掘中华文明的“证据”，为中华文明探源，还担任三星堆文化大使，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界泰斗级的人物。

出身书香门第的他，也有自己的“脾气”，没有考古人的歌曲，他写下《我是中国考古人》《仰韶之光》《百年心语》等歌曲。他又是考古圈的网络红人，频频于网络亮相，在三星堆的直播间解疑答惑，不是他坐不住“冷板凳”，而是定要让冷僻孤高的考古与众生对话，为此他欲要写出一本“东方的哈利波特”，让世人了解中华民族的辉煌文明。

他带领中国考古队“走出去”，足迹走过乌兹别克斯坦，他也曾首次参与古埃及文明的遗址发掘。如他所言，考古可以冲破意识形态壁垒，我们除了要了解自己，也理应了解其他文明古国，扩大中国考古的影响力。

如今年至七旬，王巍仍忙于策划参加各种论坛。在接受正观新闻记者采访的前一天，他甚至从上午忙至次日凌晨3点。但他并不觉得辛苦，在他看来，让更多民众了解祖先的过往意义重大，这对他来说是种责任感和使命感。8月29日，王巍受聘担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在他看来，河南是文物大省，甚至是文物考古的第一大省，他希望能够发挥本土优势，立足国际视野，争取在国际上出现河南考古的身影。

谈考古：过程中总是充满着期待

正观新闻：您最初选择考古专业，是因为对历史文化有浓厚兴趣，还是由于其它某种特定契机？

王巍：1977年的10月22日，我从报纸上得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彼时距离考试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也是我们那届考生的最大特点——根本没有时间准备。

选择历史有着多种原因。我出生在东北吉林长春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大学生，学的是生物，我天然喜欢理科。1968年秋季，我入学读初中，仅念了一年多，就去了吉林的农村插队。后来回到工厂做学徒，又当了厂里工会的宣传委员、工会副主任。那时在初中，学习物理、化学并不多，根本考不上理工科。

恰好在1976年，我看过一个纪录片，里面展现了秦始皇兵马俑、满城汉墓、马王堆汉墓等文物，这让我对考古充满了兴趣。我身边有人说，考古是文科中的理科，这就是我选择考古的原因。

正观新闻：回国后，您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能谈谈夏商周的考古工作中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吗？

王巍：1982年初大学毕业，我被分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加入到了北京队。我正好赶上了大规模发掘，那时北京队正好要发掘北京房山区的琉璃河遗址，一干就是5年。我们发掘了西周时期的贵族墓地，后来又发现了城址。

而在墓地发掘之前，我们发现它在古代就已经被盗了。发掘过程中，我们发现本该在墓主人头前的应刻有铭文的青铜器不见了。但非常幸运的是，我们竟然在墓主人的脚边出土了两件青铜器，上面的铭文印证了召公奭（shì）封于燕的事实，这是让我们非常意外的惊喜，如今这两件文物成为了北京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文献记载，西周初年召公奭（shì）封于燕。但是究竟封在哪里却有好几种说法，一说在天津蓟县（今蓟州区）、或在河北涞水等地，而我们在房山琉璃河镇发掘出现存的夯土城墙、城外贵族墓葬区和城内居址区，断定其就是西周时期燕国的都城和始封地，从而把北京建城史上溯至距今3000年前。

正观新闻：您曾3次获得“田野考古奖”，并提出“不做沙发‘考古学家’，坚持到田野去”，能讲一讲您的田野考古的心得吗？

王巍：我在吉林大学读的大学，当时的老师是张忠培。

“非常注重田野考古，从田野考古当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是张忠培老师特别突出的理念。因此，在吉林大学我们那一批学生中，田野考古训练是最严苛的，田野考古的理念也是最坚定的。

后来我在实践当中也确实看到，考古学家有各种各样的流派，例如美国的一些学者比较注重从理论的角度提出一些模式，再从考古当中去验证。和在发掘当中去发现和解决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途径。我主张一定是要从田野考古的基础出发，田野考古就像自然科学的实验室，当你发现一些现象或是文物，然后去研究、分析、解决。能否解决关键在于发掘是否充分，但这个理念是不能改变的，这也是我们中国考古学的一个特点。

正观新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如今有什么新的进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意义有哪些？

王巍：文明起源研究是人类历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课题。从2002年启动预研究开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开展20余年，共有涉及考古、历史、物理、化学、天文、地质、生物等近20个学科、60多个机构、400余位学者参加了研究。

这一工程事关中华文明历史的重大问题，即中华五千年文明是历史真实，还是“只是个传说”？国外学术界曾比较一致地认为，中华文明的开始应从商代晚期使用甲骨文字算起，只有大约3300年历史。我国古代史学者则根据《史记·夏本纪》的记载认为，中华文明应从夏王朝的建立开始，大约有4000年历史。“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主要根据是《史记》等古文献的记载。探源工程最重要的成果则是，通过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综合研究，实证了中华文明具有5000多年历史这一事实。

探源工程把对反映各地区文明化进程重要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作为最关键的环节，在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的近50处遗址有计划地、持续地开展区域调查和考古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揭示出距今5500年至距今4000年间，中华大地不同区域文明的演进，并最终汇聚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和发展道路。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良渚社会进入文明社会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良渚遗址把中华文明的起源从原来国外认定的3000多年更正为现在的5000多年，成为向国内外彰显和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圣地。探源工程则为良渚遗址成功申遗作出了关键性贡献。

正观新闻：您曾说过，从事考古工作40余年，考古生涯中印象最深的就是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能分享一些考古中印象深刻的故事吗？

王巍：我第一次去三星堆是在1987年，那次乘坐的飞机非常颠簸。当看到当时出土的文物，我备受震撼。后来又赶上了三星堆的第二次的大规模发掘，我担任考古咨询专家组的组长，有幸全程参与了三星堆的发掘。

在发掘之前，我的心情还是比较忐忑的，虽然发现了6个坑，但是里边是否有文物还是未知，好在经过探测分析，里面有金属的反应，但还是不能确定多少文物。在三号坑往下发掘的当中，我们发现了大批已经腐朽了的象牙，经过处理后，我们接着往下挖。最早露出来的是一件比较大的青铜尊，这让我们非常欣喜，因为它表明距墓底还有好几十厘米。果然随着发掘，我们发现了若干件青铜容器，铜人面具，甚至还有一些没有见过的器物。所以考古这一过程，总是充满着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三星堆的硬件设施也相当不错。一旦出土丝绸等文物，我们就会采用恒温恒湿的方舱先将它罩上，先使它处于保持在合适的温度再去清理。三星堆的发掘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考古发掘和文化遗产保护的紧密结合。以前都是发掘完之后，再经过辗转再运到文物的保护和修复的地方，这一过程中，外界的环境条件就可能变化，而挖掘现场的保护就在2000多平米的大棚里，仅十几米就到了实验室，能够尽快地观察保存等，我觉得这都是起到了一个典范的作用。因此，我说新时代考古看三星堆，就是这样的道理。

此外，三星堆的挖掘也吸引了全社会的关注。各种各样的观点也在网上传播，比如外星文明等。我觉得我也需要站出来向公众进行解释。在我直播的时候，我让工作人员把弹幕打开，我可以及时地看到大家在讨论什么，进行正面回答。

如今，我们也出了一些通俗的读物，但是网络上还会有耸人听闻的说法，比如曾有人提到，三星堆的青铜器中含有一种高放射性铅在南非也有，就提出了青铜器是从南非辗转到了三星堆的说法，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其实我们在20多年前就发现殷墟当中有特殊铅，在云南也有，所以在云南那边应该有一些文物会有交流的证据，这种特殊铅也一定在商王朝分布范围内去找，果然前几年在秦岭以南地区就发现了它的存在。这次三星堆的铅、铜的成分也和殷墟的是一致的，进一步证明了三星堆与中原文明在青铜原料方面的共同来源。

三星堆的金面具也令公众好奇，而郑州商都遗址书院街墓地中，在人骨的头部发现了面罩，地位低一点的人用铜做成了扇贝形状，而地位高的人则用金的。一些学者会有意无意地强调三星堆的特殊性，事实上，我是在黄河流域做了40年的工作，那些出土的商王朝青铜器、玉礼器等，我在二里头经常看见的。目前，我们通过大量的实物得出的观点是，二里头的文物和三星堆出土的陶盉都是一样的，二里头发现的玉璋向周围辐射到东南沿海的福建、中国香港，甚至包括越南北部，那是以中原为中心格局开始形成。

正观新闻：在您的学术历程中，有哪些人或事，对您的学术研究或者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

王巍：张忠培先生便是其中一位。他是我上的第一门专业课《新石器时代考古》的老师。他除了立足田野考古，讲课也有自己的方法。他站在台上一讲，能立马吸引我们所有同学的兴趣。他还要求课后我们得向他提问题。每次我们都是搜肠刮肚地想问题。有一次一个同学提了问题，张忠培先生说，这问题他在课堂上讲过，肯定没认真看笔记。他的话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冒冷汗。但正是因为这样的训练，他让我们注意培养我们的思考的能力，如果你想提出一个有点水平的问题，你必须仔细研究自己的所学内容，然后进行追问反思。

张忠培先生还让我们学好哲学，考古发现的一些遗迹反映当时什么样的社会面貌，这时哲学的分析方法就能派上用场了。在此后的工作中，我也是深有体会。

谈人生：顺境还是逆境，每一次经历都没有浪费

正观新闻：您除了本职工作，平时还有没有别的兴趣爱好？

王巍：我们家在1964年买了一个手风琴，母亲她喜欢唱歌，受到家里人的熏陶，我对音乐也颇感兴趣。我并没有刻意学习谱子，自己看着就能唱出来，而且我会唱的歌曲，我也能把它谱写下来。

2021年恰逢中国考古百年，央视的一位导演朱海推荐我作一首英雄交响曲，他说当时中国考古人没有自己的歌曲。这句话刺激到了我，我当时决定自己写一首中国考古人百年心语考古队员之歌。过往考古的回忆涌入眼前，忙于考古，一走便是半年，在电话都没有的时候，只能靠书信的往来等等。我是一个父亲，却不能常陪伴家庭，我是一个丈夫，却不能与妻朝夕与共。我是一个儿子，却不能常把父母照应，舍小家为大家，要为中国考古贡献终生。创作出来的歌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考古人的心声。

正观新闻：这些年来，在您培养过的优秀学生中，您更注重他（她）的哪些特质？

王巍：首先是人品，为人要正派正直，但是我同时也看重才能。我比较欣赏有人品的同时兼具才能的人。

我更鼓励学生具有创造性思维，愿意主动去想一想，多琢磨点事。或许有人觉得那是爱幻想，但我并不这样认为。

考古的人一般都不愿意研究精神世界，很多人都觉得那是瞎想。但是我觉得总得有人进行研究，作为发掘人，你都不去研究猜测，别人更不适合了。所以我是鼓励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谨慎发表。到如今，我们的人生经验积累很丰富了，但是年轻人有令人羡慕的地方，有冲劲，即使犯一个错误，他还来得及改变，所以要给年轻人机会，现在接力棒得交给他们那一代手里。

正观新闻：近几年，有不少年轻人对考古产生兴趣，考古相关专业也从偏门走向热门。 对此，您有何思考？对于有志从事考古的青年人才，您有哪些建议？

王巍：在我们当初报考古的时候，考古是绝对的冷门，甚至还有偏见，考古似乎是挖坟掘墓的职业。现在考古成了一个热门，从以往仅有10个大学才有的考古专业发展到现在100多个考古、文博、文化遗产等专业，学生的数量也呈几何式的增长，甚至很多女孩子投身考古。

其实考古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学科，也是一个可以取得重大突破的学科。一个刚出校门的年轻的考古工作人员，或许不经意的发现就可能改写历史。中国考古是研究我们祖先创造的历史文化，每一个考古发现，无论大小，都会让我们的炎黄子孙对祖先的历史文化有新的认识，增强我们的民族的自信心。

此外，考古是可以冲破意识形态壁垒的，无论是哪个国家，当你在讲到人类文明的时候，那完全是畅行无阻的。承载我们灿烂文明的文物摆出来，大家都会由衷佩服。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让炎黄子孙和世人知晓我们的辉煌文明。

正观新闻：考古是一个“坐冷板凳”的行业，也有人说您是荧屏上出镜率最高的考古学者之一，您能谈谈您如何看待自己这种“反差感”？

王巍：甚至还有一些更负面的说法，好像我很愿意出风头。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之所以这样，因为明白考古成果的大众化的重要性。

我经常跟我的同事讲，写出来一篇冷门的文章，多则有几百人读，少则几个人看。但大约五六世纪，在中亚的一个族群，他们迁徙到中原，后来融入中国，经商甚至做官，这可以让几千万人感兴趣。难道它的重要性就一定比发表几十人读的论文的价值要低吗？

考古百年来的成果太多了，但是真正让民众知道的很少。考古研究成果的宣传，使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增强对中华文明的认识和认同，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我觉得我更有责任去做这件事。

正观新闻：对您个人而言，您会将自己人生划分为哪几个阶段？在每个阶段有怎样的处世哲学？来到古稀之年，您有哪些新的人生感悟？

王巍：从28岁毕业到现在已有42年。后22年，我从事中华探源的研究宣传，我还写了几本小书，目前还在写一本类似东方哈利波特的读物。

前20年又分为两部分，5年的时间挖掘琉璃河遗址，10年的时间研究东亚地区文化交流，在此期间我拿了两个博士学位，出了两本书。在拿到第二个博士学位后，我当时面临一个选择：究竟是接着研究东亚地区文化交流，还是回来研究中国考古。张忠培老师让我“回归主战场”，研究中国考古，我直至今日仍十分感激他。

此外，还有一个需要感谢的人就是我的博士生导师王仲殊先生，他研究东亚地区文化交流，给我提供了到日本留学的机会，让我有了开阔的眼界，早些知道国际上的研究动向。总体来说，我这人生经历中的每一个经历都没浪费，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

谈河南：推动河南考古走向世界

正观新闻：河南作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核心区，您参与了河南境内哪些重大的考古项目，有哪些体会？您能谈谈您对于未来河南如何更好地展现中原文明的面貌和精神特质的思考吗？

王巍：让国人和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原文明的面貌，我觉得有几个途径：第一是办好让民众看得懂的博物馆。原来的博物馆只是给考古人看的，甚至学历史的人都看不懂，因此博物馆要讲得详细、通俗。第二，宣传的内容要让受众看得有兴趣，运用数字化的手段让受众喜欢。第三，要让受众受教育。不管是通过文物展现当时的技术与制作难度，还是跟国外的交流也好，总要有能画龙点睛的一两句话让受众留有印象，受到教育。

正观新闻：今年8月，您受聘担任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您对深化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建设文物强省、考古强省等方面有什么计划？展望日后的成就，您觉得能否在您的人生中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王巍：到了我现在的年纪，我也逐渐有些属于自己的时间，忙些自己的兴趣爱好。今年8月29日，任命我担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一职，我觉得不能辜负这份信任。河南是我们的文物大省，甚至是文物考古的第一大省。受聘后，我希望能够发挥优势，立足国际视野，争取在国际上能够出现河南考古的身影。此外，我也可以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应用一些体制机制，给年轻人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脱颖而出。在未来，我有一个目标，把河南省考古研究院建成国际一流的考古研究机构。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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