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回忆在《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文字岁月

《工人日报》是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的综合性报纸。20世纪八十年代所担负的任务是：通俗地宣传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为职工知政、议政、参政提供舆论阵地。宣传改革和开放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新成就、新经验和新问题。根据这一宗旨，我写了以下文章。

《“有问题”辩》（1986年5月2日）发表在理论版的“沉思录”专栏中。文章中写道：“何谓‘问题’？问题就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疑难、不足和失误。只要人们生活在世界上，要学习，要工作，就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矛盾、疑难，就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失误和不足。人无完人，物也无完物。矛盾的存在是永恒的，‘有问题’也不必大惊小怪了。人类社会正是在矛盾、问题中生存，在解决矛盾、问题中前进、发展。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就是最好的说明。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应该照着这条路走下去，为探索和创造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做出自己积极贡献。”文章最后写道：“理论研究应该有科学严谨的态度，不允许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但在目前，似乎更应该提倡大胆探索、大胆创新的精神和勇气。要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是不容易的，在这方面我们吃过不少苦头，有着极其深刻的教训，交过昂贵的‘学费’。对此，我们可要慎重啊！”文章发表至今又过去30多年了，在理论研究中，“有问题”的提法和按“有问题”去看待和处理人的做法还不时地表现在我们学术研究和政治生活中，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1988年9月9日，我在理论版“每周论坛”上还写了一篇《“理论研究无禁区，理论宣传有纪律”辨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理论界、舆论界奉行这么一个宗旨——“理论研究无禁区、理论宣传有纪律”。这—口号似乎是作为一种思想解放的标志提出来的。对于理论工作者来说，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那阵子确实有过激励作用，大家起码可以多研究一些问题，多提几个为什么了。然而，时间证明，这一口号的提出是不科学至少是不全面的。它的执行并不能达到繁荣社会科学研究和宣传之目的，有时还可能起着压抑窒息理论的负作用。我以为，将前半句改为“理论研究唯真理”似乎更明确、可信。为了寻求真理，坚持真理（同时包括修正错误），理论工作者自身要加强理论素质和思想意识、品格的锻炼；意识形态管理体制也要作相应的改革，鼓励理论工作者并为他们创造大胆探索、开拓研究新领域的良好环境和条件；将后半句改为“理论宣传求科学”更全面、更准确，因为，科学是对自然、社会、思维等领域客观规律所作的综合反映和知识总汇。它不仅包括守纪律同时也包含了理论宣传的规律、艺术、道德和宣传工具、宣传手段的现代化等内容。这样，我们在进行理论宣传的效果自然也会大大改观。

这篇文章发表至今也过去了30年，上述认识和表现仍然存在于理论学习和学术研究之中。习近平说：“要提倡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鼓励大胆探索，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要坚持和发扬学术民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学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社北京2016年5月18日） 这个讲话应该成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行为准绳。

除此，我在《工人日报》还写过《不要忽视中间层》（1988年7月28日）《“盲流”还是“智流”》（1989年3月31日）《克服短期行为，纠正急于求成》（1990年1月4日）《完善企业承包奖励兑现》（1990年9月14日）《醒得早，更要起得早》（1992年1月2日）《升降之间求发展》（1997年4月30日）《问计于民大有学问》（2010年10月20日）《赵本山大可不必上春晚》（2010年12月23日）等文章。

《中国青年报》创刊于1951 年4月27日，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报，作为中宣部直管的中央级大报，以“推动社会进步，服务青年成长”为己任，服务一代又一代的青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青年报加强改革的宣传，报道了一批各行各业勇于开拓的青年改革者的先进事迹，在较深的层次上对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我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之后，写了《根本任务是提高民族的素质》（1986年11月6日）。文章写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党的十二大以来，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在精文明建设中，有时只注意了改变“脏、乱、差”现象，增添文化设施和美化环境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却对提高人的素质认识不足。现在，明确提出这一根本任务是非常适时的。培养“四有”一代新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仅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也是一切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根本任务和目的。”

1984年初，《中国青年报》在新闻版二版开设了一个杂文栏目《求实篇》。创办时正值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思想观念的碰撞激烈而尖锐。创办者陈小川、米博华、马立诚“都才30出头，正值血气方刚的年纪，觉得为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可以出一些应尽之力，于是酝酿创办一个杂文栏目”。（陈小川：《求实篇精粹》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那时，我在长江日报评论理论部工作，喜欢读也学着写了一些这样的文章在该栏目发表。

1988年6月2日我写了一篇《进言者的雅量和听言者的胆量》。文章是因一件往事而提起的：梁漱溟向毛泽东争取“雅量”事件，是现代历史上一大公案。当时不少报纸转载了《文汇月刊》上刊发的文章《梁漱溟与毛泽东》，特别是梁漱溟受到毛泽东严厉批判那一段文字（《梁漱溟与毛泽东的“雅量”之争》，http://post.baidu.com/f?kz=82666688 ）。读了这样的历史，我在文章中引用进言和纳言的典故后写道：“自古以来，进言者是要有胆量，听言者是要有雅量的。虽然不少朝代还制定了保证言路畅通的制度，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终不能得以彻底的执行， 因进言而丢掉乌纱帽甚至脑袋者有之，因拒谏而误事丧国者也有之，造成了一桩又一桩历史的悲剧。”“新中国的建立，为人民广开言路、 畅所欲言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多提供人们讲心里话的地方，创造好人们提批评、建议的社会氛围，不断提高对话双方的素质和艺术，这是民之所望， 国之所需，也是梁漱溟一案给我们的启示。国家的大事，集体的大事，进言者、听言者该如此；同事之间，家庭成员、朋友邻里之间，进言者、听言者难道不也该如此么？”

时代在发展在进步，大家心里有话，无论对人对事，最好都讲出来，以便互相沟通，彼此增进了解，讲者心情舒畅，听者从中受益。有时候人们的心里话有讲得对的，有讲得不对的，有只讲对一部分的。讲对了固然好，讲对了一部分的也应欢迎，讲得不对的也应允许。如果缺乏这样一种气氛，心里话就难以听到。

1989年4月29日，我写了一篇《狗咬人，新闻乎》参加了《求实篇》面向全国的杂文征文比赛，甲等奖有十篇，排在我前面的是冯英子、商子雍、李庚辰。

我在文章中写道，“狗咬人不是新闻，而人咬狗才是新闻。”有西方人士对“新闻”如此定义。我东方民族早有反其道而行之的光荣传统。要不，狗咬人的事为何常常见诸端。

……

早年，鲁迅先生就有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檄文。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那些没打死的狗，也不知如今又繁衍了多少代子孙和异化了多少个新品种。但先生说的“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总是对的。”

2006年是中国邢台地震40周年和唐山地震30周年，中国政府将举办一系列相关纪念活动，缅怀那些难忘的日子和因灾害而逝去的人们。在唐山地震中有24.2万多人死亡，重伤16.4万多人。邢台地震有8064人丧生，3.8万余人受伤。（2006年5月23日新华社电）为此，我撰写了《请为逝去的同胞们下半旗》（2006年6月23日）的评论，建议在上述的各项纪念活动中，请有关部门考虑增加一项内容，即为曾经在那场灾难中逝去的同胞下半旗，以表达全国人民的缅怀之情。“各种自然灾害和社会灾难还不时地袭击着我们，每次风暴过后都会有一些或一大批骨肉同胞离我们而去。为了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可以选择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方式，按照《国家法》的规定为他们下半旗。早些年就有人写文章呼吁过，但未能实行。希望以此为契机，形成一个制度，凡是达到“可以”下半旗的事件或时机，都举办这样的仪式。也希望我们新闻单位的记者们，创造性地工作，选择合适的事件和时机，促成和报道这样的仪式，以便更好地学习和落实《国旗法》。”

1987年6月10日，中国青年报开展的“我为精神文明献良策”征文评选揭晓，消息报道中写道：“湖北《长江日报》理论部的赵振宇同志，近年致力于开拓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在奖励学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应征写来的稿件《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奖励学》，结合我国国情从奖励对精神文明建设的促进作用入手，分析了奖励的积极意义和施行奖励中应避免的倾向，他指出，研究奖励学，搞好奖励，对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此文被评为征文一等奖第一名，获得了华北光学仪器厂生产的“华光”牌SZ1型135相机一台和奖金。在奖励学研究领域，我先后出版了《奖励的奥妙》（1986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奖励的科学与艺术》（1989年科学普及出版社）、《激励论——发掘人力资源的奥秘》（主编，1994年华夏出版社）、《神奇的杠杆——激励理论与方法》（2000年湖北人民社）等著作。《社会科学学科辞典》（张光忠主编，199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以“奖励学”辞条对本人的该项研究进行了介绍。

最近一段时间，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正在一些高校紧张进行着。“教学评估”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使我国高校“办出水平、办出特色，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看来，“教学评估”是有意义的。但要真正将这项工作做好，还需要对当下中国大学存在的问题作一点梳理才是。

大学是干什么的，它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地方；老师是干什么的，教书育人是它责无旁贷的使命。但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事实也摆在我们面前：除了上课，老师们为上课做了些什么？只要我们走进大学稍作调查就可以发现，老师们除了上课，真正为了上课和教学的时间其实很少。他们更多地在忙做课题；他们更多地在忙着写论文和著作；他们更多地在忙着参加各种颁奖会、座谈会、咨询会等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不能说上述活动不重要，问题在于，老师们都去干课堂以外的事情了，还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去上课和上好课。（2014年12月18日《老师们为上好课做了些什么》）

网络时代发生新变化，在“可用”的基础上构建“可信”的网络环境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了建立网络信任和安全，需要“讲真话”的精神和诚信的首先投产道德氛围的营造。我在“思想者”专版上发表了《网络时代讲好真话》（2015年3月23日）的理论文章——

首先，讲真话要掌握实情。其次，讲真话要合乎时宜。再次，讲真话应端正立场。最后，讲真话要坚持独立精神，培养宽容品格。在网络化日渐深入、民主化大潮不可挡的新形势下，讲真话不只是关于勇气、魄力，更需要相应的制度铺设。宽松的制度环境、开放的舆论口径，才会增益于说真话的常态化。而与此同时，坚持独立精神、培养宽容品格，也是让保养真话“花瓣”的社会营养。当宽容的文化土壤肥沃了，独立思想不断萌芽，真话才会盛开，社会才能离和谐越来越近。

赵振宇著《讲好真话》出版

《讲好真话》是一本有利于提高新时代领导干部表达能力和公民政治思想文化素养的普及读本。本书把握时代背景，以积极审慎的政治理论视野，从民主意识、科学精神、独立品格和宽容胸怀四个层面深刻阐述了新媒体时代敢于讲真话、讲好真话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重点结合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表达、政治协商中的意见表达、领导干部面对媒体怎样讲好真话、如何当好新闻发言人、怎样讲好中国故事等方面阐述了讲好真话的实现路径、表达艺术和技巧。

本书特点鲜明：一是内容针对性强，新媒体时代有的干部表达不当引起的舆论震荡、突发事件下网民的非理性表达等无不显示讲好真话的重要性。本书提出讲好真话的原则和表达技巧，实用性强；二是语言通俗精练，表达准确生动，说理透彻深刻，思想方式新颖富有张力，使用了大量鲜活案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读性强；三是编写体例生动，全书充分运用图片、典型事件、名言警句、优秀评论作品等表现形式，特别邀请漫画家合作，为本书点睛增趣，吸引力强。

本书出版后受到广泛好评，人民网、光明网、学习强国、《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华读书报》《北京日报》《解放日报》《湖北日报》《领导科学论坛》《党员生活》等媒体予以报道和评述。本书的出版有利于提倡和鼓励讲好真话，反对和惩治讲假话，对于提高领导干部和公民的政治思想文化素养，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健全管理体制，具有重要意义，已有单位将本书作为党建活动的辅导读物，邀作者交流互动。

《讲好真话》作者赵振宇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二级教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中国故事创意传播研究院智库专家。该书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2021年4月第四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