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回忆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字岁月

光明日报是中共中央主办，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思想文化大报，创刊于1949年6月16日。对于普通读者来说，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中国进入新时期的标志性事件，影响着我们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引起我的注意并成为它的作者，是1986年8月10日，我在人民日报一版写了篇评论《多提供讲心里话的地方》，引起了海内外众多媒体的关注，光明日报隔日即在一版转发了这篇评论，给我留下的深刻和良好的印象。1987年7月5日，我以《提倡讲心里话》为题，在一版“每周评论”中对此话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有些人不愿讲心里话，不是表现在一切时空、一切事物上。现在较为突出的是，心里语在私下多，在公开场少；议事多，谈大事少；赞扬的多，批评的少。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为了克服这一现象，有必要端正以下几个认识：一怕讲了心里话，讲错了被人抓辫子、戴帽子。二怕讲了心里话，得罪了上级和同事，不好处理上下级或同志间的关系。三怕讲了心里话，因为材料不全面而不科学，或被实践证明是错话或不正确意见，影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我在评论中指出，人们的知识和思维都是有限的，要一生一世、每时每刻都讲话科学、全面、正确是不可能的。当然，任何人部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讲话时，尽量多掌一些材料，尽量科学、全面、正确一些。那种随心所欲，不负责任地信口开河、无中生有的态度和作法是需要摒弃的。但是，为了怕犯悟误，就明哲保身，紧口慢语，也是时代不允许的。

公民的意愿表达是民主政治中一项重要内容，政府和有关方面听取民意也是常事。现在，全国不少城市都加强了网络与市民的沟通，方便群众在第一时间顺畅跟踪政府部门办事进度，进行满意度测评，促进了政府工作作风的转变，受到大众的好评。但是，在这项工作中还存在某种程度、某种表现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问题。于是，我写了一篇（《对民众呼声，更要“有所为”》，2018年6月27日）指出，“民有所呼”，不仅要求“我有所应”，更需要“我有所为”，只有把老百姓反映的问题真正解决了，解决好了，这才是我们政府和其工作人员的职责所在。

从长江日报调入大学后，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是我关注的一个话题，为此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些意见。我在《学生是学校的名片》（2005年5月24日）一文中写道：大学是培养高级人才的地方。毕业生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走上社会是否能显现出与其他“产品”的不同和优秀，对一个人、一个家庭乃至社会都是有重要意义的。每个毕业生都是学校的名片，他们的整体表现都在为一所大学（对于一流大学来说更为重要）的大学作生动形象的广告宣传。这种力量是广泛的也是长久的。教书育人要着眼于全体学生。一个学生对于一所大学来说可能只占几万分之一，但是，对他本人来说，对他的家庭来说，却是百分之百或重要比例。我们只有将培养目标定位于我们的每一个同学，才有可能使他们中的大多数学成后能从总体上反映我们学校的良好形象。

后来，我又在撰写的《老师也是学校的名片》（2011年6月22日）指出，我们的一切努力和投入，都要从有利于学生的培养和发展着眼，“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万万不行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从教者提出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的要求。到实践中去，向社会学习，向学生们学习，永远是老师们与科学研究并行不悖的任务。我在《重科研轻教学的办学模式亟待改变》（2015年3月26日）中提出，必须制定和完善有利于教学的教师考核和晋升制度。要让授课教师享受荣誉和物质上的丰厚奖励，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下重科研、轻教学的办学模式，回归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的正道上来。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涉及到方方面面，所以，我写的评论也多有涉及。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针对知识分子利用业余时间著书立说或进行科学实验、咨询、兼课等劳动时常受到主管部门和社会的非议，写了《要奖励知识分子的业余劳动》（1986年10月26日），提出奖励不仅包括八小时以内的劳动贡献，同时也包括八小时以外的劳动创造。《改进社科成果评奖方法的一点建议》（1987年5月22日），指出要面向社会调动广大科研人员参与的积极性，改革评奖方式保证其科学性，公开获奖人员、成果、等级等名单，召开授奖大会予以奖励等等。《人事档案应向本人公开》（1988年7月8日）有以下几点好处：其一，可保证人事档案的真实准确性。其二，可以监督人事档案的管理者和撰写人事档案的领导者、有关人员忠于职守、不徇私情，更可防止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撰写档案材料（包括各种鉴定、评语、证明材料等）图报复、泄私愤，达到压抑、坑害人之目的。其三，可以帮助人反省、自励。这个话题说了这么多年， 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一起因档案问题而成为新闻。看来，改革人事档案管理也应摆在组织人事部门的议程上来才是。

我在《完善学术争鸣程序》（2002年2月8日）一文中指出，首先要改革会议程序，限制发言者的时间，设立评论者的位置。第二，是转变人们的开会观念。学术研究有一条规律，就是真理越辩越明，是非越争越清。真理不会因为谁的地位高、知名度高，谁先发制人，就扑向谁的怀抱；同样，错误也不会因为反批评者的出现而使其扩大和蔓延。批评者不一定都掌握了真理，反批评也未必都是坚持错误。只有既允许批评，又允许对批评的反批评，才可能产生“碰撞”，产生“共振”，繁荣社会科学。同时文章也指出，我们的某些记者不是也该改变一下关于学术会议报道的观念程序和写作程序么？

我写《学会用大众媒体传播科学文化知识》（2006年10月18日）：“利用大众媒体作一些普及教育，是当今时代对学问者提出的新的迫切要求。我们没有理由拒绝、排斥和冷漠它。为让普及落到实处，提一个建议：国家在鼓励学者们做学术时给予的几万、几十万以至上百万过千万元资助时，可否对科学文化普及者予以同样的褒奖；在对学问人工作绩效和学问水平考核时，可否加上利用大众媒体传播的成果和效果。当今的学人，除了少数特殊人物外，大都该学习做一个传媒知识分子，这是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大事，望有关方面予以关注。”

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领导人、企业家的签名（各种广告上就更多了），一是保证新闻的真实性，有人签名为证。二是凸显签名者的个性，加强与大众的沟通。现在可好，我们经常可发现有很多签名我们是辨认不清的。于是我写了《公开签名要让大众认得》（2015年6月24日）：“签名也是一门学问，但其首要是字写得端正，保证看到它的人不费力就能一眼认得。请领导同志带一个好头，请企业家、教授、演员、明星、公众人士带个头。推而广之，凡是在大众媒体向大众传播时，不论是谁，都该把签名写认得，将字写清楚。”这个评论已经写了十多年了，时至今日，那些让人无法认识的“龙飞凤舞”的签名和“匠心独运”的签名设计，仍然充斥我们的视线！不得不再次呼吁，请知识分子带个好头，把字写好，首先是公开签名时要让大众认得。2022年5月21日，针对当下学艺界和体育明星在广告签名中存在的问题我又在报纸“语言文字”版上写了一篇短评《把公开签名一笔一画写清楚，不丑》。文章理由有二：一是书法学已经上升为与美术学并列的一级学科，能培养出自己独立的书法学博士。而题款、签名、印章则是书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二是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加大行业系统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力度，强化学校、机关、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网络信息、公共服务等领域语言文字监督检查。

光明日报是一家知识分子的报纸，新思想、新理论、新观点常常受到它的重视。

2011年，我随高校学术访问团到美国的东部城市和大学访问。所到之处，我发现所有的楼堂馆所和交通要道处的时钟或计时器都准确无误。但是，在我们参观波士顿大学里中国孔子学院时，却发现墙上的时钟停了。我用行走的手表与停摆的时钟对比，拍了一组照片。回国后，我写了城市时钟要准的评论，没有什么反响。2014年，我应邀参加武汉市政协会议与市长对话。此刻，我将在美国拍摄的照片和我参加政协会议发现驻地、车辆时钟不准的问题，特别是大会所在地武汉剧院时钟停摆的照片在会场上展示，引起了武汉市长的积极回应：要求市政府的钟都要调准、政府官员带头守时，对城市的时钟要检查维修好。随即，市政府办公厅发出《关于倡导“时间文明”活动的通知》，在全市开展倡导“时间文明”活动。对此，新华社发布通稿，中央及地方媒体跟进追踪调查报道，我也先后在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发表评论和理论文章。我撰写了《倡导“时间文明”新理念》（2013年3月13日）、《中国时间和中国效率》（2013年8月15日）和《倡导时间文明》（2016年1月17日，“理论与实践”版）。在这些评论和理论文章里，我表达了如下一些观点——

时间文明讲的是在一定时间里对人们行为准则的要求。倡导“时间文明”，保障实现中国梦。所谓认识时间，就是掌握时间的本质和特性，从价值前提上把握时间的真谛。所谓珍惜时间，就是认识到时间的宝贵而珍视爱惜节省它。时间反映着物质运动过程的持续性、间隔性的矛盾统一和物质运动状态的顺序性。所谓恪守时间，就是遵守时间的规定性，即在一定的时间内到达、运动、完成某项规定性的工作或任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时间则最终评判人们认知和实践的是非功过、真伪优劣。

赵振宇著《讲好真话》出版

《讲好真话》是一本有利于提高新时代领导干部表达能力和公民政治思想文化素养的普及读本。本书把握时代背景，以积极审慎的政治理论视野，从民主意识、科学精神、独立品格和宽容胸怀四个层面深刻阐述了新媒体时代敢于讲真话、讲好真话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重点结合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表达、政治协商中的意见表达、领导干部面对媒体怎样讲好真话、如何当好新闻发言人、怎样讲好中国故事等方面阐述了讲好真话的实现路径、表达艺术和技巧。

本书特点鲜明：一是内容针对性强，新媒体时代有的干部表达不当引起的舆论震荡、突发事件下网民的非理性表达等无不显示讲好真话的重要性。本书提出讲好真话的原则和表达技巧，实用性强；二是语言通俗精练，表达准确生动，说理透彻深刻，思想方式新颖富有张力，使用了大量鲜活案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读性强；三是编写体例生动，全书充分运用图片、典型事件、名言警句、优秀评论作品等表现形式，特别邀请漫画家合作，为本书点睛增趣，吸引力强。

本书出版后受到广泛好评，人民网、光明网、学习强国、《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华读书报》《北京日报》《解放日报》《湖北日报》《领导科学论坛》《党员生活》等媒体予以报道和评述。本书的出版有利于提倡和鼓励讲好真话，反对和惩治讲假话，对于提高领导干部和公民的政治思想文化素养，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健全管理体制，具有重要意义，已有单位将本书作为党建活动的辅导读物，邀作者交流互动。

《讲好真话》作者赵振宇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二级教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中国故事创意传播研究院智库专家。该书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2021年4月第四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