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一日，晨光初透。窗外的梧桐叶被风吹得簌簌作响，我坐在书桌前，摊开一张信纸。阳光从叶隙间漏下来，在纸面上晃动，恍惚间，又回到六十年前的那个傍晚。

那时候的高原，天很高，云很低。一群年轻人大学刚毕业，从汽车上跳下来，脚下是陌生的冻土，头顶是陌生的星空。有人指着远处说，看，那就是珠穆朗玛峰，前方就是国境线。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暮色里什么也看不清，但心里突然就亮堂了——原来我站着的这块土地，前面就是祖国的边界。
高原的冬天来得早，风雪寒彻骨，氧气薄得像一层纱。我们裹紧军大衣，在土坯房里点起煤油灯，学文件、整账册、学藏语。想家时就看星星——那里的星星格外低，格外密，像撒在绒布上的碎银。可没有人后退。那一代人的想法很简单：国家让我们来，我们就在这儿扎下根。
进藏一年后，组织上批准我入党。支部书记递过那张薄薄的申请书，我接过时手指有点抖。那一天，我把右手举过眉梢，高原的风从土坯房的缝隙里钻进来，吹得胸前的徽章微微发烫。那份申请书，后来随我辗转无数个驻地，纸张泛黄了，折痕深了，可每一行字都还认得清。
那时我们学习雷锋，学习焦裕禄。那些名字刻在心上，像高原上的石头，风吹不走，雨打不烂。在那个纯粹的年代，我们树立纯粹的思想，做纯粹的事，一心一意，做一个纯粹的人。
我们骑马下乡，把党的政策送到牧民的帐篷里。春耕时翻地，秋收时打场，风雪天和老百姓一起抗灾保畜。牵着马走到石头房前，天真的孩子们跳起来喊："中央来了，中央来了！"那一刻我们更感到责任重大——我们就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去送温暖，每句话、每件事，都要对得起那份沉甸甸的信任。
在那里，我们在风雪中守过无数个日夜。动荡的年代里，边境线是安静的——上面有命令：这里不搞"四大"。于是我们继续工作、学习、建设，保一方平安。在祖国最边缘的角落里，我们守住了一个小小的、完整的天地。
我从县粮食财会工作干起，算盘珠子拨过无数个日夜。那些账簿上的数字，于别人枯燥，于我却连着牧民的灶台、百姓的冷暖。多年后离开西藏那天，飞机升空时，我从舷窗往下望——雪山连绵如褶皱的哈达，湖泊湛蓝像散落的松石。我突然觉得，我这一生就像高原上的一条小河，从雪山上发源，流经草地、峡谷、村庄，弯弯曲曲，却始终朝着一个方向——没有改道，没有断流。
至今怀念藏族阿妈的酥油茶，香甜的糌粑，还有那雪顶之上熠熠生辉的金光。那是一个缺氧却不缺信仰的地方。
如今西藏成了旅游胜地，火车通达，飞机直落。可我们于六十年前，就已深入其中，用青春细细品味过那片原始高原的苍茫。那时从柳园到拉萨，火车转汽车，一路颠簸二十多天——昆仑山的风雪、可可西里的荒原、唐古拉的缺氧，都是必经的关卡。再从拉萨过羊湖、翻卡若拉冰川、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翻越五千多米雪山，来到珠峰脚下，往返一趟就近一个月。如今快是快了，但那种一寸一寸接近世界屋脊的虔诚，怕是只属于我们那一代人的独家记忆。
后来回到内地，又在财政经济战线上耕耘至退休。我把专业知识发挥到极致，考取会计师、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改革开放的大潮里，诱惑不少，风浪也多，但我始终牢记入党那年煤油灯下的誓言，记着高原上那些清澈的湖泊和朴实的笑脸。我崇尚"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也敬慕"梅花傲风雪"——尽力保持一颗金子般的心，时刻不忘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
书房里的君子兰开了。花瓣厚实，花色沉静，仿佛把高原的阳光也带了下来。阳光照在花瓣上，我又想起入党那年帐篷里的煤油灯光，想起站在国境线上看见的星空与喜马拉雅群峰，想起那些核对预算报表的冬夜——冰冷的数字在哈气里渐渐变暖。其实什么也没有变，光还是那束光，路还是那条路。
窗外的梧桐沙沙地响。我拿起笔，在信纸上写下——

六十年前的今天，我举起右手；
六十年后的今天，那颗心，还在那个姿势里。
那年的申请书，我写了一辈子。
纸会黄，人会老，誓言不会。

这一生，从高原到平原，从青丝到白发，扛住了高原的风雪，守住了改革大潮理财的关口。风雪没让我后退半步，利诱没让我动摇。我没愧对内心的誓言，更没愧对那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