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先生

1

我是严复。大清咸丰三年（1854年），我生在福建侯官的医学世家。

同治六年（1867年），我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光绪三年（1877年），作为大清海军的后备力量，我被派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深造。那一年，我二十三岁。在雾都伦敦的孤灯下，我见到了驻英大使郭嵩焘先生。在这位同样孤独的先行者眼中，我不再仅仅是个学习驾驶军舰的留学生，我们成了忘年交。我陪他谈析英国的政治制度，谈西方的格物致知，我隐隐感到，大清的病根，不在坚船利炮。

光绪五年，我带着满脑子的近代科学和异国见闻回国。在大多数人眼里，我成了“异类精英”——我是极少真正懂西方语言、制度与科学的中国人。我先后在福州船政学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做教习，我的学生里，有后来成为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也有在甲午海战中壮烈殉国的邓世昌。

光绪十六年，我升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但在庞大的大清官僚机器里，我不过是个仰人鼻息的属下，上面有李中堂（李鸿章）。为了求得一点施展的空间，我甚至不得不去捐了一个候选道台的虚衔。

然后，光绪二十年（1894年）到来了。

那一年，我们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在黄海的惊涛中全军覆没。我们输给了昔日的藩属国日本。我的学生，那些我曾看着他们在操场上挥洒汗水的青年，化作了大洋里的冤魂。第二年，《马关条约》签定，两亿两白银的赔款，割让的疆土，像刀子一样剜着这个国家的肉。

《马关条约》的签署 1895

半个世纪的中西冲突，以这样一种屈辱的方式给出了结论。所谓“天朝上国”的文化自信，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自新，难道只是迷之自信的自欺欺人？李鸿章大人说，这是“数千年未有之奇变”，但他给不出解药。年轻一代的康有为说，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瓜分豆剖的危险。

是的，周围的人都在迷茫，在无助。但我不能跟着他们一起沉沦。

2

我知道很多人开始怀疑我们的文化，但在那最黑暗的夜里，我突然想起了宋儒张载的那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我忽然明白，我们的文化并非文弱，并非一无是处，它有着最深刻的洞见与悲悯。我也知道，如果我这样一个对当代世界略有所知的人，都不能做些什么，都不能给这风雨飘摇的神州指一条路，那么千千万万确实还在蒙昧中的同胞，又怎能看透时代和命运的底牌？

1895年2月起，我在天津《直报》接连抛出《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等五篇政论文。我大声疾呼变法，首次向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斯宾塞的优胜劣汰学说。

我们的文化里有《论语》《易经》《道德经》。在这个生杀予夺的时代，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懂“三易”之道，懂“道可道，非常道”。我们确实处在历史的“变易”阶段。西方列强的霸道、日本国的异军突起，在宇宙的长河中，不过是自然演变的一部分。它们凭借船坚炮利占了先机，但它们并没有领悟到演化的本质，更没有领悟到天道背后的善意。

对，不能仅仅叫“进化”，我要给它一个更厚重、更契合华夏智慧的词——天演。

我找到了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我落笔翻译，将浩繁的思想锤炼成八个浸透血泪的汉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翻译时我写信给朋友：达尔文的书在欧美家喻户晓，其学说最要紧的就两个词：物竞，天择。

我没有直译，我把它叫作《天演论》。译稿一出，梁启超大为震撼，目空一切的康有为看后，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中国西学第一者也”。后来我听说，青年鲁迅在夜里偷偷读它，连长辈的训斥都置若罔闻，一手吃着辣椒，一手翻着《天演论》；而少年胡适，在学堂里被老师要求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题作文……

3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天演论》终于要刻印出版了。朋友们劝我请一位文坛泰斗作序。我不找别人，我找吴汝纶先生。

吴先生长我三十余岁，是桐城派古文的一代宗师。许多人以为他是抱残守缺的老顽固，但只有我知道，他那颗苍老的心里，藏着何等敏锐的目光。在过去的两年里，他是我译稿的“第一读者”。他曾把我的手抄本秘藏在枕头底下，夜夜捧读。

吴先生一眼就看穿了《天演论》的灵魂。他概括说：天演之学，考动植之蕃耗，大归以任天为治。但赫胥黎起而变之，以为天不可独任，要贵在“以人持天”。必须穷尽人的天赋能力，使人治日新，国家才能永存，种族才不坠落——这就是“与天争胜”！

吴汝纶先生

他在序言里极力夸赞我，说我“雄于文”，说自从中国翻译西书以来，从未有过如此宏大的杰作。但最让我动容的，是他以文章大家的慧眼，替我道出了文言文翻译的苦心孤诣：

他说，赫胥黎的学说，比起释迦牟尼来如何且不论，但若想把它直接并列到司马迁、扬雄的著作之中，是很难的；想把它和唐宋八大家并列，也是很难的。可是，“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然则文顾不重耶？”——经过严复用古文重新撰写，这本书竟然迅速达到了与战国诸子百家并驾齐驱的高度！既然这样，你能说文采不重要吗？

吴先生懂我。他懂我没有用生硬的白话，而是用最高贵的汉语，为西方最冷峻的科学，披上了一件能够叩开中国士大夫心扉的华服。

4

《天演论》出版后，吴先生的预言成真了。我的文字，赋予了赫胥黎思想一种极具张力的雄辩色彩。

开篇那一段，成了无数青年倒背如流的经典：“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我引导中国人的目光，越过千山万水，看向那片蛮荒的英伦南野：那些疯狂生长的野草、互相交织的藤蔓，长势如争长相雄；它们夏天与烈日争，冬天与严霜争，上有鸟兽践踏，下有蚁蝝啮伤，憔悴孤虚，旋生旋灭。

我写道：“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我哪里只是在写英国的植物？我写的是当时的大清啊！我写的是在列强环伺下，那片即将被瓜分豆剖的神州大地！

我郑重地宣告：“不变一言，决非天运。”事物能够长久存在的道理，恰恰就在变动不居之中。而在这万古不息的变动里，有一个不变的法则，就叫“天演”。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我是在告诉国人：别再做梦了，醒来去竞争，去搏杀，去成为那个“适者”，否则就是那最早绝种的弱者！

5

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多少年轻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不再只是学者的术语，它们成了报纸上的熟语，成了爱国志士的口头禅，更化作了无数人血脉里的名字。

胡嗣穈改名胡适，字适之

在上海澄衷学堂，少年胡嗣穈深受触动，在二哥的建议下，他将名字改为了胡适，字适之。他要让自己，让这个国家，去“适应”这残酷的生存法则。

陈炯明将军给自己取字竞存，以此警醒自己在乱世中必须搏杀出头；

张江流改名为竞生，要在残酷的竞争中求取生命的张力。

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啊！“竞存”、“天择”、“勿淘汰”、“防淘汰”……甚至上海的竞存公学、安徽的竞存学校，都直接用《天演论》的术语来命名。这些名字听起来或许有些悲壮，甚至有些偏执，但它们就像一枚枚钉子，死死地钉在近代中国的耻辱柱上，发出嘶哑的怒吼。

在儒家的温良恭俭让之外，人们明白了，这个世界不只是按照儒家伦理运转的，其中还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些叫“适之”、“竞存”、“天择”的年轻人，他们改的不仅仅是名字，跟后来躺平的年轻人一样，他们是主动斩断了对传统“天朝上国”的幻觉，把“进化与竞争”的十字架背在了自己身上。这些名字汇聚在一起，构成了晚清到民国初年那一代人的精神群像。

6

附一：严复《天演论导言一 察变》原文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一抔壤土，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上有鸟兽之践啄，下有蚁蝝之啮伤，憔悴孤虚，旋生旋灭，菀枯顷刻，莫可究详。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偏有留遗。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于何代。苟人事不施于其间，则莽莽榛榛，长此互相吞并，混逐蔓延而已，而诘之者谁耶？

英之南野，黄芩之种为多，此自未有纪载以前，革衣石斧之民，所采撷践踏者。兹之所见，其苗裔耳。邃古之前，坤枢未转，英伦诸岛，乃属冰天雪海之区，此物能寒，法当较今尤茂。此区区一小草耳，若迹其祖始，远及洪荒，则三占以还年代方之，犹瀼渴之水，比诸大江，不啻小支而已。故事有决无可疑者，则天道变化，不主故常是已。特自皇古迄今，为变盖渐，浅人不察，遂有天地不变之言。实则今兹所见，乃自不可穷诘之变动而来。京垓年岁之中，每每员舆，正不知几移几换而成此最后之奇。且继今以往，陵谷变迁，又属可知之事，此地学不刊之说也。假其惊怖斯言，则索证正不在远。试向立足处所，掘地深逾寻丈，将逢蜃灰。以是蜃灰，知其地之古必为海。盖蜃灰为物，乃赢蚌脱壳积迭而成。若用显镜察之，其掩旋尚多完具者。使是地不前为海，此恒河沙数赢蚌者胡从来乎？沧海扬尘，非诞说矣！且地学之家，历验各种殭石，知动植庶品，率皆递有变迁，特为变至微，其迁极渐。即假吾人彭聃之寿，而亦由暂观久，潜移弗知。是犹蟪蛄不识春秋，朝菌不知晦朔，遽以不变名之，真瞽说也。

故知不变一言，决非天运。而悠久成物之理，转在变动不居之中。是当前之所见，经廿年卅年而革焉可也，更二万年三万年而革亦可也。特据前事推将来，为变方长，未知所极而已。虽然，天运变矣，而有不变者行乎其中。不变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着。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大择。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则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于天之分，自致一己之能，与其所遭值之时与地，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有其相谋相剂者焉。夫而后独免于亡，而足以自立也。而自其效观之，若是物特为天之所厚而择焉以存也者，夫是之谓天择。天择者，择于自然，虽择而莫之择，犹物竞之无所争，而实天下之至争也。斯宾塞尔曰：「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

复案：物竞、天择二义，发于英人达尔文。达着《物种由来》一书，以考论世间动植种类所以繁殊之故。先是言生理者，皆主异物分造之说。近今百年格物诸家，稍疑古说之不可通。如法人兰麻克、爵弗来，德人方拔、万俾尔，英人威里士、格兰特、斯宾塞尔、倭恩、赫胥黎，皆生学名家，先后间出，目治手营，穷探审论，知有生之物，始于同，终于异。造物立其一本，以大力运之，而万类之所以底于如是者，咸其自己而已，无所谓创造者也。然其说未大行也，至咸丰九年，达氏书出，众论翕然。自兹厥后，欧美二洲治生学者，大抵宗达氏。而矿事日辟，掘地开山，多得古禽兽遗蜕，其种已灭，为今所无。于是虫鱼禽互兽人之间，衔接迤演之物，日以渐密，而达氏之言乃愈有征。故赫胥黎谓古者以大地为静居天中，而日月星辰，拱绕周流，以地为主。自歌白尼出，乃知地本行星，系日而运。古者以人类为首出庶物，肖天而生，与万物绝异。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将，而教宗抟土之说，必不可信。盖自有歌白尼而后天学明，亦自有达尔文而后生理确也。斯宾塞尔者，与达同时，亦本天演着《天人会通论》，举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之事而一贯之，其说尤为精辟宏富。其第一书开宗明义，集格致之大成，以发明天演之旨。第二书以天演言生学。第三书以天演言性灵。第四书以天演言群理。最后第五书，乃考道德之本源，明政教之条贯，而以保种进化之公例要术终焉。呜乎！欧洲自有生民以来，无此作也。不佞近翻《群谊》书，即其第五书中之编也。斯宾氏迄今尚存，年七十有六矣。其全书于客岁始蒇事，所谓体大思精，殚毕生之力者也。达尔文生嘉庆十四年，卒于光绪八年壬午。赫胥黎于乙未夏化去，年七十也。

附二：吴汝纶《天演论序》原文

严子几道既译英人赫胥黎所著《天演论》，以示汝纶。曰：“为我序之。”天演者，西国格物家言也。其学以天择物竞二义，综万汇之本原，考动植之蕃耗，言治者取焉。因物变递嬗，深研乎质力聚散之几，推极乎古今万国盛衰兴坏之由，而大归以任天为治。赫胥氏起而尽变故说，以为天不可独任，要贵以人持天。以人持天，必究极乎天赋之能，使人治日即乎新，而后其国永存，而种族赖以不坠，是之谓与天争胜。而人之争天而胜天者，又皆天事之所苞。是故天行人治，同归天演。其为书奥赜纵横，博涉乎希腊、竺乾斯多噶、婆罗门、释迦诸学，审同析异而取其衷，吾国之所创闻也。凡赫胥氏之道具如此。斯以信美矣。抑汝纶之深有取于是书，则又以严子之雄于文，以为赫胥氏之指趣，得严子乃益明。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

凡吾圣贤之教，上者道胜而文至，其次道稍罸矣，而文犹足以久。独文之不足，斯其道不能以徒存。六艺尚已，晚周以来，诸子各自名家，其文多可喜。其大要有集录之书，有自著之言。集录者，篇各为义，不相统贯，原于《诗》、《书》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干，枝叶扶疏，原于《易》、《春秋》者也。汉之士争以撰著相高，其尤者，《太史公书》，继《春秋》而作，人治以著。扬子《太玄》，拟《易》为之，天行以阐。是皆所为一干而枝叶扶疏也。及唐中叶，而韩退之氏出，源本《诗》、《书》，一变而为集录之体，宋以来宗之。是故汉氏多撰著之编，唐、宋多集录之文，其大略也。集录既多，而向之所为撰著之体不复多见。间一有之，其文采不足以自发，知言者摈焉弗列也。独近世所传西人书，率皆一干而众枝，有合于汉氏之撰著。又惜吾国之译言者，大氏弇陋不文，不足传载其义。夫撰著之与集录，其体虽变，其要于文之能工，一而已。

今议者谓西人之学多吾所未闻，欲沦民智，莫善于译书。吾则以谓今西书之流入吾国，适当吾文学靡敝之时，士大夫相矜尚以为学者，时文耳，公牍耳，说部耳。舍此三者，几无所为书。而是三者，固不足与于文学之事。今西书虽多新学，顾吾之士，以其时文、公牍、说部之词译而传之，有识者方鄙夷而不之顾，民智之沦何由？此无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往者释氏之入中国，中学未衰也，能者笔受，前后相望。顾其文自为一类，不与中国同。今赫胥氏之道，未知于释氏何如？然欲侪其书于太史氏、扬氏之列，吾知其难也。即欲侪之唐、宋作者，吾亦知其难也。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然则文顾不重耶？抑严子之译是书，不惟自传其文而已。盖谓赫胥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卫其种族之说，其义富，其辞危，使读焉者怵焉知变，于国论殆有助乎？是旨也，予又惑焉。凡为书，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而后其效明，今学者方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而严子乃欲进之以可久之词，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吾俱其傑驰而不相入也。虽然，严子之意盖将有待也。待而得其人，则吾民之智沦矣。是又赫胥氏以人治归天演之一义也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