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仍是靠阴谋、靠争斗攫取自然和人类的资源，那么它就不是现代文明的圆满；如果仍是靠戾气、靠强制、靠罪恶来占有自然和人类的资源，那么它就不是一个好的社会；如果仍是靠霸权、靠威胁来维持稳定，那么它就不是一个正义的国家。

1.

阅读的撕裂

我们既幸运又不幸地遇上了这样的时代。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个人的时光如此之少，人类和众人的信息如此之多。浅阅读也好，轻阅读也好，是我们时代不可避免的。

对写作者来说，重要的不是迎合时代的阅读趣味，而是尽可能地把自己救赎出来。写作者既是时代的一分子，又是时代的记录者，观察分析者。因此，浅阅读或轻阅读中，那些言近旨远的作品是真正有意义的。

我个人也面临阅读的撕裂，一方面，每天的碎片阅读如此之多，一方面，深度阅读、整体阅读如此之少。没有后者，前者就是无根的；当然，没有前者，后者也会是无趣的。我个人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寻找自己的平衡之道。轻浅的阅读就像我们每天的生活，但深阅读、完整地读一本书则是一次有意义的旅行，是跟一个朋友的真正交流。

2.

好作品总是要滞后一些

历史上那些著名学者和作家，李白、杜甫、苏东坡等等，他们的心路历程没有现在的某些人想的那么复杂，他们最初都是被时代社会推着走的，在不断地自新中，他们能够站在时代社会的高端。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从中国文化的角度，中国的哲学、文学思想中有一个重要命题，那就是人的言行是受激的反应，从庄子、司马迁开始，都注意到这种人及其作品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到唐代，韩愈明确地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稍微了解文艺心理学的人都知道，中国文化跟人类文化一样，其作品都是作者对外界的反应。这种反应有高低之别，庸才当然奉迎媚俗媚雅，甚至傍官傍商，但真正有人格尊严的人能够不依傍万有，自作元命。这种人的言行，往往是在冒犯环境的基础上推动环境的改善。

从文化的接受模式来看，好作品总是要滞后一些，这几乎是作者们的宿命。作品的真正价值不会被当时人理解，它们要么是当作通俗作品看待，要么只有少数人可以欣赏。只有时过境迁后，它的价值、它的经典品性才能为社会承认。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想要迎合市场的人，他的作品顶多具有编年史上的材料价值。

3.

经典里的道德思想仍未过时

《论语》等古籍的政治智慧是多样性的，但以《论语》《道德经》为主体的中国经典，其政治智慧都在于人与外界的和谐。它首先是人对世界的敬畏，人对天道的领悟。其次，把人乃至有职业有身份的人都安顿在一个有具体位置、阶段和德性义务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位。跟现代的陌生化世界，跟现代的自我中心主义，是有差别的。我们当代人也忘记了人的首要责任在于敬畏天，领悟天道。其次要明白自己的时、位，以此参赞化育。

这些古籍的政治智慧对今天社会治理、社会建设确实有建设性的作用。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日用不知的事。北京申奥时，全国人都耳熟能详的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可以说，这既是一种文化背景，也是一种交往沟通的智慧。当然，一旦我们对经典极为熟悉，我们在日常就能更加自如地运用。

《论语》等经典里的道德思想仍未过时，某些人也许会说它迂腐，但它从实用的角度看也是有效的。从趋利避害的角度上，它更是管用的。

也许今天的人会说老子、孔子们还只是站在道德高地上要求人，比如孔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不饮盗泉之水”，等等。但他们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尤其是老子有一句触目惊心：“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而失礼如何呢，老子的论述呼之欲出，“失礼而后刑”。这段话几乎是对世象的描述或判词。我们看到，很多人失去了道德感，而假仁假义，伪善，结果待人接物也就目中无人，没有家教，没有礼仪，他们的归宿就是天刑地斩，成为孤家寡人。

其实，对道德有过深入研究的人并不迂腐，他们也是极为切实的。比如司马迁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廉吏久，久更富”。我们知道，司马迁是有黄老思想的，他对道对德有着深入的思考，他同时对三皇五帝以来两三千年的历史人物做过综合考察，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有坚实的人性基础和历史现实基础。

4.

阅读经典的方法

经典阅读对国人的重要性在于，它构筑了国人人生社会的价值理性，其他的阅读多是训练人生社会的工具理性，但经典阅读夯实了人们的人生基础，有经典陪伴，我们个人在生活中会有真正的认同和真正的依靠。

像《论语》这样的经典，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多读，每隔一段时间读一遍。读的时候把自己感兴趣的话抄录下来。读了四遍五遍的时候，可能自己就掌握了一种进入这本书的办法，书也越读越薄。

5.

正义的声音非常薄弱

《人间世》被人认出是“思想类”作品，而且这类作品总体上是极有限的，我觉得既惭愧又遗憾。这也说明这么多的人从事写作，心思能够从人生社会中浮现出来成为一部可观作品的并不多；这么多的汉语作家学者，在变迁如此剧烈的时候，能够知止知定而生出思想的人并不多。

我们时代的道义、原则和真理跟人类历史上的道义、原则和真理并无两样，都是建立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与周围的关系之上。没有这种群己权界的意识，没有对身外世界的责任感，我们就难说自己有什么道义。

以财务论，这个时代的人可分为追求财务自由而不得的人，以及获得了财务自由的人。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表明传统中国文化非常重视利益的正当性或正义性，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因此，今天社会，无论哪一种人，都应该理解财富的品质。王安石说过，“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而易经系辞传则说，“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我们社会里的财富声音、经济发展的声音是非常高调的，但我们社会里关于正义的声音却非常薄弱。

6.

我们时代的超越性

我们应该比上次的全球化更有自信，应该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产生自家的超越性。我觉得这种超越性是指我们个人和人类文明的展开方式不再是建立在斗争之上，而是真正落实到发掘每一文明单位的创造力之上。如果仍是靠阴谋、靠争斗攫取自然和人类的资源，那么它就不是现代文明的圆满；如果仍是靠戾气、靠强制、靠罪恶来占有自然和人类的资源，那么它就不是一个好的社会；如果仍是靠霸权、靠威胁来维持稳定，那么它就不是一个正义的国家。这个时代的超越性就是“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民国时代是中西方交流的一次高峰，那也是中国的有识之士诚实地理解列强、发达国家的时代，当时的一个重要参数是时间，或说阶段性，即中国、印度、西方文化的时间性。这一参数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仍有意义。我们这次立足于全球化基础上的文化超越，就是要把中国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放在时空坐标上，要意识到每一有限的、局部的文明都有其时间和空间属性，那些往昔视若仇寇的文明及其个体，不能用罪性来界定它们，而是把它们请回本属于的时间、空间序列，我们也只有经历全部时空的存在，才能获得时空的圆满。

本文选摘自余世存老师与《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张思思对话文稿，201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