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河》《凌汛》《激流中》《漩涡里》，冯骥才先生曾出版过一套“记述文化五十年”的非虚构作品，以自我口述史的方式讲述自己与时代紧密纠缠的生命史和思想史。这个系列今年又增添了一本前传《清流：五大道生活（1942—1966）》。

冯骥才先生说：“这是我最重要的书。既有我的童年、少年、青年，也有我的父母、家庭、爱人。这我的生命之书。”

这里将陆续分享新书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清流：五大道生活（1942—1966）》

第十四章 清明上河图

在书画社我感兴趣的工作只有一项，便是仿古画。这业务是外贸公司“订货”，出口到国外。其实仿古画要求不高，像古画就行了，但我们把它很当一回事，用它摹习古画，钻研传统和加深功力，把它当作古画复制来做，笔墨品质上精益求精。这样做，外贸公司很高兴，反正他们不会多付钱。我们也高兴，因为我们从中的收获要远远超出从中赚得的收入。

比起山水画，同昭更喜欢人物和花鸟。有时她画人物仕女，我给她补景。她喜欢黄荃、赵佶、宋人小品的花鸟，尤其喜欢明代吕纪的“花鸟中堂”。我们曾在惠孝同先生家看到过吕纪的真迹《四喜图》，极其振奋。惠先生这幅画就是一幅花鸟中堂，尺幅很大。在一片临水的草坡上，竖立着一块玲珑的巨石，石上站着一对羽毛满的雉鸡，后边衬托一株枝繁叶茂的花树，一双双飞禽上下起舞，异卉奇花到处开放。溥佐和张其翼先生都是画这种画的高手，笔墨老到纯熟，我们从二位先生手中之所学，就是这些技法。如果能临摹这样的古画是多美的事！

《小径清吟图》顾同昭绘，冯骥才补景

我仿古，主要还是山水。平日里，临摹古画是我学习传统最主要的方式。我父亲手里虽然没有家传的书画文玩，但他在大理道安家后，很注重客厅的陈设，找人去买张大千的画。那时张大千住在颐和园，我父亲托人从那里重金购得两幅山水中堂，一幅浅绛，一幅水墨，都酣畅大气。后来这两幅画一直在我手里，直到六十年代被焚毁。父亲买过不少画，其中对我最有用的还是一整套《故宫周刊》，二十多本，黑漆纸硬壳，烫金字，很讲究。父亲把它端端正正放在客厅玻璃茶几下层。其实来客多是商人，没人有兴趣去翻，附庸风雅而已。然而它对我而言，可是一个“聚宝盆”了，故宫所藏的两宋大家的名作大多在里边。多年间，诸如范宽、巨然、李成、马远、夏奎、郭熙、许道宁、刘松年等等的画我都一临再临。像郭熙的《溪山行旅图》我都快背下了，为此，画仿古画便轻车熟路。有的仿制全图，有的摹写局部。

在摹写山水画的同时，渐渐喜欢上宋人的风俗画，禁不住拿来仿，比方苏汉臣的《货郎图》。仿画时，联想到宋人吟咏风俗的诗词，更觉得韵致迷人，以致找来一本孟元老写汴京习俗的《东京梦华录》来读。生活和风俗的关系，就像水和酒关系。有风俗的生活才有味道，才迷人，才叫人看到生活的向往。然而，这会不会为我半个世纪后致力于民间文化抢救的情怀埋下一颗种子，就不知道了。

《摹宋人小品集》其一

这期间，我在书店里偶然见到一幅古代绘画的印刷品《清明上河图》，从来没有一幅画叫我如此震惊！它和任何画都不一样，它把一千年前一个城市节日（清明）时繁华忙碌中的景象巨细无遗地画出来，每个人物都是动的，每个事物每件器物都活灵活现，连画中各种声音仿佛都能听到。我当时心中燃起了一个极强烈的想法：把它也临摹下来！

我想干就干，说干就干。然而《清明上河图》的画法前无古人，我先前学到的技法很难用上，临摹遇到麻烦。再有就是画上的建筑、街道、舟车、河流、林木、桥梁、牲畜、百业和众生全都密密麻麻交织在一起，相互掩映，彼此错落，临摹时所有形象的尺度与位置必须绝对精确，不能稍差半分，否则画面便陷入混乱。

办法只有自己去想。我先自制了一个拷贝箱，上面铺上玻璃，里边放上电灯。我选了画中的“虹桥”——也是整幅画最复杂的部分，先用白描勾勒下来，再把绢用红茶染旧，涂上胶矾，晾开熨平，然后蒙在白描稿上，对临《清明上河图》的印刷品。有了白描稿在绢的下边，位置就不会错了。可是上手一画，方知更难——

首先，张择端在处理如此广阔又复杂的社会景象与生活场面时，采用了一种既写实又写意的笔法。尤其是人物，很像山水画中的“点景人物”，简洁精准却生动传神，寥寥几笔把每个人物特定的行为和神态都刻画了出来。若要临摹下来，实在太难了。

从技术上讲，还有一个难处是张择端的用笔，概括、纯熟、老到，他用的似乎是一种短毫的秃笔，轻灵中有些苍劲，流畅中有些拙朴，这种用笔的味道是怎么表达出来的？我买了一支红毛笔，用火柴把笔锋的虚尖烧掉，可是画出来的线条又方又齐，很难画出张择端那种笔意。后来我明白了，张择端画《清明上河图》时，人已中年，我当时那个年纪是很难画出来的。

再有便是，《清明上河图》的印刷品是黑白的，没有颜色，这是个大难题。在没有电脑的时代，一切都靠“人工”，我只好坐火车去北京故宫博物院去看原作，带着本子和铅笔去把画中每一个颜色的细节都记下来。有时在展柜前一连几小时待半天，叫工作人员看着不放心，过来向我问东问西。如果一次两次记不全，碰到疏漏或记忆模糊时，就得再去北京跑到故宫去看原画。《清明上河图》不是常设展品，有时去了，柜子里换了别的画，白跑一趟，怏怏而归。

《清明上河图》摹本局部

1962年天津国画研究会和书画社为了鼓励年轻人，在人民公园藏经阁为我们师兄弟举办了一个画展，把刘子久、刘奎龄、刘子青等一些大家请来。我把自己临摹的《清明上河图·虹桥》展了出来，同时也展出了我的一些水墨写生。同昭展出她的四幅花鸟通景。刘子久对我说：“传统一定要学到手，但创作时就别总想着传统。”这句话看似轻描淡写，对我却十分重要。

《清明上河图》我临摹了多遍，只临摹过一幅完整的，我笑言这个摹本“一笔不缺”。但这幅画叫一位美籍华人作家糊弄走了，我曾把这故事写进了一篇文章，这里便不再说了。这幅伟大而神奇的画对我的影响一直在我身上，这是谁也拿不走的。

《清明上河图》给我的东西太多，最重要的是画家这种宏大的精神和无不精到的付出。要做成一件真正的事情，这两样缺一不可。再有便是对生活细节极其细微的关注，这种关注胜过一位作家。画中练习弓箭的武士、神采飞扬的说书人、闲散的老人、与激流搏斗的船夫、争利的小贩、窥探富人的穷妇、发情的骡子……都唤起我对市井烟火与风俗生活的好奇与热爱，这又与我后来从事的小说写作与民间文化保护根脉相连。我也从中找到自己晚年写《俗世奇人》的遥远的“根由”。

1962年在人民公园藏经阁举办画展时都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