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首家叩开中国公募市场大门的外资全资机构，贝莱德曾带着“全球资管巨头”的光环，被寄予“用国际经验激活本土市场”的厚望。然而四年过去，这家曾被视为行业标杆的公司，却在业绩滑坡、人才流失与规模缩水的恶性循环中深陷泥潭，从主动权益的激进扩张到固收赛道的被动退守，其中国征程俨然成为外资机构本土化失败的典型样本。

2021年，贝莱德以首只产品66.81亿元的首发规模高调入场，彼时市场普遍认为，其成熟的全球投研体系将为A股市场带来新的投资逻辑。但现实却与预期背道而驰，旗下主动权益产品集体陷入“长期亏损”的怪圈。截至2025年9月，首只基金贝莱德中国新视野A成立以来净值亏损超37%，近三年业绩跌幅逼近29%，在4399只同类产品中排名跌至3783位，沦为行业“后进生”。更令人费解的是，即便在2025年三季度科技板块领涨的行情下，该基金因提前减持错失反弹机会，进一步拉大与市场基准的差距，暴露其投研策略与本土市场节奏的严重脱节。

业绩颓势直接引发治理动荡，四年内三任总经理相继离场，创始团队核心成员几乎“全军覆没”。首任总经理张弛任期未满三年便转投同业，第二任总经理陈剑任职仅八个月便以“个人原因”离任，高管频繁更迭背后，是贝莱德全球投研体系与本土市场的激烈碰撞。初期，公司坚持以全球统一模型主导投资决策，自上而下的分析逻辑难以捕捉A股特有的结构性机会，这种“水土不服”不仅体现在业绩上，更引发内部战略分歧。原首席投资官陆文杰、副总经理张鹏军等核心人才的相继出走，彻底瓦解了初期搭建的投研框架，也让市场对其本土化能力产生质疑。

在主动权益业务全面溃败后，贝莱德于2024年下半年紧急转向，将重心押注固收与指数产品。数据显示，2024年5月以来，其新发的7只基金中仅1只为主动权益类，其余均为债券型或指数型产品。这一调整虽让固收类产品规模占比飙升至66.37%，但“换赛道”并未带来转机。2025年，核心人才流失潮再度来袭，首席权益投资官神玉飞带着旗下两只亏损基金离任，年内已有三名基金经理相继出走，其中不乏固收领域的核心成员李倩。人才的持续流失，暴露出公司激励机制的失效——在业绩压力下，不仅难以吸引外部优秀人才，连内部团队稳定性都无法保障。

更严峻的是，战略转向未能阻止规模“跳水”。2024年底管理规模刚突破百亿，2025年二季度末便缩水至68.6亿元，较年初降幅超36%，行业排名倒退9位。其中，2025年一季度规模近乎“腰斩”，仅余56.01亿元，除首只基金外，其余产品规模普遍不足5亿元，“首发即巅峰，后续遭赎回”成为常态。投资者用脚投票的背后，是对产品业绩的彻底失望：即便换上“银行系”高管团队——总经理郁蓓华曾主导浦银安盛固收规模爆发，董事长范华出身招银理财，但新团队未能扭转颓势。接任神玉飞的基金经理单秀丽，管理的5只主动权益产品任职总回报均为负数，其中贝莱德中国新视野A年化亏损9.19%，权益团队公信力跌至谷底。

如今，贝莱德试图通过回归全球优势领域“自救”，但在同质化竞争中举步维艰。指数投资聚焦沪深300等宽基产品，缺乏差异化竞争力；固收业务虽占比提升，却未展现出超额收益能力，甚至有重蹈权益“垫底”覆辙的风险。对比摩根基金1744亿元、宏利基金930亿元的管理规模，贝莱德123亿元（截至2025年3月）的体量在同类外资机构中仅处于中下游，与入场时的行业期待相去甚远。

从高光入场到困守转型，贝莱德的中国困局并非偶然。其失败的核心在于，既未能将全球经验与本土市场深度融合，又在战略摇摆中错失调整时机；既无法通过业绩重建投资者信任，又难以用合理机制留住核心人才。当前的战略收缩看似“回归优势”，实则是被动应对危机的无奈之举。光环褪去后，贝莱德若不能解决本土化执行、产品业绩与团队稳定性三大核心问题，其在中国市场的未来，恐怕只会陷入更深的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