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笔之道,本于严谨,归于深情,乃情思之所托,意象之所归也。观画者众,能入画之心者寡。若夫以线条构灵境、以设色写心声、以笔意通文化者,莫晓松其人是也。

  其为艺,始于谨严之法。工笔之“工”,工在毫厘之辨,笔无虚设,色不妄投。然工之极,反失其灵,技之尽,或伤其意。莫晓松深悟此理,不为工所缚,反于工中求意,于精微中写远神。笔下人物,线不炫巧,色不浮华,层染细密,晕染有度,得“工”之精微,而非“匠”之伎俩。

  尤可称道者,在其以墨语解西形。写古希腊雕塑,述远域陶瓶,非袭其貌,乃探其神。取其高古之姿,融以东方气韵;移其理性之构,赋以水墨诗心。彼西土之线条,原具简净清明之气;及至莫晓松之手,已参中国之线势,变为灵动之魂骨。于墨痕色影之间,使异域形象焕发国风神情。

  其构图不求奇巧,而自见意境之阔。人物多处静境,或对弈、或凭栏、或临水、或观月。其神不显露而深藏,其情不激扬而婉转。设色淡远,间施丹青,兼用石绿赭黄;色不夺墨,墨亦不蔽色,水晕之中,神光隐跃。此即所谓“中得心源,自成丘壑”。

  莫晓松之工笔,不徒为画,不惟求美,更有文化之旨。尝论:“艺之本,在寻己与思远。”寻己者,明自身之根脉;思远者,通他邦之精神。是故其笔虽属东方,意则通世界;形若古风,气却新生。其于敦煌壁画,宋人小品,亦皆心领神会,笔下时现其遗韵。然不止摹古,乃化古而生今。

  气韵之间,节奏森然。其画非满纸填塞,而知留白之妙。留空处,风自生;未染处,意自深。人物之静态,于无声中流动;画面之结构,于虚实间呼吸。此非一日之功,实多年素描白描之根基所成,能定型于瞬,写情于形。其画虽静,观者心动;画中无语,画外多音。

  笔墨之外,尤重哲思。莫晓松尝游欧西画院,所见所学,非为技也,实为视域。彼以中国意象为体,西方构形为用,不露刀痕斧迹之迹,而自成融汇之境。此境非博杂之拼接,实沉潜之结晶。非作势以言“融合”,乃实证以成“贯通”。

  画非画而为思,象非象而为道。莫晓松之画,于人物之外更寓文明之省思,于画幅之内亦容文化之对话。线条勾勒之间,有形象之美;设色渲染之处,有民族之魂。其人沉静不事喧哗,然艺心炽然,求索不辍。画成之时,恍若千年之语,娓娓不尽;展卷之间,如对智者低语,静水深流。

  艺至此境,乃知其不止于“新”,而贵在“化”。画之“新”,易于表层之变;而“化”者,实为文化互融之深契。莫晓松不拘门户,不执一说,于古今中外之间,建构其心中图景,使工笔一途,于今日焕然重光。

  笔之所至,心之所寓。其于画中所写,非唯形貌,实为精神之状;所构,非止图式,实为文化之桥。艺如其人,人自入艺,笔下之世界,便是其思之山川,情之风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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