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9月15日，我调入共青团郑州市委，见管干部的冯浪萍副书记，他办有位女同志，他介绍我：赵富海同志，今年十九岁。女同志说共青团早该换水了，冯书记介绍：刘一青同志，调《中国青年报》河南记者站记者，（多年后才知道她是李克强的岳母），你原来分青工部，看档案你能写，到宣传部吧，坐刘一青同志的办公桌。

到宣传部，副部长刘中和，先发给我一个上海产的青蓝色的订书机，又抱来一捆《团的情况》，说：订好装信封，骑自行车送到你熟悉的单位，又说：我取本登记，你熟悉的单位写到信封上，我登记，全机关各部门都送。我送《团的情况》一个月。10月，我随团市委书记赵云三、统战部部长到国棉三厂调查学毛著典型郭清秀，结束，又参加市委“五好劳动竞赛”工作组，住郑州酒精厂。但凡回机关开会，那个订书机还静静地在我的办桌上，有材料我还订。

我参加工作组，刘部长让我把订书机带上，又捆了100本团市委稿纸，说：一页300字，一本100页，3万字，100本能写30 万字，不够了再回来拿。

1964年用团委稿纸写出散文 《锻炼》发在1965年12月25日《郑州晚报》副刊上，稿费5元，我压到办公桌玻璃板下，青工部老辛见了，说我的最多一块五，我说：这是文学作品。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写出《赵富海：二十六部500万字的郑州独家记忆》，团市委的稿早己用完，唯订书机在我桌上。

现在，我正写《乡愁注：我说说我》，用的还是那台订书机。不说现在订书机的质量不敢恭维，用了60年的订书机有感情，谁说不是呢！

写稿，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我右手拿起订书机，随之一声沉重的声响，我点一支香烟：朋友，你好！订书机，我的朋友，迎接下一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