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佳琪

日结工市场总会醒得更早一些。

清晨6点，天未亮透，招工中介的吆喝声是最响的闹钟。骑着电动车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在郑州金水区经八路与黄河路的交叉口处排出百米长列。不一会，十字路口两旁，便聚满了来“蹲活”的农民工。

百十号人长期“盘踞”在此，自发形成了一处零工市场。在这里，电瓶车就是零工的“工位”，早六晚六，一坐一天，等待被“招工的老板”现场挑选。

在这个十字路口，“什么都能干”是他们最常用的广告语，“什么都干”是他们最常做的事情。这些年轻时做过大工和木匠的人并不介意降薪去做小工，大到装修房屋、小到通马桶，他们都会抢着接下来。

（十字路口等待招工的农民工）

何处而来

清晨6点，红绿灯规律地交替变换着，招工的老板急匆匆地穿梭在马路两边。

67岁的金保平混在路口的“等工”人群里，头顶的头发寥寥无几却油光漆黑，身上的衣服朴素破旧又极为干练，原色的运动鞋上满是斑斑点点的油漆，似乎已经跟着金保平“摸爬滚打”了有些年头。如果不仔细注意金保平古铜色脸上沟壑纵横的皱纹，很难相信他已年近古稀。

金保平来自河南兰考县的一个农村，从小便家境贫困，全家挣扎在温饱线上。他没有文凭，也没有技能，靠着种地和打工养活了下一代人。

“穷，我们家那边早些年是真穷。不过现在都好多了，我们村也有很多人在县城买了楼房。”金保平笑笑，“我两个闺女，一个儿子。最小的儿子也三十多了，早就结婚了，现在在工地打工，他一个人挣钱好几口人花，生活压力大得很。”

这个来自河南兰考县的农民像一只候鸟。春种秋收，他记挂着老家那十亩地的庄稼，农闲时，则“飞”回郑州，每天盘踞在这个路口，期待着能打打零工补贴家用。

年轻的时候，金保平是一名泥瓦匠，砌墙抹灰，干活麻利。如今“超龄”，他成为什么都能做的“零工”，喷漆、水电、粉刷、旧房翻新，工钱一天一结。

（金保平自带的劳动工具）

光明网指出，“老而不休”背后，实则包含着超龄农民工们的生计之需。这些超龄农民工群体退休，非不愿，实不能。一方面，“为子女计”和“养家糊口”的生存压力驱使着这些本已达退休年龄的农民工，仍留在务工队伍中，继续做力所能及的工作补贴家用，减轻儿女负担；另一方面，农民工退休金的保障措施仍存在较大缺位，超龄农民工们面临着不得不“自我养老”的社会现实。 

留不下的城市

“我来这儿打零工六七年了，是这个路口年龄最大的，他们都比我小。”提起年龄，金保平的语气中多了几分遗憾。“不过每次招工的人问我多大年龄，我都回答说五六十岁，他们也不查身份证，我就尽量往小了说，要不然人家一听你这么大年龄，谁敢用你。”

从泥瓦匠变成“给泥瓦匠打下手”，这个“候鸟”农民工渐渐懂得，年龄和工种，早已被用工市场暗自区分好价格。他认为自己还有力气，可以当“小工”、干杂活。

2022年3月，全国多地先后出台“清退令”，要求进一步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管理，禁止60岁以上的男性以及50周岁以上的女性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并以人脸识别等技术手段来规范用工。

与之对应的现实是，农民工群体年龄持续上升。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2008年到2023年，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从34岁上升至43.1岁，50岁及以上的大龄农民工比重从11.4%提高至30.6%，规模超9104.4万人。   

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越来越多的“超龄打工人”流向零工市场寻求生计。可是零工市场真的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吗？

这天金保平照例5点起床，从出租屋步行到经八路与黄河路交叉口，正好赶上6点的招工高峰期。半个小时里，他在十字路口来回走了好几趟，偶尔跟别人搭讪几句。

“贴地板砖，男女都要，300（元）一天。”一辆灰色的五菱宏光停在路边，招工的小伙从车窗内探出头，车灯照亮了斑马线。话音刚落，车内的小伙便被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一名头发花白的农民工好不容易挤到车窗前，开口便问，“年龄有要求吗？”小伙瞥了他一眼，头也不抬地说：“年纪太大了，不要。”

金保平坐在不远处自带的板凳上。他已经67岁，知道这种需要技术、需要力气、薪酬还高的工作自己没有机会，并没有上前凑热闹。

人流在街面上铺出一圈圈涟漪，围拢着那些还在招工的中介。没过多久，穿着橙色工服的清洁工来了，挥着扫帚，在等待工作的人群中扫出一条流动的通道。十字路口两旁等待的人越来越少，汽车发动机声渐渐取代了吆喝交谈声。公交车缓缓停靠在路边，车窗上贴着打盹儿的上班族。

朝阳升起，年轻人踩着共享单车一晃而过，周围商铺铁门依次被拉开。十字路口两旁，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十几个人，衣着朴素，帽檐下是特意染黑的头发与两鬓冒出的白发，眼神中是夹杂着些许期待的落寞。

“这几天来（招工）的人都很少。”陈东说。

“四五十岁的年轻人都招不完，还要我们干什么？”任兴华搭腔说道。

与金保平一同陷入漫长等待的，还有与他合租的任兴华、陈东。

正午时分，路口却仍盘踞着十几名农民工。他们不甘心地眺望着远方，期待着能有“捡漏”的机会。

与长期做零工的陈东不同，58岁的任兴华年轻时在建筑工地干活，虽然工资较为可观，但讨薪难、建筑行业“走下坡路”等一系列问题迫使他近几年转战零工市场。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为110913亿元，与上年相比下降了9.6%，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数量相比上一年减少了650万人。这一数字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生计变迁。

陈东是几人中年龄中最小的，却也56岁了。他总是笑嘻嘻的，仿佛没有什么可烦恼的事情。“我都在这个路口干了二十来年了”，脚下这片土地，陈东再熟悉不过了。

他指着身后的居民楼自豪地说道：“当年我在这一片找零工干的时候，周围还都是平房，还没有这些楼呢，跟我们农村差别不大，路上跑的也不是公交车和汽车，是公共电车。”他不知道的是，身后居民楼的价格是一万五一平米。不远处，新的高楼正每天向天空生长。

回不去的农村

两个馒头、一个咸鸭蛋、半杯自己携带的水，就是任兴华的午餐。“今天又没接到活儿，将就吃两口就行啦。”任兴华半开玩笑地说。

（任兴华在自己的“工位”吃午饭）

等待被“选中”的背后，是肩上实实在在的压力。

与已经完成“人生任务”，专门为自己攒养老钱的金保平不同，任兴华两个儿子，大儿子28岁，在建筑工地打工，刚刚结婚生子。小儿子22岁在电子厂打工，还未成家立业。提起自己的家庭，任兴华总会满脸愁容，指着周围几个熟悉的同伴说：“我现在比他们困难得多，大儿子结婚已经把积蓄花光了，现在还欠一屁股债，小儿子还没结婚，又是彩礼，又是车房。”

需要给小儿子结婚做准备这件“大事”令任兴华很有压力，脸上时常是挥之不去的担忧。他掰着指头说，老家目前结婚彩礼的行情在10万-20万元，“你算算我得多少年干出来”。

“再攒点钱回家”是部分高龄农民工普遍的心声和无奈：社保参与度低、对下一代家庭养老能力的担忧让高龄农民工缺乏安全感。

“我儿子闺女都成家了，孙子孙女我也都有了。”金保平边说边打开手机相册，熟练地找到孙子孙女的视频和照片递给我看，饱经风霜的脸上是止不住的笑意。

“我二女儿有出息，现在在中学当老师呢。我不想成为孩子的累赘，趁着自己还能干动，给孩子们再挣点补贴。”金保平每月有固定的一百余元养老补助，但他直言：“说实话，那点钱在农村也啥也干不了，更别提养老了。”

对于很多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城市只是停留站，不是终点站。超龄农民工在城市遭遇就业困境后，“回乡”似乎成了一种自然而又必然的选择。然而，乡村已不再是他们记忆中的模样。回乡，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

“以后干不动了，只能回家了，可是，回家能干啥呢？”金保平不止一次想过这个问题。

金保平年轻时在建筑工地打工，农忙时回家种庄稼。但近几年，租用农业机械、购买化肥种子等的开支逐年增多，而卖粮食的收入却逐年减少，这让他感到力不从心，“但是你不种地没办法，要生存啊”。此外，孙子即将上小学，而村里的学校师资力量薄弱，能否去城里上成了他的一块心病。“村里和以前不一样了，邻里街坊的大部分都去市里住了，去年过年回家发现自己很难适应。” 他无奈地说。

“我们村一没工厂，二没企业，回去能干啥？手脚麻利能干活的都在外面打工，村里大部分都是妇女小孩和干不动的老人。”任兴华说道。

一旁的陈东也搭腔：“回不了老家，老家更容纳不下我们。儿女也都在城里打工，我们回去不就成标准老头老太太了嘛，没人要你。”

夹缝中的漫长等待

被“清退令”挡在工地外的是第一代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尚未兴起时一头扎进工地，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图景添砖加瓦，创造了世界最大规模工地的发展奇迹。

他们像是一架高速运转的建造机器上的螺丝钉，勤恳本分地承受了几十年的重压，超过了检修年限就被取下，很少有人关注他们去向何处。这些被取下的螺丝钉，仍然卡在城市和现代文明发展的缝隙。

“我已经快一个星期没接到活儿了，上次还是去帮人家打扫卫生，干一天，给了150元”，金保平说，“你看我的记录。”金保平把手机递过来，翻看着手机上零星的记录，屏幕上残留着指纹的灰印。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他一共接到了10次活，挣了2450元，平均每次245元，除去住房和生活开销，他一共还剩1400元左右。

（金保平的交通工具） 

和其他超龄农民工一样，金保平并不觉得到了年纪就得退休，“我还能干，身体也没毛病，啥时候干不动了再说。”他对退休毫无概念，只觉得那是城市里的市民才有的待遇，和自己八杆子打不到一起。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高永安指出，“一定意义上，一些农民工没有‘年龄’的概念，因为他们从未享受过退休金，所以也不会去思考年龄大了、不能工作了怎么办。他们只要能干得动，就得继续干下去。”农民工超龄化与近年来日渐突出的农民养老问题一脉相连，它们需要国家从源头上来推动解决。

好在，政策不断调整。2022年11月，人社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指导企业不得以年龄为由“一刀切”清退大龄农民工，为有就业需求的大龄农民工免费提供公共就业服务。2023年2月13日，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维护好超龄农民工就业权益。

政策的落地有待时日，而日常生活还在继续。这些大龄农民工仍在夹缝中苦苦支撑。

“越来越难了，今年没挣到什么钱，我想到腊月二十之后再回家。”金保平苦笑着说。

11月末的郑州已是寒风萧瑟，路旁的绿化树上只剩下几片枯黄的树叶随风飘荡。零工市场的人们还要在路口站多久呢？现场的人给不出明确答案。

绿灯亮起，一个刚刚被“选中”的中年男人骑着电动车快速穿过路口，满怀希望地朝施工点驶去。

（文中金保平、任兴华、陈东均为化名）

统筹：石闯

编辑：岳炎霖 实习生 刘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