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河南知名纪录片导演、军旅作家陈举开始关注中国的古运河文化,他和从军时的首长蔡桂林先生都认为,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十年来,公众的焦点更多主要集中在现有保存完好、有通航能力的京杭大运河河段,对横贯东西的古代大运河部分少有关注,古运河文化遗址,在保护运河的声浪中渐行渐远,甚至处在逐渐消失的归途中。
显然,中原古运河在中国运河史上的历史地位和曾经发挥的重要作用,也被有意或无意忽视了。
陈举决定拍一部纪录片重新梳理、挖掘中原古运河的历史脉络和文化故事,重新定义中原古运河文明的内涵和外延意义,他大学时的老师王立群闻知非常高兴,以古稀之躯担任了这部仅故事大纲就达20余万字的纪录片的文学总筹。
如今,陈举执导的纪录片《大运千年》第一季业已在爱奇艺播出,同名图书出版之前,王立群先生为该书欣然作序,堪称他成名来少有之举。
《大运千年》序言
王立群|撰文
在我感觉里,中国运河是从司马迁的《史记》里流出来的,流成之后的汹涌澎湃、汪洋恣肆。
司马迁青春的脚步走遍了他那个时代所能够抵达的地方。
一次次地跋涉、穿越,奔腾在大地上的河渠不可能不进入他雄阔的视野。这是伟大河渠与伟大历史学家的第一次相遇,两边都蕴含着一种不可言喻的澎湃。任何智者将目光投向河渠时都会振奋,何况是司马迁的目光;只要是司马迁的目光,任何图景都会变得深远辽阔,何况是壮阔磅礴的河渠。
八书之一《河渠书》列于《史记》卷二十九就成为必然;司马迁用无限的空间捕捉邈远的时间,“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就成了《河渠书》最恰当的起点。自然之“河”(黄河)与人工之“渠”(运河)在这里交织,并微缩成纹理,在司马迁的竹简上肆意流淌。司马迁对大地山川间的河渠不是做静态的描述,而是满怀激情,浓墨重彩地描绘各个时期、各色人物疏浚、开凿、治理,阐述智慧的民族化水害为水利的伟大实践,文明生成于、蕴涵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
自然之水由此流淌成人文之水、文化之水、文明之水,激荡,澎湃,汇聚成中华文明的壮美史诗。
由是,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只是中国第一部水利通史是远远不够的。人类文明的曙光,首先是从水的波涛中冉冉浮现,地中海岸的古罗马文明,爱琴海边的古希腊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恒河之滨的古印度文明,无一不是经历水的滋润而结出的硕果。
而数千年唯一绵亘不断的华夏文明,也是从黄河涌天的波涛中喷薄而出。《河渠书》正是对华夏文明曙光的一次深情瞭望、描绘和由衷歌唱。
黄河之滨的魏惠王亲率子民,在荥阳成皋黄河与圃田泽(今河南中牟县东)之间奋力开筑,于邙山之间横向切出一条大沟,利用济隧河道将黄河水注入圃田泽,“自是之後,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这就是司马迁笔下的鸿沟。
鸿沟,使中原地区自战国时代就突破了自然河流互不交叉、互不相通的局限,扩展通行水道,实现了更大区域内的互联互通,若干小的原本割据的自然环境贯通成了一个体系,并急速地转化为人文环境,形成新的自然环境、新的生态环境、新的生产环境,运河社会区域新的经济也在这种形成中形成。
鸿沟,是大禹治水之后中华大地上发生的最重要的一次开掘,让黄河文明溢出大自然造化的河床,将一个超越远古的神话书写在了大地上。它客观上改变了中原历史样貌,丰富了中原文明形态,甚至,它是一种文明的新起点,这种文明可以称作“鸿沟时代”:承续起大禹的不朽气概,开启人类奋袂而起、自觉剪裁自然、改天换地、人定胜天的历史。司马迁深刻体悟到河与文明、渠与文明的关系,以《河渠书》对华夏水文明发出第一声至高礼赞。
公元前90年的中国河渠属于司马迁,我们能做的最多只是赏析注释;后司马迁时代的中国河渠可以读一读《大运千年》。不是说《大运千年》在思想性、艺术性、系统性特别是其历史价值上可以与《河渠书》等量齐观、相提并论,仅仅在它续写了《河渠书》之后中国河渠更壮阔、更磅礴、更多彩的历史演绎。
当然,我肯定《大运千年》与《河渠书》精神上的一脉相承,那就是把河渠文明看成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把河渠文明看成是中华文明的生动展开,通过对河渠文明的书写,展示出中华文明的宝贵质地、深邃内涵、丰富形态,尤其展示出河渠文明对民族性格的塑造、对民族精神的浸染、对民族胸怀的拓展、对民族历史的镌刻,是继《河渠书》之后的一部“书河渠”。
司马迁之后约300年,《河渠书》里的河渠流进了建安七年(202),曹操“以通渠积谷为备武之道”,率兵士民夫沿鸿沟古道,疏浚开筑出一条新水道,称睢阳渠。睢阳渠开浚,漕粮有济,曹军顺水推兵,于官渡大败袁绍集团,一役廓清中原。
是睢阳渠焕发出的力量,吞没了北方地区最大的割据势力。魏文帝曹丕全盘接过父亲的运河遗产,更在其基础上奋力开拓进取,不遗余力,讨虏渠、千金渠、广漕渠、贾侯渠……于沙、洧、颖、汝水之间,淮河以北各支流沟通舟楫,所开运道数量之多、径流之长、影响之深,刷新《河渠书》,将一个朴素的事实书写在中原大地,颠扑不破:得中原者得天下,得运河者得中原。
《河渠书》的思想精神,在河渠的历史性展开中不断呈现。
历史跨入大业元年(605),三月,隋帝杨广“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大业四年(608)春正月乙巳,河南、河北诸郡百万役丁遵旨走上筑河工地,开筑永济渠。《河渠书》时代有沟渠、沟洫、漕渠开筑,不管它们叫什么名字,主要还是以利用自然河道为主,把自然河流串联沟通起来,新开筑的河道有限;通济渠、永济渠利用自然河道已经降至辅助地位,更大规模的是人力的全新开筑,赋予“运河”新概念。华夏地貌西高东低,大江大河多自西向东归入大海,它们连结东西,沟通山海,养育民族。
造化天地的大自然没有恩赐给我们纵贯南北的天然大河,在畅通东、西的同时,客观上也在阻碍和屏蔽南、北,影响着南北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政治上的统一。
通济渠、永济渠征服自然屏障,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以洛阳为中心,西通关中盆地,北抵河北大地,南至太湖流域,流经今京、津、陕、豫、冀、鲁、皖、苏、浙九省市,全长八千里庞大的运河系统,总长度达到中国运河的历史峰值,把中国送进了司马迁心中有、笔下无的“运河文明”时代。
隋帝杨广赌上一个王朝的命运,掘出二里沟文明之气、夏商周富贵之气、河洛山川浩荡之气,以八千里的流淌,将民族、国家送进了唐王朝的历史辉煌。站在盛唐舞台中央的,不是帝王,不是贵妃,不是朝廷文武大臣,而是望春楼下的广运潭,是托举起广运潭的大运河,从《河渠书》悠久深厚的土壤里生长出的“运河文明”,第一次奉献出它的高远丰瞻,呈现出它的无限可能。
尽管中国位于太平洋西岸,但古代中国事实上把自己当作以内陆为中心的国家,与海洋文明几乎绝缘,开垦,播种,浇灌,收获,五谷丰登,周而复始,丰衣足食。运河正是这种内陆中心国家生存发展的内在需要,缺了就开挖,淤了就疏浚,以通济渠、永济渠为主动脉的大运河形成,用之漕运,用之军事,皇朝的嬗变与鼎革,运河地区的武力争夺和战争角逐也总是最为激烈。
从某种意义上说,谁拥有了运河区域,谁就有了建立起稳固政治统治的基础和本钱,从而得以控驭全国。这个时期的王朝重开筑、重使用,运河就是工具,没有形成对运河制度化、长期化、细致化的维护管理,运河没有进入王朝的体内,成为王朝肌体的组成部分。至北宋,朝廷认识到“天下利害,系于水为深”,运河管理官僚体系在这样的认识中形成。
这看上去只是朝廷内部构成组织的添加,背后则是对大运河理解的深化,实质是将大运河提升到了关系皇权安危、朝政稳定的高度,提升到了社会治理、经济发展、国防巩固、民生保障的高度。在这个高度上,一种国家中心的转变,在人们毫不经意中自然而然地完成了,那就是“内陆中心”国家向“运河中心”国家的转变。这种转变的重大意义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呈现。
因此,“运河”一词在宋朝得以出现顺理成章。秦汉以前,“河”就是黄河,天下大河,是黄河的专称,后,“河”的概念有所放宽,泛指自然水道,至咸平三年(1000)三月田锡上疏:“饥馑疾病……越州最甚,萧山县三千余家逃亡,死损并尽,今并无人,其余明、杭、苏、秀等州积尸在外沙及运河两岸不少”,“运河”出现了。
大中祥符五年(1012)八月,“淮南路滁、和、扬、楚、泗五州旱,诏发运使减运河水以灌民田,仍宽其租限。”“谁能辛苦运河里,夜与商人争往还。”(宋·姜夔:《送彭仲讷往合肥三首其一》)“运河岸,丁夫荷锸声缭乱。红莲幕府谁献言,运河泄水由函管。”(宋·刘宰:《运河行》)此后宋王朝的诏书、奏章、笔记、诗词中,“运河”遂成流行词。
人工水道有了“河”的地位,与自然河流等量齐观,这是对运河意义作用在认识上的一次历史性提升,体现着对运河功能的历史性拓展,赋予了关系国计民生的更多功能,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举足轻重。
蒙古马蹄踏过燕山,忽必烈掀翻南宋朝廷,乾坤扭转,一变中国历代王朝国都鼎立黄河流域的传统,底定燕山南麓,中国政治中心无可阻挡地离开了黄河流域,转移至中原皇帝想都没想过的北方,而作为王朝脐带的大运河,也就跟着旋转了它的流淌方向,中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社会、生态……方方面面也都随之被改变了。
鸿沟底定,横贯中原,汉河楚界,浩荡河山,托举起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兴起强盛,助力帝王梦想,中原,俨然运河的王者,而王者因流淌方向的旋转彻底失去了至尊的地位,樯帆为路、波浪为程、一路豪歌、强健江山的大运河在中原历史性衰落,衰落成一袭龙骨,无情地隐埋至中州大地,在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完成对沿岸城镇街衢、村庄舍落的立体塑造之后,渐隐渐深,成为了山河皱褶、游荡精魂、无尽思念。这是《河渠书》始料未及的。
两千年沧海桑田,两千年天翻地覆,自身的基本框架被突破,成为历史给出的一道全新命题。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运河在中原大地上呈现出千年轮回,抑或是文明的宿命?来得必然,走得也必然?无论如何都令我们疼痛不已、追问莫名。
重回云帆高张、百舸竞流的运河时代是不可能了,只能祈祷运河文明幻化成不竭的水气,氤氲不去,永远滋润中州山河。
《大运千年》直面《河渠书》之后中国河渠历史的丰富深刻、广博辽远,用一种新的文化视野观照它们的千年流淌,在宏大叙事中铺展运河的波澜壮阔,凝望历史的大开大阖、大红大紫,更以抒情的笔触,掰开一滴运河水,书写饱含其中的大喜大悲、大壮大美,在富有张力、富有节奏的语言叙说中,呈现出运河文明生成、发展、丰富的历史动感,呈现出思辨历史的思想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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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些就是《大运千年》的价值。
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华夏民族历经大河洗涤的湛蓝天空上,盛开着五彩缤纷的神话梦想,像我们熟知的就有,精卫衔西山之木石填于东海,女娲炼五彩之石以补苍天,大禹挥动倚天大锄疏浚洪患,后裔怒射九日为人间酿造温凉世界;嫦娥御舒广袖凌虚奔月。而在近5000 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上,中国古运河则是这诸多先贤神话在中原厚土最为现实、最具代表性的文明成果之一。
站在人类学角度观照,中国古运河是属于全人类的重要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之一;从国家层面来说,大运河是国家战略,它与长城、长征一起是国家系列主题公园的重要选题;而对中原来说,古运河更有着不一样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大中原,更是孕育了整个封建王朝鼎盛时期的文化成就。
由河南鹰展科技有限公司出品,河南省文联、河南大学、河南省电影电视家协会共同打造的中国古运河系列纪录片第一季《大运千年》自2020年9月至2024年8月,前后历时四年,包括著名文化学者、百家讲坛最受欢迎的主讲人王立群,中社科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考古学会原理事长王巍、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词学会副会长孙克强,河南大学博士生导师程民生教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院长刘海旺、孙新民,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洛阳站石自社研究员、西安站刘瑞研究员等国内一大批关于古运河研究、文化、考古、文学、历史等方面的顶级专家都深度参与了项目创作。
第一季六集纪录片于2024年2月9日(大年初一)该片在爱奇艺隆重播出。
国家一级作家、文学评论家、著名军旅作家、运河生态学者蔡桂林担任总策划,同时作为30万字的同名书的主要执笔人,王立群先生亲自担纲纪录片文学总筹,以耄耋之年为纪录片同名书《大运千年》作序推荐。
王立群
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百家讲坛》最受欢迎的学者之一,
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专家,
全国高校教学名师,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河南省突出贡献教育人物”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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