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民国期间,有这样一个爱国将领,他曾在胸前悬挂着“我是中国人”的标牌,曾在战场与侵华日军殊死搏杀,他是冯玉祥眼中的“吉大胆”,时人口中的“大傻瓜”。
没错,他就是从河南扶沟走出的民族英雄吉鸿昌,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将军还对教育情有独钟,他曾在家乡与父亲共同创办义学,让老家的穷孩子有学上。
李文博 丨 文
吉鸿昌曾有这样一句话:“有人说我们父子是大傻瓜,有钱不置庄田给子孙造福,却大把大把地将钱扔在学校里。”他的这席话,是在扶沟的吕潭学校师生大会上说的。

(吉鸿昌像)

吉鸿昌学校位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其创始人是抗日英雄吉鸿昌将军和其父吉筠亭,曾被公认为“豫东第一”。吕潭镇是扶沟县的大镇,有一又三分之一个的扶沟县城大。黄泛以前,这里车船辐辏,商贾云集,有“小汉口”之称。如今知道这的人应该比知道吉鸿昌学校的少得多。
1895年,吉鸿昌出生在吕潭一个叫吉筠亭的农民家里。但吉鸿昌的父亲吉筠亭可不是一般的农民。
那时候,吉筠亭在吕潭镇开个小茶馆,他胸有诗书,心怀家国,为人又性格豪爽,急公好义,常给乡亲排忧解难,成为当地受人尊敬的名人,而“作官即不许发财”的家训,则对后来的吉鸿昌影响极深。
1913年,恰逢西北军来河南征兵,吉鸿昌便辍学成为冯玉祥西北军的一员。因少年辍学,吉鸿昌曾被上司认为“文化水平低,不好重用”。这个评价促使吉家父子萌生了办学的念头。

(吉鸿昌学校旧址)

1921年,吉鸿昌升任为营长,他在回乡探亲时,向父亲提出了兴办义学的建议,父子俩一拍即合。当时镇上有几家私塾,但一般的农民家庭因担心学费问题不敢送孩子入读,吉家父子决心办一所老百姓能上得起的学校。
吉筠亭在当地的名望加上已成为西北军营长吉鸿昌的势力,父子俩的义学善举很快得到了当地各界的一致响应,吉鸿昌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但这笔钱只够盖校舍、请教师,另一个问题也很迫切,校址选在何处让人头疼。
绞尽脑汁累死了很多脑细胞后,吉鸿昌和父亲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山陕会馆,但山陕会馆婉言拒绝了他们在此办学的提议。下一个目标,被锁定在吕潭镇北边儿的龙王庙。

(吉鸿昌学校旧址) 

当时龙王庙虽有几个和尚待守,但平时香火不旺,房子空了很多,当父子二人去寺庙协商时,又吃了闭门羹。三顾龙王庙的结果是没有结果。打仗出身的吉鸿昌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和尚早晚都要向神像烧香叩头,他们一定听神仙的话。
一日,夜深人静,雷电交加,吕潭镇下起了倾盆大雨,吉鸿昌便跑到庙里,偷偷搬下神像,却穿上白衣、戴上白帽,假扮仙人。和尚们来烧香,一道闪电之后,面前的神像动了起来。他们连忙下跪磕头:“不知何时触犯了神灵,惊动佛体亲自降临。阿弥陀佛……”
这时,吉鸿昌大声训斥道:吉某人办学,造福子孙,本为善事,亦合吾佛圣意,尔等应大力协助,不得反对,违者天打五雷轰。和尚们吓破了胆,毕恭毕敬地表示,第二天就找吉鸿昌道歉,打扫干净屋子,请吉鸿昌入殿办学。

(吉鸿昌手书“做官即不许发财”的大碗,曾亲自发给士兵)

这个流传在扶沟民间的故事真伪已无从考究,但吕潭平民子弟学校的确是在龙王庙建起来的。吉鸿昌给这所学校定下的校规是:凡是贫家子弟,一律免费上学。
1926年到1929年,吉鸿昌从师长升到了宁夏省主席。这一期间,他和父亲主办的学校,从一个小庙堂变成了占地50亩的新校舍。可别小看这个地处河南一隅的平民学校,师资力量是相当牛逼的。
这所学校的老师,有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过《教育学》的李寿山、复旦大学毕业的杨文生、北京大学毕业的袁若水等名师。从这个学校走出的,包括后来的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等一大批栋梁之才。
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被国民党当局以“叛国罪”(多次煽动兵变)和“叛党罪”(脱离国民党加入共产党)枪决,结束了他光辉灿烂的一生。他在就义当日与冯欣农、马遐福等亲友的遗书中写明:学校是父亲捐给老家穷孩子的,几个亲兄弟分财产就别打学校的主意了。
他的父亲吉筠亭则在生前留下遗嘱:“活着照护学校,死后葬在学校,永永远远和学校在一起”。
后人对他的民族气节和抗日故事耳熟能详。但很少有人知道,吉鸿昌在创办义学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办学有两种想法,一是培养大量的人才,才能使国家昌盛,不受帝国主义侵略;二是古往今来,当武将的很少有好下场,一旦跌倒,难免家灭满门,财产充公,与其叫别人充公不如自己充公,给国家、老百姓办些有益的事业。”

(现代的吉鸿昌小学)

解放以后,这所学校先后被叫做“吕潭完小”和“吕潭中学”。1978年,为了纪念学校创始人吉鸿昌将军,改名为“吉鸿昌学校”,这所学校旧址,与吉鸿昌故居仅一墙之隔。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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