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完全不懂法文，每每经过塞纳河边的旧书摊时，总会被它们“粘”住。我喜欢旧书。旧书和新书的意义不同。新书让你进入未知的世界，旧书却常常叫你自愧于知之有限。你会恍然大悟，原来今天奉为神明的那些话，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人说过。人类创造过的财富一半遗失在旧书里。而且旧书总带着它往日的风采，引起你的怀念。当油墨的芬芳消失殆尽，变黄的纸会散发出一种凝重的岁月的气味。

我唯一能看懂的，是挂在那些漆成墨绿色书箱上的老画片。它们大多是从破损的老书中割取下来的版画。有的年代很久，甚至有十八世纪的，已经是古董了。就在我翻看这些老画片时，忽然一个画面闯进眼睛：几个洋兵冲入一间宽大的房子，一些便装的洋人和梳辫子的中国人露出惊喜神情。我马上认出这是一种描绘庚子事变的老画报，一看日期，果然是1900年。

1900年巴黎出版的《小画报》，画面表现当时发生在中国的义和团运动中的一个场景

我对于珍罕的史料从来不会放过。马上将有相关内容的画报尽数买了。回来找朋友一看，这是1900年前后巴黎出版的一种画报。名为《小画报》。四开纸，彩色印刷，以图为主，伴有各类文章及消息。十天一期，每期两大张，对开十六版。我所买的几期的图画，都是对庚子事件的时事报道。时间由1900年7月至11月。包括《联军攻打总理衙门》《清兵在黑龙江与俄军开战》《东北义和团砸教堂》《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等。其中一页《联军攻打中国地图》尤为珍贵。这一收获使我高兴了好几天，也使我一连好几天都跑到塞纳河边流连不已、来回来去地逛旧书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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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全法国的书80%在巴黎，全巴黎的书80%在拉丁区。这说法有理。由于远自中世纪，这个区就是学生区。最早的学生说拉丁语。拉丁区之名便由来于此。校园的食粮是书，出版社供应这种纸制的精神食粮。于是拉丁区也是巴黎各类书店和出版社最密集的地区。拉丁区地处巴黎的正中，一种浓郁的书香气味便由这里散布全城。我发现，在拉丁区人们看书的方式很像吸烟。坐着也看，站着也看，在车上也看，在电梯上还看，我还见过一个人一边走一边看书。这是因为这本书太吸引他，还是他太爱看书？他会不会一脚踩空掉进“地沟里”？

我的法国朋友大笑。说：“巴黎没有这种地沟。”

VCD如今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但在法国始终没有流行开来。这大概由于，不少法国人对书的兴趣依旧高过电视。他们不大看电视连续剧，不喜欢快餐文化。菲利普·德莱姆写的《第一口啤酒》那种描写得细致入微的书，之所以在法国畅销，问世当年就再版23次，其根本的缘故是由法国人读书的习惯决定的。法国人习惯于这种在文字上有滋有味的咀嚼。可是当这本书被翻译到汉语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国来，为什么受到冷遇？到底我们被来自港台的商业性的快餐文化弄坏了胃口，还是守旧的法国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慢了半拍？

塞纳河边的旧书摊闻名世界

妻子说我最顽固不化的是“中国胃”。我按照我的胃口每次在超市选购食品的结果，总是排骨、牛里脊、大白菜、蕃茄和菜花那几样。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向法式的“饮食文化”让步。比如，我只有跑到很远很远的十三区的陈氏百货公司一带，才能买到我爱吃的油条和芝麻烧饼。我被迫改用了法式早餐。被迫的结果不一定很糟糕。这一来，我竟迷上了法国的“棍面包”。记得儿时，天津租界小白楼的面包房也烤这种面包。但要想吃纯正又地道的——又脆又软又韧又松又喷香的法式“棍面包”，还得到巴黎来。这也正体现了地域文化所独具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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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内有朋友来看我们，想叫我们陪着逛一逛巴黎，那就一准要陪他走这样一条路线——出苏吉尔街西口，拐个小弯儿，又走进另一条“S”形的小街。而实际上这小街是由两个“S”形连在一起的。比我们的苏吉尔街多一个“S”。走在这小街里，觉得自己像条鳟鱼那样摆着身子在水溪里曲线地游动。

巴黎的建筑多用灰白或灰褐色的石料，这使小街显得十分的洁净。再加上墙壁老式的风灯，窗子上黑色的护栏，墙里墙外的花树。分外优雅又温馨。巴黎很少有胡同，多是这种小街。小街又长又深又古老。走进这种小街才是真正走进巴黎的生活。

现在，我们走进的这条小街属于一种典型。它的尽头是一道锻铁打造的铁栅栏。栅栏的一半快被簇密的常青藤包上了。栅栏中间的一扇小门却常年开着。它开了九十度，却永远是九十度。它无法关上也无法开得更大。因为合页部分早已锈死。

走进门是一道小院，左右各有一家。左边一家的门在底层，只有一扇，很小，但很结实，厚厚木板上钉满粗大的铁钉。当年设计这样一个紧巴巴的入口，是否为了安全？我几次经过这里，这门一直关得死死的，我怀疑是一座空楼，但一天晚上路过时，发现楼上几扇窗里的灯全都亮着，雪白的纱帘十分美丽，我还看见一个女人的侧影。至于右边一户，由一道石砌的台阶一直通上去，入口的门在二楼。油漆剥落的门板上，挂着一个为了欢迎客人而用红玫瑰编成的花环。这种画面我们在巴尔扎克和左拉的笔下都已经看过了。

院子的侧面是一个城门似的拱形的门洞。门洞上端仍是建筑的一部分。穿过门洞，又是一道院。这道院的四面墙上上下下都爬满了藤蔓。楼上的几扇窗子快被枝蔓遮满。他们为什么不除去这些碍事的藤条？此时入秋，藤叶变黄变红。红的颜色深深浅浅。再美的花色也没有这种秋藤的颜色丰富。我想倘若是我，也一样不舍得把它们剪去。

而此时，透过这些已然萧疏的藤叶，可以看出这道院比前一道院更古老，所有房子一概是石头砌的，宛如古堡。外墙上的雨水管全是铸铅而成，厚如炮筒，虽然管口早已蚀烂，但没有人去把它拆掉。因为巴黎人都知道：历史的生命保留在历史的原件里，历史的美也保留在历史的原件里。

从这道院走出去，另一条横向的街完全是十八世纪以前的风格。小咖啡馆是家庭式的，每张小座上一盏台灯，柔和的灯光局部地照亮半张苍老或年轻的脸；地面的石头方砖已经全部被踩成光溜溜“石蛋”了。一家西班牙艺术品的专卖店里，地面有一块玻璃，里边用灯照着，是一条幽暗的地道。如果你表现出有兴趣，店员会过来告诉你，这地道很深，通着一间牢房，它至少有六百年。

如果你更有兴趣，她会讲给你一个发生在几百年前的可怕的故事。这故事的一半像传说。

当然，这些人都以历史为荣。

巴黎城中最标准的小书店，大约有500多座

巴黎是个只修不改的城市。

它的街道不变，房子不变，门牌不变，如果一幢房子倾圮，便把它的门牌与相邻房子的门牌连起来。如30-32。我所居住的公寓的门牌就是16-18 RNE SUGER。它说明这里曾经还有一座古屋，不知在哪个世纪与我这座公寓合并一起了。故而一封一百年前寄往巴黎的信，辗转曲折，最终也会送到目的地。

哪个城市也能这样与历史通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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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所居住的这个街区里，各种店铺应有尽有。由于拉丁区是学生区，店铺内商品的价钱都不高。没有金店，但有各种风格的首饰店，比如，非洲的、阿拉伯的、埃及的、墨西哥的……女学生们常常会光顾这里。至于饭店多为实惠的小吃。土耳其烤肉、比萨饼、中式快餐，应有尽有。但美国的麦当劳却很少见到。法国人排斥美国式浅薄的快餐文化。那种随餐奉送玩物的商业小伎俩只能讨好有送礼习惯的亚洲人。

由于旅游者常常会闯进这种巴黎特有的历史街区，仰着头东看西看，举起相机不断拍照，故此一些古董店也在这里设下罗网。店内的东西是纯正的法国货色。我房后有一家古董店，品位很高，全是古老的家具、绘画、室内饰品与宗教艺术。它不以精致华贵取胜，却以一种岁月的沧桑感吸引人。店主是位老人，西服的款式很老，甚至有些破旧，胸前摇晃的一条怀表链已有些发黑；然而他的气质却十分儒雅，人瘦体弱，动作迟缓。一双蓝色的眼睛柔和而空濛。他在店中，与他的古董完全风格一致，融为一体，好像他是从某一幅画走下来的，或者退一步，又回到那个残缺和鎏金的镜框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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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傍晚时分，妻子烧菜煮饭，我就会抽空跑出去,穿过圣日尔曼大道,去一趟王子路上的友丰书店。路不算远，走十分钟，便能在这家驰名巴黎的中文书店中买到当日的中文报纸——《欧洲日报》和《欧洲时报》。这两份报都在巴黎出版。客寓巴黎的华人就靠着这两份报一览天下。

王子路很窄很长，老式的路灯很暗，入夜便很黑。历史上这条街却有许多小型的出版社。书店、旧书店、善本书店以及修理旧书的店铺都很多。这里的咖啡店常常是作家和出版商交谈之处。别看这些咖啡店破旧之极，椅面磨出洞来，但不少大作家成名前都在这种咖啡店里，与出版商在版税上讨价还价，争执不休。如今那些往事与故人都成了这些小店的文化资本。然而在今天的商业文化狂潮和媒体霸权的打击下，人们的文化方式变了，王子街的不少书店和出版社在日甚一日的萎缩中歇业关张，但友丰书店却意外地一枝独秀，在日落之后依旧灯火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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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书店的一是书，二是读者。

在友丰书店里，可以买到华人世界的一切新书。各地热点，此处皆知。于是这家书店便成了巴黎华人文化的一个信息中心。许多人到此一为买书，一为了解最新讯息，以摸清各地文学与社会文化的走向。高行健获诺贝尔奖的那些天，各种看法与说法便在书店随意表达，尽情褒贬。至于平日里，彼此相识的书客，在此碰面，交谈间常常会对某位大陆或台湾的作家作品评议一番，倘若意见相左，还会争论不已。此地此景，颇似沙龙。

这样的书店在整个欧洲唯巴黎才有。在柏林，我见过一家“中国书店”，书架上却只见畅销书，言情武打，侦探冒险，供人消遣而已。此外便是一堆堆电视剧的录影带。这只是一种赚钱糊口的小铺子，没有任何文化的意义。然而巴黎的风景就全然不同了。此地汉学的基础原本就十分雄厚，法国人学中文的人向来不少，近年来国内大批学人来法进修，人多势众，成了气候。嗜书和爱书的人都聚到这里来，小小书店就演变成一个文化的磁场。

与友丰书店的店员们

早在十几年前（1987年），我便结识了这家书店的店主潘立辉先生。那年我去比利时参加“布鲁塞尔国际书展”。他从法国驱车到比利时也来看书展。当时他的书店在草创时期。他是生在柬埔寨的华侨，由于一种神秘的文化血缘，他对中文书籍抱有极强烈的兴趣。此后他还出版了我的两本中法文对照的短篇小说集。从卖书到出书，我看出他对书的痴爱。

十几年过去，友丰书店已经颇具实力。在巴黎有两个铺面，两个很大的书库。每天吞吐量高达半吨。自己编辑出版的书已有二百多种。他出书的目的使我颇感兴趣。他从来不出通俗类，显然他不想出书牟利。比如近一年来他出版的《1912至1930年中国摄影集》、《巴黎城市建设史》、《陈建中画集》等，销售起来颇要费些力气。这表明，当他认定了一本书有价值之后，出书主要是表达一种支持。现在国内的私家书商都处在“原始积累的初级阶段”，尚无这般境界。

在友丰的架上，我发现了我的几种书。连我新近在人文社出版的亦图亦文的《画外话》，也已出现在友丰书店。友丰货源的畅通，由此也可想而知。于是我想，下次再访法，不用自己再背一二十斤的书来。而且这两个月里，我在友丰还买了不少大陆以外出版的书，满满装了两箱呢！

一天，我们从西海岸诺曼底地区返回巴黎。当晚我觉得有什么事要办。妻子烧饭时，我便去到王子路的友丰书店转转看看，和几位店员聊聊天，然后买了近两天的报纸，还有一些新到的书刊回来。走在路上，我忽然想，在巴黎我已经离不开友丰了。它的意义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一个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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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友丰书店的三位店员请我吃饭。这使我很愉快。我感觉我已经和巴黎这家中文书店融为一体了。而且我也很喜欢这三位店员，他们都很有学识：有的一边在书店工作，一边读博士；他们都很懂书，通晓市场；而且一位来自中国大陆，一位来自台湾，一位是法国人。他们三人正好把海峡两岸和中法两国四个方面全覆盖了。

我们在王子路一家印尼馆吃饭。依照法国人的习惯，先饮了十一月份第三个星期的葡萄酒。嘴里带着新鲜葡萄又清又甜的醇香大谈拉丁区这里种种文化上的故事。谈到法兰西学院的开放的教育制度，巴黎理工大学的光荣历史，法国人和德国人读书习惯的不同，巴黎汉学界的张三李四，扯来扯去就扯到这一带有一处傅雷先生的“故居”。

傅雷是我年轻时代心中的神。我很想去看他的“故居”。饭后，那位来自台湾的店员余子超先生，便陪我去。这傅雷的故居还是他考证出来的呢。

我们走出了王子路，沿着日尔曼大街向东，左拐右拐，终于站在这座楼房下边。在夜幕中这座临街的楼房四四方方，没有任何特色，也没有装饰。大概当年是一座租金很低的公寓。经余子超指点，三楼外角一个黑黑的窗子便是昔日傅雷先生在巴黎居住的房间。傅雷先生1928年到巴黎，先住在郊区贝底埃镇一户人家学习法语。半年后到巴黎大学上学时，便住进这座楼。这座楼属于青年会，住过不少留法的中国学生。现在它依然是一座外国学生招待所。然而今天无论是法国人还是中国人，没人知道这是中法之间一座精神桥梁的伟大的建造者的居所。余子超说，首先中国人应该在这座楼上挂个牌子来纪念傅雷。于是我记下了这个地址：

3，RUE CLEZ CANMES

（卡尔曼街三号）

可是我又想，这牌子由谁来挂？我对谁说？

街头咖啡店是巴黎人享受生活的地方

每个地方的气质，都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日子分外突出地散发出来。有的是在一个纪念日，有的是一个风俗的节日。比如我的家乡天津独有的气息在大年三十表现得尤为强烈。那么，我们客寓于巴黎的拉丁区呢？在周末！

每逢周末我们都会深深感受拉丁区的气息。

一俟周五的晚上，所有餐馆咖啡店几乎都被放了假的学生们所占领。街头的咖啡店几无虚席。巴黎咖啡店的小桌的直径只有六十厘米。这种店只要人满，全是“挤成一团”。但是巴黎人太习惯在狭窄的空间里享受生活，连爱丽舍宫的国宴上每个人的座位规定也只有七十厘米。据说这样一来，人们必须收臂耸肩，腰板随之挺起，显得精神昂然。而吾国的会场都是大椅子，软靠背、容易东倒西歪，乃至呼呼入睡。

周末的拉丁区，到处是年轻人。他们把重负一般的学业扔在脑袋后边，所以人人的神气都很休闲。男男女女有说有笑。于是，艺术家们纷纷来到街头，把人们的兴致和生活的情感全都发挥出来。

只要艺术家高兴，他们就会站在街心连唱带跳。那种人多的小街，自动变成了步行街。很少有车行驶。然而这些演出没有固定的地点和时间，全凭艺术家们的随心所欲。如果你在街上遇上一个高超和绝妙的表演，那完全是一种运气。找也找不着，不找却碰到。拉丁区的生活充满了快乐的机遇。

有一天，我们在一家老面包房买面包，出来碰到一位艺术家。他骑一辆轻便摩托，车上绑着旗子、木枪、鸟网，并插满很大的棕树叶子。他的打扮使人想到当年在越南打仗的法国兵或美国兵。一身老式军装，军用太阳帽，上上下下也挂了不少树叶，似是防空伪装。他手拿一个苍蝇拍，见有人从身边走过，就朝肩膀和后背“啪”地打一下，像是拍打蚊子。后来，见人围观，索性下车，寻到一个路人，便用蝇拍追着打。打得并不用力，只是一种表演或一种玩笑。围观的人谁笑得厉害，他就过去拍打这人。后来，过来一辆汽车，他跑到车前把车拦住，并打手势叫车上的人下来，他要为他们清除身上的蚊子。车上的人只是笑，却不下来，他就一扭身坐在车头上。车上的人也和他开玩笑，开着车缓缓往前走。他便坐在车头挥着蝇拍神气十足表演一番，才跳下车来。车上的人一踩油门，大笑而去。

我与一位法国友人谈起这事，他说可能是讽刺当年法国兵在越南的行动。他说，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当年法国人在越南做的事，无非是打蚊子罢了。当谈到这种表演形式，他说这是一种现代戏剧吧，又像是一种行动艺术。不过，他说他没见过。拉丁区的艺术千奇百怪。某一个人见过的，可能这人所有认识的人都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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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要以为拉丁区文化只是表面上的千变万化。一天夜里，我们从阿蒙区一位朋友的家中聊天回来，天下着很密的雨。在拐向我们的苏吉尔街的丁字路口，那个早已关了门的小杂品店的房檐下，一个人拉着提琴。这乐曲很熟，但一时想不起是谁的曲子了。曲子本来就是伤感的，但他拉得很深切，肯定他把一种内心的东西放进去了。尤其在这带着寒意的秋雨中，琴音裹在雨声里，便分外地动人心扉。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混合着秋雨的感伤的曲调。在黑乎乎的屋檐下，只能看到他的身影与轮廓。他不是一个街头艺术家，他更不是在表演，他一定也居住在这一带，一定被一种情感折磨得夜不能寐，跑到这细雨街头尽情地抒发出来。

这才是拉丁区最深的、也是最日常的一种生活。

可是当我们看到这一幕时，已经该整理行装打道回国了。

在卢浮宫

回国数月后，一次与妻子聊天中谈到巴黎，谈起在巴黎的那些日子，我忽问妻子：“如果再去巴黎，你最先要到什么地方看看。”

她好像不假思索地说：“拉丁区，我们那条小街。”

我笑了，点点头。这也正合我之意。我感觉我们和拉丁区已经丝连一起。但我不知道——到底是拉丁区已经在我的心里生根，还是我们的心在拉丁区里留下了一些依然活着的根须。

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