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名家辈出。据有关文献记载,包括泰州籍和流寓泰州的历代名人有900余位,他们涉足的艺术门类有书法、绘画、篆刻、戏剧、音乐、曲艺等,成就和影响遍及全国和世界。如首次提出把书法家分为“神、妙、能”三品的唐代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张怀瓘,“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北宋著名学者、教育家兼音律学家胡瑗,曾任泰州尹的元初杰出大书法家赵孟頫,元末明初文学家、《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现代著名书法家、学者、诗人高二适,曾迁居泰州的文物鉴定家、金石学家徐森玉等。在这些璀璨的群星中,也包括一颗在中国书法篆刻史上光芒耀眼的星星,他就是未入仕途却声名显赫、位居晚清篆刻四大家之首的吴让之先生。
甲辰之夏,我应邀回故乡泰州参加一个活动,活动结束后便拜谒了渴望已久的吴让之纪念馆,此馆坐落在海陵区迎春路靶场巷11号笔颖楼内。笔颖楼始建于清咸丰元年(1851),由泰州候选县丞尤金城和他的武举兄长尤金镳共同建造,原名画舫楼。明正统四年(1439),泰州知州黄性在文庙棂星门外、南山寺塔东开凿凤池(又名泮池)。每当夕阳西下,南山寺文峰塔影映入凤池中,宛如一支毛笔,“凤池笔颖”因此得名,而成为“海陵八景”之一。明代邑人丘容云诗曰:“池上凤凰古,池中笔颖长。地灵多俊杰,星斗焕文章。”清代邑人朱馀庭《海陵竹枝词》有云:“古寺遥看老树垂,南山当户列参差。晴曦一塔忽撑住,笔颖分明落凤池。”旧时,画舫楼在周边民居中最高,是观赏“凤池笔颖”的绝佳之地,故画舫楼后来更名为“笔颖楼”。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多地城池被攻陷,而躲过了硝烟战火的泰州成为各地文人前来避祸的宝地,笔颖楼一时成为文人燕集唱和之地。程习朋在《泰州金石书画闻见录》中说道:“楼在当年,其宾客衣冠之众,文酒佳会之盛,题诗作画,殆无虚日。”如姚仲海、吴让之、张石樵、汪研山等各地名士曾多次在楼上吟诗作画,可谓盛极一时。笔颖楼历经沧桑,在风雨中已经屹立了173年。新中国成立前,笔颖楼虽进行过维修,但由于用户不当使用和年久失修,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于2018年再次修缮。整个修缮过程采用传统工艺,以修旧如旧为原则,充分体现了泰州民居的地方特色,古朴的门窗、青砖黛瓦,外墙上的两块拴马石赫然在目,整座建筑散发出百年老宅的经典韵味。经政府有关部门研究后,此处被辟为吴让之纪念馆。2019年正值吴让之220周年诞辰,同年12月27日,吴让之纪念馆在泰州落成。作为乡人和印人,我受泰州市有关方面委托,于2019年6月25日延请西泠印社名誉社长韩天衡题写馆名,旋即得到其回复:“好事。愿出力,我后天出差,七月五日可来嘉定。”如今的吴让之纪念馆大门右侧悬挂着其题写的黑底金字招牌,庄重典雅。一代篆刻书画大家吴让之的足迹因此在泰州留下了印记,同时,也为泰州的历史人文景观书写了精彩的一笔。
笔颖楼是一座精致的四合院建筑,门面朝东,门楼是一幢两层画舫楼。走进大门是一个小厅,小厅北面有木梯通往二楼,据说吴让之曾寄寓在此。步入院内,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长方形的由青砖铺就的天井。北厅门口楹联由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印学家辛尘所撰,联曰:“篆刻才艺灵府独辟位列晚清四大家之首,画书诗文凌轹同侪享誉近代一翘楚及今。”概括了吴让之一生的艺术成就。南厅主要展示了吴让之的书法、篆刻、绘画作品,虽为复制品,但都是各时期难得一见的力作。门口复见一联:“下笔谨严,古隽自放,风韵前导海派;奏刀神妙,骏迈厚朴,篆意世称一人。”西厅端放着吴让之的半身塑像,由著名雕塑艺术家戴广文夜以继日地创作完成,只见吴让之手持好友魏锡曾当年为他钤拓的第一本印谱,恬淡自然,气质洒脱。
韩天衡题字
此馆的建成要感谢韩天衡,他早年游泰期间曾经过访笔颖楼,并首次提出建立吴让之纪念馆的设想。时任泰州市政协文史委主任的李良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他四处奔波,多方联系,最终促成建馆方案的落实。在纪念馆的建设过程中,又克服了诸多困难,从项目的确定、资金的来源、原住户的迁移以及吴让之作品、史料的搜集到与相关方面商量、研究和落实,其间更得到了仪征地方志办公室有关领导的支持,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即《扬州文库》第五十三册之《真州学策》,刊有吴让之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考入仪征县学的名册,还有《通鉴地理今释》刻印本等。
吴让之出生于清嘉庆四年(1799),江苏仪征人,青年时期热衷于科考。彼时,仪征和泰州同属扬州府管辖,扬州府八属的贡院设在泰州,凡府属八个州县的童生每三年两考时都要到泰州应试。因此,年轻的吴让之数次往返于仪征、泰州之间,但最终只被录取为“生员(秀才)”,仅是一个普通的县学“诸生”。未能走向仕途,他陷入无限落寞和沮丧中,在诗中发出“我本天涯一布衣”的感叹。吴让之自其祖父始迁居扬州后,他的父亲吴明煌以相人为生。当时同寓扬州的包世臣回忆说:“余常避雨肆中,与君谈相人术。君大都依部位说为人邪正,依气色说行事是非,吉、凶、祸、福率依于此。”吴让之自幼喜爱书法与篆刻,深得包世臣的赏识,也因此成就了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
吴让之早岁在扬州的生活衣食无忧,所交朋友多为一时俊彦,友朋间常常诗酒相聚,高谈阔论,洒脱不羁。晚清词人况周颐在《选巷丛谈》中说他“早岁负盛名,入酒肆不给资,率涂抹数纸与之,主者付质库,获善价,浮于所应得”。据清董玉书《芜城怀旧录》记载,吴让之中年后一度寄居扬州石牌楼观音庵,当时观音庵内还寄居着一位画家王素,因此两人合作,王画吴题,深得时人赞誉,一时有“非王画吴书不足相配”之论。50岁后,吴让之终于得到一份能够施展才华的工作,入职清代收藏《四库全书》七阁之一的扬州文汇阁,任分典文汇阁秘书,并曾分辑《南史》注。但是好景不长,在太平天国战乱中,文汇阁付之一炬,吴让之一展宏图的理想瞬间化为泡影。
清咸丰三年冬天,吴让之万般无奈下,为避战乱流寓泰州,先后客居姚正镛、岑镕、吴云、陈守吾、朱筑轩、徐震甲、刘汉臣等处。虽有朋友资助,但生活依旧困顿,令他时露伤感之情。他在为杨石卿所绘《秋林诗思图》中题句曰:“乌桕丹枫叶渐凋,杜陵蓬鬓感萧萧。奚囊收得秋光满,聊与西风破寂寥。”生不逢时,吴让之一心寄情于诗书画印,以超然的心态面对生活。此外,他还寄寓僧舍,泰州地方文献专家夏兆麐在《吴陵野纪》卷六中记载了他当时的窘境:“咸同间,太平军起,泰以僻居内地,幸无恙。书画家避乱于此者甚众,吴让之先生时亦在泰。扰攘之秋,求书者少,先生苦无以为活,乃于东门小校场武庙中拆字卖卜,以为糊口之资。得铜钱二百枚,则欣然有喜色焉。亦有枯坐终期,无问津者。”
同治二年(1863)夏天,吴让之在泰州接待了自福建到访的印学家魏锡曾。魏氏曾官至福建盐运使,少好篆刻,嗜金石拓本,收藏甚富。他与赵之谦有着深厚的友情,并对赵之谦的艺术推崇备至。此行魏氏受赵之谦之托向吴让之出示了随身带来的《二金蝶堂印存》两册,谱中所收为赵之谦24岁至34岁时的篆刻作品,其中“会稽赵之谦字撝叔”印边款云:“息心静气,乃得浑厚。近人能此者,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赵之谦性格恃才自傲,独折服吴让之,令吴让之十分感动。吴除了对赵之谦的篆刻作品品评外,欣然为《二金蝶堂印存》作序。魏锡曾见吴手边有许多自用印和闲章,主动为他钤拓印谱。魏氏嗜印有奇癖,自称“印奴”,他在《吴让之印存·跋》中说:“余夙有印癖,寓泰无事,因就所见,辑谱得二十分,让之有喜色。”吴之所以高兴,缘于他“六十年刻以万计,从未留一谱,自知不足存尔……”吴让之还应魏锡曾之请刻“魏锡曾私印”“鉴古堂”两印相赠,另刻“赵之谦”“二金蝶堂”印由魏氏转赠赵之谦。同年,魏锡曾将《吴让之印存》带到北京,赵之谦撰文《书扬州〈吴让之印稿〉》,其中有“为大叹服”之语。魏锡曾的这次泰州之旅为赵之谦与吴让之之间的交流架起了一座桥梁,吴让之时年65岁,赵之谦35岁,两人整整相差30岁,一老一少在艺术上相互切磋,各抒己见,彼此勉励,促成了印坛的一段佳话。
同年冬天,魏锡曾自北京返闽过泰州,吴让之与魏锡曾第二次在泰州晤面,吴复刻“魏稼孙鉴赏金石文字”以赠,边跋云:“同治二年十二月,稼孙将之闽,作此志别。”此时的吴让之已经目力不济,不再刻印,以作书自给。他在赠魏锡曾“鉴古堂”一印边跋刻:“让之今年六十有五,目力昏眊,已近于瞽。”在《二金蝶堂印存》序言中有“盖目力昏眊,久不事此(篆刻)”语。这也可从魏锡曾跋《吴让之印存》文字中略知一二:“吾友赵子撝叔,自负篆刻,独心折其功力,尝作印跋其侧云:‘近人能此者,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叹服如此。余于去夏晤之泰州,年六十五矣。松身鹤发,神完有恃,时憩僧舍,为人作书自给,以目力衰,不肯刻印。余固强之,为叔撝刻二石,为余刻三石,同好妒羡。”从跋文中可以看出吴待魏氏之厚和吴的篆刻作品在当时的影响程度。
这次见面后,吴让之回到了扬州。此时的他虽在艺术上享有盛名,但生活上依旧贫苦孤独,曾撰一联自嘲:“有子有孙鳏寡孤独,无家无室柴米油盐。”据闻,晚年的吴让之回到扬州仍寄居在石牌楼观音庵,鬻字为生,晚景凄凉。他曾以杜甫《病后遇王倚饮,赠歌》句“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常相见”刻两面印以自况。同治九年,一代书画篆刻大家在贫病交加中离世,终年71岁。
吴让之“吴熙载印”“攘之”
吴让之避战乱于泰州一隅十年,以书画篆刻为生,其印名远在书名、画名和诗名之上。他在《吴让之印存》序言中说:“让之弱龄好弄,喜刻印章。十五岁乃见汉人作,悉心摹仿十年。凡拟近代名工,亦务求肖乃已。又五年,始见完白山人作,尽弃其学而学之。”他以十年的汉印功底继承了邓石如“印从书出”的印学主张,铁笔写篆,轻浅运刀,自创一种圆劲流美的治印风格,并十分自负地认为“刀法文氏(文彭)未曾解,遑论其他”(《画梅乞米》印款),被潘天寿誉为“神游太虚,若无所事,即邓氏或逊之”,可见其篆刻技艺已臻游刃有余之境界。
吴让之一生刻印以万计,其中许多传世精品都是他在泰州期间完成的。他用精湛的篆书功力和抒情方式,以刀代笔,完美地实现了他的篆刻理想,作品结字纯正、线条舒展、清新婉约、一任自然。吴让之取法邓石如,又发展完善了“邓派”篆刻艺术。他是中国篆刻史上承上启下的一位大家,其印风对清代晚期直至近现代印坛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因此在明清篆刻流派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作者:刘葆国
编辑:袁芳
统筹:李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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