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光明日报》刊发文章的标准是：有时代的高度、深度，有新东西，对知识界有影响。所以，总是觉着自己的文章符合这些标准了，才敢投稿。

1984年，我创作了小说《神鞭》。我就这部作品给文学评论家李陀写了一封信，以《小说观念要变！》为题，发表在1985年4月11日的《光明日报》。于我而言，这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当时新时期文学进入繁荣期，各种流派、写作方法都诞生了一批重要作品。《神鞭》就是我文风变化的一个代表性作品，讲一个小人物在历史大变革中的故事，表达的是对我们民族应如何看待传统与外来事物的思考——“辫剪了神留着”，也就是我们要借鉴西方一些先进经验，要把传统文化中负面的东西剪掉，但是其中优秀的精华一定要留下来。这篇小说把荒诞手法与写实主义的社会风情画糅合在一起，把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融在一起，还加进了过去文学中很少写的天津味。此后的《俗世奇人》等作品都与它一脉相承，体现了我在文学上的探索与思考。

我从作家到文化遗产保护者迈出第一步的脚印，也留在了光明日报。20世纪90年代，在城市改造的浪潮中，很多老建筑、老街区都面临拆除的命运，天津也不例外。我是作家，写的是自己熟悉的生活，当这种熟悉的生活土壤要发生变化时，我肯定是要关切的。我拿出自己的稿费买胶卷，请历史学家、建筑师、摄影师等近百位志愿者，穿街入巷、踏访故旧、寻珍搜奇，将所见所闻、所察所获，或笔录于纸，或摄入镜间，精选2000张印成图录《旧城遗韵》。鼓楼附近有一座保存完好的三进院民居，当时也要拆，我建议在此建立“天津老城博物馆”，让百姓留下对故乡的念想，这种情感的凝聚力将会被证明是巨大且无可替代的。如今，这座博物馆还在正常运转。最终，老城的核心区留下了。1998年4月，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散文《踏访天津旧城》，记录这些有识之士寻访历史遗迹的文化行为，为新一代天津人浓烈的乡土情感和文化意识而感动。

我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到文化遗产保护中，光明日报是我的见证者和知音。

估衣街是天津最老的街道之一，有“先有估衣街，后有天津卫”之说。其时，估衣街也面临拆除的命运。我四方呼吁抢救估衣街，但未引起媒体关注。是光明日报的记者来到天津采访我，并在2000年1月28日的头版刊发报道《天津六百余年老街即将拆除 专家学者呼吁抢救文化遗产》，这是国内主流媒体的首次表态，十分重要，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重视。然而，在当时，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的压力，更由于认知不足，不是每个人都能意识到文化遗产的价值。这条街最终还是被拆除了。当时我在国外，接到消息立刻回国，看到一片瓦砾的现场，哗地一下眼泪就流出来了。

我写了散文《老街的意义》，刊发在2001年9月的《光明日报》。文章中说，“一个城市由于有了几条老街，便会有一种自我的历史之厚重、经验之独有，以及一种丰富感和深切的乡恋；它是个实实在在的巨大的历史存在，既是珍贵的物质存在，更是无以替代的精神情感的存在，这便是老街的意义。”这篇文章投给光明日报，是因为我知道它对知识界有影响。知识分子要有文化先觉，这是我们应该恪守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