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鱼网弊布，以为“纸””。

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喜其能，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然今见西汉已有纸。如西安灞桥纸、甘肃金关纸，扶风中颜纸、天水放马滩地图纸。

就中以天水地图纸最早。或曰：西汉已有纸，东汉蔡伦作改进定型之耳！

陈振濂

书法中“勒”为横笔。喻勒马缰之须内劲紧收，不可平拖，更忌一滑而过，聊无留驻。

亦即笔毫“涩行”“战赴”之意。

故蔡邕《九势》曰：“横如千里阵云”。“阵”者排列而渐行，“云”则起伏舒卷，皆非畅滑之象。

又张怀瓘《玉堂禁经》有“鳞勒”之词，指横笔如鳞之排叠、层层行去。宋以后帖学渐坏，清人倡魏碑石刻，“斧凿之迹”，亦“勒鳞”之意也。

陈振濂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洋学风靡。然亦有逆势反对者。

闻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序》曰：

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之学”“通儒之学”大相违异。

且痛感学界西化之势极盛，承传断裂。故钱穆自宣称曰：“求为一家，不如求为一通人”。更言“中国求和合，西方重分别”。

——忆想｛文科｝则有文、史、哲分家，各立系、所。

——又如｛美术｝则诗、书、画、印分家。

——更甚至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分家，互难通识。

吾故曰：

西泠印社近二十年尚“诗书画印综合（兼能）”，正属“分久必合”，符合历史规律云。

陈振濂读民国学术史

西汉《群臣上寿刻石》俊逸潇散，用笔起伏跌宕，线条极见弹性，饶有简牍墨书之韵。拟之秦篆刻石整饬，及《石鼓文》以下，绝非同类。

“隶变”之迹。非仅见于字形构架，亦见于线条笔致律动耳！

其间非仅“篆”“刻”体式之变，益有碑刻规矩与刻石放纵之别。

手书韵动节奏，当为“隶变”之由。惜乎治文字学者不悟此旨，继为汉隶碑额，又复旧观矣！

陈振濂

予于高二适展览开幕式讲话中，首提“经典图像”问题。即如近代艺术家如吴昌硕、齐白石、傅抱石、李可染、陆俨少等，皆有三、五或十数名作传世；即所谓代表名作经典之意。存世千万，必有一特征。如潘天寿之秃鹫，指画雁荡山，即为其“经典图像”。

然近世文人画类中，则乏此意识。书法近代多为日常书写，诗稿札记、便条记事，存世千万；竟无法指定孰为“代表作”或曰“传世经典”。

然沙孟海榜书“大雄宝殿”等，陆维钊大对联“关山跃马过”“同心干”等，即为经典图像、代表作也。

公众社会认知度高，而为历史叙述；则眉目清晰。以视同时书家，大抵有此欠缺。

今高二适翁展览，可有金陵门弟子为作提炼确定乎？

癸卯夏暑，陈振濂记

东坡曰：“我书意造本无法”。初时理解曰：凭意而造。后渐悟“本无法”指“无唐法”即弃唐，求“宋韵文心”而已。

继而更作细品：“意造”非“形造”，或曰“由形追意”也。

“形”者，汉字本形；“意”者，宋人之“心”者。字形千古不易，而“心”“意”因人因时而异。

昔人学书，沿“形”循经典外貌而为；至苏（东坡）黄（山谷）米（元章），则取“意”求“心”。不沿不循，自出机杼，而不失形态故步。

更曰：“意造”当有“造”，即“创造”也！书法（写字）而强调“造”，深意存焉！

陈振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