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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最初的那几年，我买碟上瘾。

那段时间我上夜班，白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DVD，先看部影片。

那段日子，生活过得黑白颠倒，人生前途黯淡无光，财务报表一穷二白。我对世界充满着无比的“饥饿感”，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各国电影“填满喂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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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发了工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黄河路一家音像店去选一批“冷门佳作”。为了怕有“遗珠”，选完后我还会再去临近的红旗路另一家音像店去“拾遗补阙”。

就是在那时候，我买了一张《窃听风暴》，直译过来又叫《他人的生活》。

很多爱看电影的小伙伴，让我给他（她）推荐片单，我推荐的第一部影片就是《窃听风暴》。

十次有八次都会出现“乌龙事件”：“《窃听风暴》我看过，刘青云、古天乐主演的。”有时候我也懒得纠正，被港片喂大的我们，“中毒”够深。

曾有一段时间，港片的原创动力枯竭，开拓精神萎靡，甚至完全照搬照抄好莱坞：周星驰的《百变星君》疑似抄袭金·凯瑞的《变相怪杰》，李连杰的《鼠胆龙威》照搬布鲁斯·威利斯的《虎胆龙威》，甄子丹的《叶问2》模仿史泰龙的《洛奇4》。

台湾电影学者、制片人焦雄屏在《台港电影中的作者与类型》一书中就指责道：“香港电影一向善于剽窃西方(尤其是好莱坞)的类型，别人流行《疤面煞星》，香港便有了《英雄本色》……”甚至有过一个时期，香港电影人都一窝蜂地瞄准一种类型，比如僵尸片、武侠片、风月片，再现了“尽皆过火,尽皆癫狂”的港片模式。直到“玩残”，集体北上。

《窃听风云》从片名就知道“超级模仿秀”了《窃听风暴》，两者内核，判若云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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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听风暴》是一部德国电影，导演是年仅33岁的弗洛瑞·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克，这也是他的电影处女作。该影片2007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电影讲述了“柏林墙”倒塌之前，前东德“斯塔西”情报工作人员维斯勒对著名右派作家和诗人德雷曼及其夫人克丽丝塔的日常生活实施窃听，通过不断反转的剧情推进，特工完成人性的自我救赎。

影片兼具政治悬念和人文关怀的双重特质，故事悬念丛生，剧情跌宕起伏，冲突引人入胜，内涵发人深省。

维斯勒因保护被窃听的对象而被贬为了邮递员，从“顶层设计”跌入“底层逻辑”，这是他往后20年的工作。有一天他经过一家书店，书店外张贴着德雷曼新作《献给好人的奏鸣曲》的巨幅海报。维斯勒走进书店，翻开新书，扉页即写着“谨以此书献给HGWXX/7，致上最深的感激”。

“HGWXX/7”是维斯勒窃听时的代号。

他拿起一本书走到前台，服务生问是否需要包装送人时，他说：“不用，这是给我的。”电影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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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在朋友圈看到一篇介绍瞿同祖的文章。这个人，我第一次听说。

他是社会学史上的“失踪者”，也是经济学界的“无名”英雄。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著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却蜚声海内外，并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美国汉学家孔飞力都是他的忠实读者，胡适曾力荐他去台湾任教，学者林端称“他的贡献并不逊于其大名鼎鼎的同门费孝通”。

1965年回国后，此前风光无限的瞿同祖再也没有学术著作问世。“文革”结束后，当他再次提笔时，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他看病的著名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孝骞对他说：“你的病是由于想写书而写不成书引起的。”

就像《窃听风暴》中的舞台导演艾斯卡，这位才华横溢的著名导演在被“限制工作”七年后，选择自杀。不是每一个人被生活打得皮开肉绽之后，都能长出一副钢筋铁骨。

63岁那年，弘一法师曾以朱砂写下座右铭：“以冰霜之操自励，则品日清高；以穹隆之量容人，则德日广大；以切磋之谊取友，则学问日精；以慎重之行利生，则道风日远。”

涉过愤怒的海，蹚过岁月的河；怀揣感恩的心，永做善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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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摩根·弗里曼饰演的瑞德讲道：“这些围墙很奇怪：刚来的时候，你会恨它；慢慢地，你就会习惯它；日子久了，你会发现你离不开它。那就是被体制化了。”

1905年，“养鸟人”老布入肖申克时街上还没有汽车；50年后出狱时，“世界已经陷入一片忙碌之中”。他已经适应不了这个崭新的时代，从肖申克出来后无异于又走进另一个“牢笼”。

出狱后不久，他就选择了上吊，留下一行字：“老布到此一游”。

“体制化”，在此得到了最直观、最彻骨、最深刻的呈现。

路遥说：“你在人群中看到每一个耀眼的人，都是踩着刀尖过来的。”这个世界虽有高高在上的体制，但羁绊不住自由奔放的灵魂。

任何时候，你都阻挡不了一棵野草的生长与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