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先生认为，“大历史观”是从小事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观察历史的脉动，从中西的比较提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许倬云在方法学上受了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不仅关注单一、离散的事件，还包括长时段、多角度的叙述。

许倬云表示，自己于1957年初到美国时，美国正在经历国内、国际的双重转变。美国的环境不禁让他思考：为什么中国一直被动？他希望能够通过全面、宏观的视角解答这个问题，即使最终解答不了，也算是给自己一个交待。

“彼时美国的民主运动正在高涨，这个风口浪尖看上去惊涛骇浪，对我是个刺激，是个挑战。我认识到，我不能在书斋里面搞一辈子，我要在人堆里‘打滚儿’，我要看这个世界，我要为中国回答中国的问题：干嘛我们受了两百年的欺负？干嘛我们站不起来？”

许倬云认为，可以将中国划分为中原、南方和沿海三大核心区，而并非以中原为中心，东亚大两河流域是相互刺激、互动、交流的。我国的地理环境为我们在抵御外族入侵时提供了缓冲地带。这三块区域实际存在，但也不要忘记，长城以外、欧洲美洲的世界可以跟我们和平，也可以跟我们敌对。我们在过去的两百年间的不同场合下成为敌人。“我们最好的老师是敌人，你的朋友不一定教得好你，但跟你对抗的是你最好的老师。”

余世存表示，这一观点与唐代的僧一行和清代的龚自珍的“山河两戒”概念一脉相承。考古学上的发现也能够证实这一观点。许宏介绍道，我们的历史基本是以中原为中心的，而在“中原中心说”之前，还有一个被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称为“满天星斗”的时代。“我完全认可这样一种观点。这可以说是东亚的中国，满天星斗，东亚的中国是没有中心的。”

许宏表示，考古发掘表明，文化从龙山向二里头的迁移推动了青铜器在二里头的出现。龙山时代还没有看到像二里头这样成建制的礼器群，但是龙山时代的合金技术的尝试，奠定了后来二里头乃至后来商周青铜文化辉煌发展的基础。

许倬云认为，二里头出现青铜文明，主要是由于整体国家的制度的形成。中国的“天”下面的大国，要提升国家地位就要用礼器象征其重要性，象征它跟天命之间的关系。龙山的礼器是黑陶，红山、良渚的礼器是玉，二里头附近恰巧有铜矿，便使用青铜器作为礼器。至于三星堆的独特器型，许倬云认为：“三星堆本身起源是殷商一代的国家的组织，后来秦国强盛，望帝逃走，开明接下了政权，所以所有护持望帝的法力、神力都要毁掉。征服一个国家，切割它的地脉，焚烧它的法器，上面断天，下面断地，越是贵重的法器，越要毁掉。而大面具放在木杆上，再配上三星堆神秘复杂的地形，就好像后面神明在往下看，更具有神性。这是我的看法。”

余世存提出，从安史之乱以后，中国历史似乎就进入一个内卷化的时代，近现代的中国较难面对和迎接西方的挑战。而许倬云认为，“安史之乱”是一个表象。中国内部的事情，彼时变成了“中国有没有决心和力气向外”。假如没有力气向外，就会向内转向肯定。这就回归了孔子、回归儒家。“然而胡人的饮食习惯留下来了，坐椅子、睡床留下来了，穿衣的样子留下来了，甚至语言、语音都留下来了，但是回归到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不改变以人为本的信仰。”

对谈的结尾，许倬云给出了这个宏大问题的答案：天人合一，人能体会自然的定律；保留多元性。不是“勘天而用之”，而是“任天命而行之”，不要妄图改变自然，现在的全球变暖就已经让人类尝到了妄图征服自然的苦果；而多元化是要保持一颗谦逊之心，不要自负能力，要常留余地。

书名：《经纬华夏》

作者：许倬云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23年8月

“我要从世界看中国，再从中国看世界。”

围绕着这一发端，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以九十高龄迎难而上，八易其稿，结撰出一部华夏文明从成长到成型的传记。跳脱出中国文化内部演变的叙述，以“大历史”的观看视角与思维方式，对华夏内外的历史互动进行了全新的归纳排列，再现了中国大地上人群、族群、文化互动融合的轨迹。

在超越五千年的长程叙述中，《经纬华夏》借由对中国地方性文化如何交缠为一，以及中国如何应对来自世界之冲击的细致分析，最终揭示了华夏文明能够延续至今，并将绵延永在的核心与奥秘，以赤子之心瞻见了一个有根底、有方向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