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作者善于通过描写一些不起眼的小人物，来阐释为人处世的人生智慧，他的这一表现风格，细心的读者会有所察觉。比如他通过描写史家庄的史太公、桃花村的刘太公、祝家庄的钟离老人三位乡村长者，告诫人们为人处世需积德行善。又比如他通过描写金翠莲、宋玉莲、白秀英三个底层卖唱之人，警示人们为人要低调谦让，要得饶人处且饶人。除此之外，他还通过描写防送公人这类小人物，引导着读者洞幽烛微人生智慧的真谛。

防送公人是衙门里的差役，被时人尊称端公，其职责是监押刺配的犯人从一府前往另一府关押。一般情况下两人一组，即由两个公人监押护送一个犯人前行。在《水浒传》人物中，宋江、卢俊义、林冲、杨志、武松、朱仝等，都与这类人打过交道，武松还不只一次。只是押送杨志和朱仝的两对公人，作者仅略述几句，没有故事表述。但是押送另外几人的四组公人则有所不同，尤其是董超、薛霸这一对，作者之笔即便不算浓墨重彩，也绝非轻描淡写。

董超、薛霸是书中第一对粉墨登场的防送公人。二人的业务能力没的说，能在大宋一线城市开封府和大宋直辖市北京大名府里当差，能承办押送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和北京大名府赫赫有名的玉麒麟卢俊义的差事，就足以说明问题。当然书中对此也有明文交待:因半路杀出个鲁智深，董、薛二人没能把高太尉交办之事办利索，被高太尉刺配北京，但是“梁中书因见他两个能干，就留在留守司勾当”，可见二人的锋芒并没因刺配而遮掩。

但是能干的二人有才无德，心术不正。态度骄横、虐待犯人不说，还见钱眼开，图财害命，且心狠手辣。例行的公事，也被他们当成了充大爷、穷显摆和“叨菜”捞外快的时机。特别是在黄灿灿的蒜条黄金和白花花的大锭白银面前，利令智昏，“下民易虐，上苍难欺”的戒石铭刻成了耳旁风。在监押途中，对林冲、卢俊义非打即骂，百般刁难，恣意妄为，甚至使出开水烫脚、新鞋磨伤的下流损招，把大名鼎鼎的林冲、卢俊义两位英雄折磨得没有脾气。一到险恶无人处，便迫不及待地下手行凶。他们以小睡时防止林、卢二人逃跑为由，笑脸缚二人于大树，然后面目陡变狰狞，举棍就打，毫不手软，真是毒恶之极。

当然歹毒的二人终难逃报应。他们虽然躲过了初一，在心善林冲的阻止下，没有被鲁智深六十二斤的水磨禅杖“剁做肉酱”，但是没有躲过十五，最终被浪子燕青的两枝弩箭，射作孤魂野鬼，落了个抛尸荒野的下场。他们拼命敛得的不义之财，没有一个陪他们上路，真是“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真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与董、薛二人结局相反的是东平府和济州府押送武松、宋江的防送公人。这两对防送公人的声价与董、薛二人不可并提，可是若要在武松、宋江面前摆摆谱、充充大也不是不行，毕竟人家是官府公人，武松、宋江是在押的犯人。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究其原因是他们心有正义、良知尚存，有自己的是非观和做人底线，在这一点上董、薛二人没法比。

比如，对于武松，“那两个公人知道武松是个好汉，一路只是小心去伏侍他，不敢轻慢他些个”。当两个公人在十字坡被蒙汗药酒麻翻，张青、孙二娘提出“不若就这里把两个公人做翻”时，武松断然拒绝。武松的理由是:“这两个公人于我分上只是小心，一路上伏侍我来，我跟前又不曾道个不字。我若害了他，天理也不容我。你若敬爱我时，便与我救起他两个来，不可害了他性命 ”张青闻此也感慨万千，道:“都头既然如此仗义，小人便救醒了。”对于宋江，两个公人也是“因他是个好汉，因此于路上只是伏侍宋江”。他们途中所遇惊险更是惊心动魄，但是不论是被“劫”上梁山，还是路遇“三霸”（揭阳岭上岭下李俊、李立一霸，揭阳镇上穆弘、穆春一霸，浔阳江边张横、张顺一霸），都因宋江极力保护而幸免于难。

试想，这两对公人如果也像董、薛二人那样狗眼看人低，对武松、宋江不怀好意、做恶多端，他们恐怕就没有这么幸运，也许就像孟州府里押送武松的两个公人一样，早被武松或梁山头领及“三霸”等人给“咔嚓”了。因此，一路走来，他们能有惊无险，能逢凶化吉，还自己窃喜:“我们虽是吃了惊恐，却赚得许多银两”，根本原因是他们自己救了自己。君不闻“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善待了武松、宋江，武松、宋江自然不会亏待你。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多行不义必自毙”、“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这些俗话，虽带宿命唯心色彩，但也透着事物间的因果联系。不可否认，人生之路是自己铺就的，自己的过去联系着自己的现在，自己的现在也联系着自己的将来，这种因果联系无人可以割断，就像《红灯记》里唱的“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世上的董超、薛霸们，论能力是有的，确是精英，论人品则值得商榷。他们在打拼出一片令人称羡的成就后，本可以尽享好端端的日子，但是他们不知惜福、不知收手，偏去贪得无厌地攫取对他们来说不过是数字意义上的金银，最终落个身陷囹圄或命丧黄泉，既害了自己，又辱没家族，细一想真是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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