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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中，老家的严冬非常寒冷。特别是在冰天雪地的寒冬腊月里，大地被冻出一拃来厚的冻土，坚硬如石，只有用镐头（老家称作利斧）一镐一镐狠狠地凿才能刨开，铁锨之类的挖土工具是无济于事的。还有道路，不管是土路还是柏油路，都被冻得呲牙咧嘴，裂开一条条状若龟纹的缝隙，裂口宽达指许。至于水面，休说池塘，室内的水缸里也常结冰，这在当时不算什么罕事。

贫寒的岁月，寒冷的天气，逼迫着我们去想各种御寒的办法。其中最普遍的办法，是在住室内生上一个燃煤的火炉。现在看来，生个火炉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在当年却并非如此，因为家里不一定能拿出买煤的钱。还有炉子也是家人动手用砖块砌成的，那种生铁铸造、带着铁皮烟囱被称作“憋热气”的现代化火炉，只有在“公家人”的办公室里才能看到。家里的土炉子也不单是取暖，还兼具烧水、做饭以及烤炕东西等多项功用。

我家也像多数人家一样，每年的冬天也生上一个炉子，燃用之煤不是煤球和蜂窝煤，是自家用买来的散煤掺上胶泥加工出来的煤泥，老家叫作“渣滓”，在这儿“渣”读成了三声。使用煤泥可以大大降低灰尘，可以节约燃煤，还方便夜晚或者白天不用炉火时封火，这是多年实践经验的总结。制作这种煤泥叫作砸渣滓，小孩子们干不了，但是我们从小就在观摩，大致知道如何控制煤和胶泥的比例，如何保证煤泥的稀稠度，如何用那个不小的木杵，像捣蒜一样将池子里的煤和胶泥捣制均匀。待我们长到一定岁数，有了使用木杵的力气后，木杵也就交到了我们手上。煤泥的成色很重要，直接关系着炉火的旺与不旺，因此我们不敢偷懒，不敢马虎，每次都力争把渣滓砸得近乎完美。

其实，仅靠一个煤炉取暖，效果十分有限，被窝还是冰凉的，好在家里有两个瓷制的汤壶。每天晚上，奶奶和母亲都装上开水，放入我们姐妹兄弟的被窝内，自己常常顾不上用。汤壶少的人家，就找块大如铁饼的鹅卵石，做饭时放在柴灶里烧烫，再用旧布包裹起来代替汤壶，方法虽然简陋，但效果却不错。

家里冷，教室里也冷。教室大大的窗户上没有玻璃，寒意恣行，教室内温度还比不过自家的室内，一节课下来手脚和耳朵都被冻得生疼，于是课间便成了我们驱寒暖身的宝贵时间。女生们多围在一起踢毽子、踢沙包，我们男生不屑于这文雅的活动，更喜欢几十人喊着号子同时用力跺脚，一副豪气冲天的样子。再就是两大拨人纠集在一起，使劲推挤，效果等同于拔河比赛。当然还有最流行的“磕拐”——有些地方叫作“斗鸡”或是“斗拐”。大家各自抱起一条腿，将膝盖冲前，另一根腿一蹦一蹦地杀向对方。这活动竞争性强，颇受我们青睐，大家一来一往，就像抵角打架的山羊，斗得不亦乐乎。由于我个子大，在磕拐中占据身高优势，故胜多负少，有时候也敢来一个吕布战三英。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冬季本是韬光养晦、休养储备的季节，忙碌了一年的庄稼人难得能在冰封雪飘的季里稍作喘歇。但是冬季也并非无事可做，尤其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期，我见证也象征性参与了轰轰烈烈的农田基本建设会战。在这之前，老家的田野基本上保持着原始的自然风貌，高洼起伏。农田基本建设就是将土地整平，以利水浇；就是挖出纵横交错的水渠，以利灌溉和排涝。这项建设只能安排在秋收之后，春夏遍地庄稼的农忙时候是无法展开的。当时也不知道从哪里调来了那么多民工，各家都住得满满的，亲临一线指挥的还有从泰安市下来的干部（当时老家隶属泰安地区，尚未划归济南市管辖）。我还记得有张宣传照片，是几个男女社员推拉着一辆独轮小推车，上面装的是几块好大好厚冻土块，彰显着寒冬腊月里战天斗地的气概。这热火朝天的场面，小说《平凡的世界》中也有描写。

作为已是初中生的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也多次参加会战。有一次我们跑到十里地以外的一个村庄，让我们在一片平地挖出一条不小的水沟，紧傍着水沟还要修出一条较宽的路，劳动量真是不小。但年纪不大的我们，干劲也不小，最终高标准地完成了任务。在整平土地的工地上，我也见识了技术人员使用的用来测量两点之间高差的“水准仪”——装满水的长长的塑料管。也不知道是不是天意，我后来无意中竟选择了一个摆弄水准仪的专业，这姑且算作是一丝的渊源吧。

生在冬天，经历过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季，当年凛冽寒风中的刺骨之疼，犹感在身。我们这代人，没有经历过大的灾难，但是人生的第一课却是苦难。现在看来，这何尝不是上天的恩赐，因为有了这一课打底，仿佛就没有了再冷的冬天，一生就像生活在明媚的春天里。

注:图片来自网络，特别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