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前按语:昨天有朋友分享桑兵老师那篇新闻史笔谈,里面说到在历史与新闻(乃至其他)之间跨学科的两难与两便。深夜又有朋友转来几年前的这篇拙作,也是有关跨学科的问题。因为此前有篇谈学科焦虑,故而此篇在青年记者发表时称之为再说跨学科。
再说跨学科
来源:青年记者2016年10月上 作者:刘宪阁
摘要:新闻传播学真正要想有所发展,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在固守学科本体的同时,也要有比较宽松、开阔、开放的视野和心态。
这两天有朋友参加了一个跨学科的论坛。他很感慨:跨学科的研究其实很不容易,尤其是我们眼下的一些专业区分太细。以他所在的法学领域为例,不要说跨学科,就是刑诉和刑法之间,也几乎没什么交流,“这也是极其奇怪的”。这样的困惑,相信其他不少学科的研究者都曾经遇到过。笔者刚转入新闻传播学时,曾就此写过小文,最近又有所感,乃申论之。
供职于某高校新闻学院的一位学者,最近和其他学院的朋友正在合作一篇文章。他开玩笑说:搞不清、也不想搞清自己到底是哪个学科的人。幸亏这位仁兄早已拿到了博士学位,并且已经是教授了,不必担心答辩什么的,否则很可能都毕不了业。因为就学术研究的本来旨趣而言,问题先于学科应无疑义;但在毕业答辩环节,却往往是学科先于问题。也就是说,论题首先必须被合理地归置于某学科分类,否则就很麻烦。实际上也的确不止一次听说这样那样的故事了。比如有做新闻史的硕士生在答辩时,就被问到:你的这篇文章,到底是新闻学,还是历史学?
在扎紧篱笆、固守自己学科边界的同时,新闻传播学也遇到一些新的挑战。比如在眼下比较时髦、也需要跨学科的大数据研究领域,新闻传播学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支撑学科,甚至被称为基础学科。但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宠爱,新闻传播学真的做好准备了吗?有朋友直言:此时的新闻传播学,“就如一个连基本功都还没练到位、但又急切成名的愣头青,被突然推翻到了舞台的中央,一方面兴奋不已,终于等到了这天,另一方面又内心羸弱,真的技艺不精……”从微信“朋友圈”的一众点赞可知,这一判断并非虚语。再如近年谈得比较多的媒介融合、媒体融合。从业界来说,当然有其理由;但就学术研究而言,新闻传播学该怎么做呢?仅限于学科自身内部,显然已经不够,而必须兼具跨学科的视野。
也正是在这多重背景下,经常可以发现关于新闻传播学的身份焦虑。这当然是对当下新闻传播业态以及新闻传播学科现实的一种反应。解决这种焦虑的途径和方法可能有很多种,而注意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成果,显然应为其一。以新闻传播史为例,一些历史学、文学乃至其他学科的研究,都已经“侵入”,而且有的做得还很不错。比如村田雄二郎教授关于严复和《国闻报》的研究;又如王奇生教授关于新文化是怎么“运动”起来的,以及北伐中的漫画等问题的研究;再如杨奎松教授关于1949年前后《大公报》转型的研究等。此外,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以及社科院文学所几位学者的相关研究,对拓展新闻传播史、认知网络传播现象等也提出了有趣的见解。而在相关领域,新闻传播学自身能拿得出手的研究,倒不多见(近年受黄旦教授影响的一批年轻学人,正在尝试走出一条报刊/媒介史的新路)。其他如政治传播领域,也存在类似问题。曾有政治学的朋友,对国内政治传播学研究的现状提出剀切的批评。
如何推进新闻传播史、政治传播学等研究?打破学科藩篱显然是必要的。幸运的是,近年这种学科融合的趋势早已存在并有所呈现。比如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乃至其他学科等新进师资,开始流入新闻学院和研究机构,为新闻传播学的教学科研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可以说,新闻传播学真正要想有所发展,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在固守学科本体的同时,也要有比较宽松、开阔、开放的视野和心态。说到这里,不禁想起前段时间芝加哥大学教授阿伯特在北大的演讲。他谈的原本是学派,但对一个学科也适用。在阿伯特看来,芝大最成功的制度和机构设置,就是那些将学科与学科拉近,但又不让它们过于密切的制度;是那些能对学科安于现状发起挑战但同时又能真正给予支持的设置。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阿伯特说:“学科建设最终不能无视学者的日常工作状态,要把学者们喝咖啡和吃甜点的状态放在心里。因为最终是教学和研究中的日常状态带来了最长久的学术成功。”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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