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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新生事物不断出现,往往冠以“文明”二字,如“文明棍”、“文明镜”、“文明头”等。1910年后新剧开始盛行于上海、汉口等大城市。新剧既新,当然也冠以文明的头衔,俗称“文明戏”。

文明戏用京腔或方言,是对话形式的戏剧。1928年,经著名戏剧家洪琛提议,将运用对话、动作、表情,传情达意的戏剧定名为“话剧”。

郑州花园口刘庒人刘瑞璘先生,清未进士,1904年清政府李鸿章派他赴日本考察,他在日本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他在郑州发起“郑州通俗学社”,从上海等大城市引进“文明戏”,宣传进步思想,“文明戏”开始在郑州兴起,一直延续到今天。                    

1927年,冯玉祥将军第二次主豫时,积极倡导新文化,“活报剧”盛行。活报剧是以时事性为特征的戏剧类型,为政治、军事以及民众教育服务。当时,正值大力推行“男子剪辫”、“女子放足”,冯玉祥将军经常派司令部剧团,来郑州演出,如破除迷信、禁毒、放足的新剧目。妇女放足的社会风尚逐渐形成。

抗日战争时期,郑州扶轮中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自发成立了戏剧社,自编自演小型“活报剧”在街头演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

1937年11月,上海著名戏剧家田汉、洪琛,率领抗日救亡话剧团在郑州演出。金山、王莹、欧阳红婴、宋元等演员在扶轮中学礼堂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新仇旧恨》《九一八》《到明天》《塞上风云》等话剧,一时间轰动郑州。掀起了抗日救国热潮。同年12月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开封孩子剧团”应邀来郑演出。在陇海礼堂公演《保卫卢沟桥》《杀鬼子》《八百壮士》《死亡线上》等抗日救国的新编话剧。

郑州解放后,为庆祝淮海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以及配合“三反五反”运动,开展了街头活报剧、短话剧活动。

郑州话剧团在武汉演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在武汉同济医学院读书,有一天我乘公交车路过武昌首义广场,看到武昌剧院张贴有郑州话剧团演出“平型关大捷”的海报。我离开郑州时,不曾听说郑州市有话剧团,出于热爱话剧和对家乡的情感,我特地临时下车买了张票,准备晩上一看究竟。

那晚武昌剧院坐无虚席,郑州话剧团演出非常成功,我记忆剧中有个情节,一个小脚老妪,随着逃难人群艰难前行,精疲力尽,一屁股坐在地上说:“你们走吧!我走不动了,死了算了!”演得十分逼真。

演出了十几天,观众爆满。后来我才知道,郑州话剧团的前身是北京实验话剧团,实验话剧团前身是北京民艺话剧团,原来是京都的话剧演出水平。

郑州话剧团中郑州藉演员丁一,是国家一级演员,曾多次获得金鸡奖最佳配角奨。她与河南省话剧团陈裕德先生合作演出话剧《咱们的牛百岁》,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丁一女士当年在北京矿业学校读书时,爱好话剧,从此走上了话剧之路,并一举成名。陈裕德先生是喜剧演员,改革开放后活跃在舞台和银幕上,势头不在陈佩斯和朱时茂之下。丁一女士和陈裕德先生两人的表演事业正日如中天时,因病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最近我听一位业内人士说,女戏骨陆丽珠曾被誉为中国的“玛丽莲·梦露”。50年代她与王心刚搭档,在“永不消失的电波”电影中,出演风情万种的女特务柳尼娜,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扮演柳尼娜的演员陆丽珠女士,也是来自郑州话剧团的老演员。

喜剧影星韩兰根的即兴表演

小时候我家里来了位远房姑姑,她年轻有文化,特别喜欢看电影和话剧。抗日战争胜利后,钱塘路上普乐园改成“大光明影剧院”(现已建成“二七纪念堂”),是当时郑州条件最好的影剧院。晚上她去看戏,常带我做伴,使我对话剧、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二十世纪50年代,上海著名喜剧明星韩兰根先生,率领一批上海电影界的老演员们,在郑州大光明影剧院演出话剧。主要演出民国时期如《雷雨》《秋海棠》《家》等进步剧目,使许多老郑州人一睹久仰的明星风采。

有一天晩上去看他们演出,此时我见韩兰根先生正坐在前排陪客人喝茶看戏,可能是那天观众特别多,他一时兴起,从座位上直接登台,没有化妆,即兴表演了一段小品。

一个正在扫地的仆人,看到桌子上摆放了一碟点心,见四下没人,趁机吃了一块,做出很好吃的样子,犹豫了一下,索性将碟子里的点心大把抓进衣袋里。此时,他又看看碟子里的点心所剩无几,似乎觉得不妥,又从衣袋里掏出一些点心放回碟内。真不愧是著名笑星,没有一句台词,却把那个仆人演绎得惟妙惟肖,令人捧腹大笑。后来韩兰根从台上下来,继续陪客人喝茶。现在人们很难想象,旧时的舞台演出是那样的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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