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回忆在《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社会科学报》等上海报纸发表的文字岁月

上海是我国的文化重镇，新闻媒体也办得多办得好，时时在全国起着引领作用。我在长江日报工作期间曾到上海多家报社编辑部拜访，学习他们的办报经验；到社科院等学术单位请教专家学者，向他们邀约稿件结识了一些老师和朋友。其间，也为上海的媒体撰写了一些适应时代需要，具有个人特点的思考文字。

《解放日报》最早创刊于1941年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是我党早期的政治理论刊物，建国后成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日报》全面及时准确报道上海和全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新闻和国际新闻，刊发有影响力的新闻分析和新闻评论，并经常被国际国内各大媒体转载，是中国最具权威性和最具影响力的几大媒体之一，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以及海内外都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声誉。

1989年1月2日，是个极为普通的日子。但对我来说，却留下了深刻记忆。因为，同在这一天，人民日报一版“每周论坛”上发表了我写的《学一点“爱抚管理学”》，在解放日报二版的“解放论坛”上刊发的是《仅有反思是不够的——写在辞旧迎新时》，作者是我。一般来说，党委机关报都会在1月1日发表“元旦社论”，我在2号发表的评论就被朋友们戏称为“准元旦社论”了，而且还是两篇不同题目的评论发表在中央和地方重要媒体上。自然，这只是一种玩笑，不可当真。

我在解放日报的这篇评论中写道——

理论研究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反思过去，对历史实践（错误和教训、成绩和经验）进行总结，并将其升华为科学的理论，以说明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且还要对现实社会进行观察和研究，对现实中提出的问题进行论证、说明和总结，对现实的各项政策、措施进行宣传实施或修正调整，以促使人们更好地驾驭自己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同时，还该对未来历史发展的方向进行探测、揭示，阐明未来历史发展的动向和规律，以燃起和坚定人们的信心，积极创造条件迈向未来。

物质是在时空中运动的，历史是在无限螺旋上升中发展的。人们的思维也是这样一种不断的运动过程。割断历史去反思过去，孤立片面地看待现在，虚无缥缈地展望未来，都是不可能的。如果有谁硬要这么办，那就不仅得不到科学的结论，而且会自寻烦恼，增加自己不必要的心理负担。我们的事业是旷古未有的事业，又是走向未来的事业。为了加快它的发展，我们必须正确地反思历史，满腔热情地看待现在，研究现在，探索未来，展望未来。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人敢公开“伸手要官”了，慷慨陈词，一展宏图，出来竞选的有之；撕破脸皮，探空心思，走后门邪道的也有之。对于以上种种“伸手要官”，不可一概而论。于是写了一篇《“要官”与“给官”》（1988年11月2日）——

“‘要官’与‘给官’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一旦‘给官’有了透明度——张榜招聘，‘要官’实行公开化，‘要官’和‘给官’程序做到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那么，还有人敢以不正当手段伸手要官么?光明正大的要官者还会受到谴责么?”

30多年过去了，改革领导干部的管理体制，仍然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新华社在反对形式主义的调查中，曾指出干部中存在的“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以为，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工作做得怎样，群众感受最深，他们最有发言权。现实中，为何有的干部“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除了权力观、政绩观出了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群众评价没能转化为影响干部去留升迁的硬杠杆。在这个意义上，要让“群众意见”得到实质性尊重，既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观念，也有必要进一步用好群众的评议结果。（赵振宇：《让群众评议真正落地》，载2018年1月31日人民日报一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政策措施，这一切都在极大的范围和程度上振奋了民族精神，提高了人们的心理承受力。正因为如此，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才取得今天的巨大成就。但是，为了把改革引向深入，还须加快和加强提高人们的心理承受力。为此，理论版“新论”头条刊发我撰写的《在改革的深化中提高心理承受力》（1994年2月3日），文章中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

其一，树立正确的道德评价意识。“社会主义道德所要反对的，是一切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金钱至上、以权谋私、欺诈勒索的思想和行为，而绝不是否定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决不能把平均主义当作我们社会的道德准则”。我们应该加强这种正确道德准则的宣传，使它能积极地影响和调整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其二，调适人们的评价感觉。报酬是对人们实绩的反映，它仅以实践的质和量为依据，其他的一切，包括潜能、关系、背景都无效。一个人，只有当他在理性认识上明白了道理，才能不断地克服和调适因倾斜的心理感觉而产生的心理不适，提高心理承受力。其三，实行参与管理，加强分配的科学性。小至部门、单位，大至地区、国家，对于人们参与劳动和获得报酬的各方面情况皆应进行科学的真实的全面的公布，使广大劳动者更清晰地了解他们想了解的“内幕”，大道畅通，小道也就会消失，由此而产生的非理性情感也会得到有效地纠正。其四，正确实施奖惩，加强赏罚的对应性。这样做既符合我国经济实际，也有利于调适和提高人们的心理承受力。其五，加强理论宣传的预见性和指导性。

 《解放日报》的“杂文”是他们的一个品牌，我也学着写作，其中有两篇文章被《新华文摘》转载。一篇是《“狼来了”又何妨》（1990年10月11日刊发，1990年12期《新华文摘》转载）——

本届亚运会上，在我国某些传统获奖项目中出现了危机，如乒乓球比赛，男团失去了决赛的机会，女子双打又败于南朝鲜拍下，金牌和奖牌被别人夺去了。于是乎，有人便做起文章，大呼“狼来了”。

自然界的狼来了，会夺走小羊羔；体育比赛中“狼来了”会夺走金牌、银牌、铜牌。作为牧羊人，作为运动员、教练，当然应该提高警惕，增强敌情观念，根据“狼来了”的特点采取各项有效措施，亡羊补牢为时还不晚。羊丢了，奖牌丢了，还高枕无忧或幸灾乐祸，便有马大哈甚至居心叵测之嫌，不足为取也。

然而。世界上的事很复杂，很多情况需从多方面看才是，“狼来了”便为一例。

狼来了”好不好?其一，不好。由于“狼”先生的到来，把本来该我们夺取的奖牌夺去了或在我们摘取奖牌的征途中设下障碍。如果一路顺风，全部奖牌囊括，那该是多么风光的事呵。“狼来了”当然不好。其二，正是由于“狼”先生的到来，才使我们领教了“狼”的各种招数，在和强手的对峙中暴露出我们的不足和弱点，找出差距，迎头赶上。因“亡羊”才去“补牢”，这不正是我们常说的“交学费”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则还是时而有“狼先生”光临才好。“狼来了”又好又不好，这似乎很矛盾。其实，世上的许多事都是这样对立的统一，这也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试想一下，如果有朝一日，中华儿女囊括了亚运会和世界奥运会全部奖牌（当然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假设），那么还有必要举办亚运会和世界奥运会么?“狼来了”需要提防，但没有了“狼”就好了么?

大千世界，纷纭繁复，既有许多复杂的问题，也有许多简单的问题。一般来说，复杂问题，由于其种类多，头绪杂，涉及面广，牵扯因素多，因而认识它、解决它也就较为吃力、费时；反之，简单问题，结构单纯，头绪少，涉及面窄，牵扯因素少，因而认识它，解决它也就容易、迅速一些。尽量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该简单的问题不复杂是可行也是必须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涉及人们利益或关系某项工作决策时，却总有那么一些人恰恰把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给忘记了（不一定都是无意的），屡屡出现把该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怪现象。为探究此怪现象，我撰写了《关于“简单的事情办不好，复杂的事情办得漂亮”之研究》（1991年9月15日刊发，1991年11期《新华文摘》转载）。

时下，各地经常会举办一些诸如经验交流会、典型报告会、理论研讨会和决策咨询会等一类的会议。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会议。大凡这样的会议，有关方面的领导也都是十分重视的：主席台上有他们的身影，会议日程上有他们的致词，与代表合影的照片上有他们的形象。一般来说，会议的举办者和与会者对此也大都是欢迎的。但现实中的会议却不都是这样，为此，我写了一篇《前排就座的领导哪去了》（2005年8月29日）——

领导人一般都很忙，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领导人很忙，平时就很难有时间坐下来系统学习、听取和思考一些问题。凡事都讲效率，讲投入和产出之比，在学习和掌握实情方面我们也要提倡讲效率。有选择地参加一些高质量的会议，自始至终把会议开完，也是一种讲效率、求真务实的表现。我们应该提倡这种工作和学习方式。这里讲的是那些很重要的会议。对于那些只需要领导者上台剪剪彩、照照像的会议不在此评论之列。

《文汇报》由进步知识分子在1938年1月25日创刊于上海。它见证并记录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当代社会和中国新闻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拨乱反正期间报纸宣传一些思想改革的总的方针，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有影响的作品，提供权威资讯和深度新闻读解，是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大型综合性日报。

急于求成是建国40年来的一个常见病。为了有效地防止急于求成偏向，应做多方面的工作，其中建立科学的反馈监督系统是十分重要的一环。我写了《克服急于求成的重要一环》（1990年3月10日）一文。改革开放至今已经走过40年，新中国也成立70年了，急于求成的问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除了健全完善反馈特别是负反馈监督外，我以为，必须牢牢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社会发展实践中，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推行“重大情况向人民报告，重大问题由人民决定”的行政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

科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不仅表现在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之中， 也表现在公民的法律生活中，如对涉及科学技术知识的诉讼案提出“建立科学家陪审团制度”便是一例。有了科学家陪审团，对于案件中涉及知识的真假优劣就有科学权威的甄别，这对于法官判案是大有好处的。人民陪审团，它体现公民的民主意识；科学家陪审团，它强调更多的是科学意识。两相结合，就可以促使我国的法制建设更完备，也可更好地为公民服务。有了科学家陪审，可以在法庭上辨真假，析善恶，但同时也可能出现拉大旗作虎皮，沆瀣一气，为虎作伥的恶剧。为此，我写了《有了“科学家陪审团”之后》（1998年10月8日）——

一般情况下，请科学家当陪审员，有利于案件技术性环节的论证和释疑，对法庭审判是有好处的；对于新的技术问题特别是还在探索之中的问题，仅靠请专家特别是某一门类的专家，未必是有用的。非但无用，还可能限制和阻碍案件的审理；对于涉及原、被告之间的道德伦理问题，请了那些心地本身就不正的学者和伪君子（ 这样的人外国有，中国也有，历史上有，现在也有） ，更会增加案件审理的难度。科学变得暗淡无光，正义受到亵渎损伤，这样的事在法庭上不是没有发生过。让我们都来思考一下，如何才能把“建立科学家陪审团”这件事做好做妥当。

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特别是程序化的建设，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一个新课题，一项新任务。要注意监督程序设置的科学性、公开性和合法性。与此同时，还必须建立和完善舆论监督自身的程序，即法律程序、道德程序、时间程序、空间程序、角色程序和审批程序。遵循这些程序对于我们搞好舆论监督，提高监督效果是大有好处的。

2003年7月14日，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以《决策参考》刊发我撰写的《程序化：有效管理的首要前提》，文前有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同志的批示：此稿写得好，逻辑严密，思路清晰，切中时弊，很有意义。本期《决策参考》报省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副省长，发各市州县区党委、人民政府，省直各单位。同年10月19日，在“文汇·每周讲演”版刊发《从程序设置看过程和结果——赵振宇教授在华中科技大学的讲演（节选）》。文章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从程序的重要性，程序设置的科学化，程序设置的公开化，程序设置的合法化等几个方面结合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简要介绍和论述。文章发表后，受到领导和读者的好评。

《程序的监督与监督的程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2004年11月29日我在“文汇时评”中又发表了一篇《程序化：有效管理的首要前提》评论，对这一问题进一步予以阐述。2005年我主持了《政治文明中的程序化建设》的国家社科基金政治学课题，2008年出版了该项课题成果《程序的监督与监督的程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本人先后在内地、香港、台湾和美国的大学、媒体和企事业单位作有关程序论的学术报告，受到欢迎。如2012年5月22日应邀在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上报告，“引起与会校领导和干部的极大兴趣”。2014年8月22日在武汉全市参事工作会议上报告，2015年3月26日在武汉市委宣传部报告。2015年5月30日，湖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鸿忠批示以《参阅件》形式将《程序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障》一文，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及各专委会、研究会。2016年6月24日在湖北省人大干部讲坛报告。

“文汇时评”是文汇报推出的一个有影响的评论专栏，曾获中国新闻名专栏奖。2003年4月21日我在“文汇时评”发表了《新闻报道要做到“三贴近”》——

最近，中央领导同志对搞好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也受到众多新闻媒体的重视。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课题，而是一个老生常谈但始终没有很好解决的老问题。这次中央开始重视了，有望得到较好解决。

如何搞好会议报道，特别是对领导人的报道；如何搞好突发事件的报道，特别是对国内重大事故、灾难、疫情的报道；如何搞好舆论监督，特别是对各级领导干部行政过程的监督，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受众关心，媒体关注的大问题，也是长期以来困扰新闻界的老问题。时代的发展，世界的变化，越来越明白地告诉我们：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必须按规律办事，就像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一样，新闻报道工作也必须新闻规律办事。

2014年2月10日刊发了《倡导时间文明可以“马上有”》。我在评论中写到：“两个100年”是我们民族复兴的最大时间表，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一切在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努力工作的人们都该牢牢记住这一时间，并严格按照这一时间表的要求规划和实施自己的工作。时间文明可从校准时钟开始：其一，检查城市历史上已有的各种时钟，该修的修，该拆的拆，使其装修如旧，恢复其历史原貌；其二，在城市的重要场所和人群聚集的地方，如机关、学校、医院、商场、公国、车站、码头、机场和交通要道，增设各具风格、与所在地特色相符的时钟或电子计时器，让穿行于这座城市的人们处处都感知时间的力量；其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所有悬挂的时钟，一定要有专门机构和人员看管和维修，务求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

《新民晚报》是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晚报，前身为上海新民报晚刊，创办于1929年。现以“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为编辑方针，着眼于“飞入寻常百姓家”。在内容上，力求可亲性、可近性、可信性、可读性，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

我曾为重庆大学的研究生们讲授“社会进程中的公民表达”专题课。当我讲完科学精神、民主意识和独立品格后，开始了“宽容胸怀”的讲述：宽容，不仅仅是我们个人修养中为人处世、言行表达的一种品格，更是世界范围内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人群与人群、民族与民族之间交往的国际关系准则。1995年，联合国通过了每年的11月16日为‘国际宽容日’提案。《新民晚报》“自由谭”在2013年11月15日（国际宽容日前一天）刊发了我写的《有宽容才有进步》——

宽容意味着各种相异的事物之间的多样化的共存。从微观上看，宽容是一个人行走于世的态度，一种度量，一种胸怀，它告诉我们以平等、互敬之心看待世间的人与事；从宏观上看，宽容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理念，历史告诉我们宽容是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人类世界前行之翼。宽容要求容人；宽容不否认竞争；宽容不等于绝对地容忍。很多人的不宽容源于恐惧或绝对的自信或固执己见，心胸狭隘，不能明了善待异见的好处，更难以虚心学习他者的长处。文章指出 ，宽容意味着创新和进步。宽容是促进人们的实践和研究向着纵深发展。宽容意味着沟通与交流。今天，更需要用宽容来调节各种矛盾和关系，促进社会的和谐有序持续稳定地发展。

 《我们该为早到人做点什么》（2015年1月9日）：“现代化大城市的发展，少不了出行会遇到堵车。为了不让“堵车”成为迟到的理由，对于那些早到人，我们的学校、企业、机关、医院、窗口单位等，是否需要重新研究制定一下自己的作息时间和为早到人提供一些适宜最好是舒适的等候环境呢，我以为是需要的。这是大都市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也是当下创建文明城市中的题中应有之义。”

《社会科学报》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综合性报纸，创刊于1985年10月15日。该报以“科学性、思想性、问题性、前沿性、全局性”为指导思想，直面中国及世界发展的新现象、新问题、新观点、新趋势，是一个学术对话、思想交流、理论争鸣的重要平台，我为该报写过几篇短文。

学术研究需要争鸣，需要流派纷呈，就像人需要空气和水一样，至少在理论上恐怕不会有怀疑。不过，做起来依然十分艰难，个中原委也十分复杂，笔者以为赏罚机制不明是个被许多人忽略的重要因素，为此写了《学术争鸣与赏罚机制》（1992年7月9日）。文中指出，扭曲的赏罚机制主要表现在其一，扭曲的评价机制。其二，扭曲的任用机制。其三，扭曲的利益机制。文章最后强调：正确的赏罚机制是保证社会大系统正常运转的一种有效手段，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同样适用。当前应建立和完善一种正确对待学派和学术争鸣的赏罚机制，保证参与争鸣的各种流派和观点都得到公正评价，得到公平待遇。该文关注学术研究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先后被《文摘周报》（7月22日）、《文摘报》（7月26日）和《新华文摘》（第10期）转载。

20多年过去了，学术研究中这种不公正的认识观念和赏罚机制仍然严重存在，它极大地影响学术研究的科学发展和繁荣昌盛，也影响着知识分子不能恪守做人的良知和品格。

对于“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人们并不生疏，但真正实行起来做得好的却并不多。为什么呢？我写了《为学术争鸣设置必要程序》（2001年11月15日）。

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好的舆论环境使民众的言语与心愿得到畅通的表达与实现，舆论环境欠缺使民意表达不畅，同时影响社会结构中各要素的正常运作。在促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中，建立和完善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是十分重要的。为此，我写了《舆论环境建设三种声音不可少》（2005年3月3日）——

一、要保障弱势群体的说话权利。二、关注群体中少数人的意见。三、要有保障不同意见发表的具体举措。需要为人们特别是不同意见者提供说真话的地方。只要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者真正从法的角度认识了不同意见的重要性，又有了保障不同意见发表的具体举措，就一定会形成议论纷纷、畅所欲言的舆论环境。自然，不同意见者的意见也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一旦发现不同意见是错误的或不合时宜的，就要收回，就要改正，其他人也需要有允许他人犯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宽容精种。该文被2005年10期《新华文摘》转载。

上海的报纸办得多，也办得好。在长期阅读学习的过程中，在不断写作投稿和思考中，我学习了不少新的理念和方法，他们是我在报社工作和调入大学后的良师益友。邓伟志、刘达临、李君如、陈燮君等学者为长江日报撰稿，让我们受益无穷；潘益大、黄京尧、凌河、高慎盈、周锦尉、周智强、范兵、李扬等媒体朋友为我们传经送宝，对我帮助甚大，至今不忘。

赵振宇著《讲好真话》出版

《讲好真话》是一本有利于提高新时代领导干部表达能力和公民政治思想文化素养的普及读本。本书把握时代背景，以积极审慎的政治理论视野，从民主意识、科学精神、独立品格和宽容胸怀四个层面深刻阐述了新媒体时代敢于讲真话、讲好真话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重点结合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表达、政治协商中的意见表达、领导干部面对媒体怎样讲好真话、如何当好新闻发言人、怎样讲好中国故事等方面阐述了讲好真话的实现路径、表达艺术和技巧。

本书特点鲜明：一是内容针对性强，新媒体时代有的干部表达不当引起的舆论震荡、突发事件下网民的非理性表达等无不显示讲好真话的重要性。本书提出讲好真话的原则和表达技巧，实用性强；二是语言通俗精练，表达准确生动，说理透彻深刻，思想方式新颖富有张力，使用了大量鲜活案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读性强；三是编写体例生动，全书充分运用图片、典型事件、名言警句、优秀评论作品等表现形式，特别邀请漫画家合作，为本书点睛增趣，吸引力强。

本书出版后受到广泛好评，人民网、光明网、学习强国、《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华读书报》《北京日报》《解放日报》《湖北日报》《领导科学论坛》《党员生活》等媒体予以报道和评述。本书的出版有利于提倡和鼓励讲好真话，反对和惩治讲假话，对于提高领导干部和公民的政治思想文化素养，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健全管理体制，具有重要意义，已有单位将本书作为党建活动的辅导读物，邀作者交流互动。

《讲好真话》作者赵振宇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二级教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中国故事创意传播研究院智库专家。该书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2021年4月第四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