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回忆在《科技日报》《中国文化报》《中国改革报》《学习时报》等发表的文字岁月

《科技日报》是党和国家在科技领域的重要舆论前沿，是广大读者依靠科技创造财富、提升文明、刷新生活的服务平台，是中国科技界面向社会、连接世界的明亮窗口。

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我国改革突飞猛进的年代。政治体制改革再次被提到全党的议事日程上，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成为党内一个改革的切入点。本人从那时开始关注决策过程中的程序问题了，1995年10月23日在《科技日报》上发表的《也要重视程序科学化》一文获全国报纸理论宣传优秀奖。在以后的时间里我撰写了大量有关程序论的系列文章和论文，有的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还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政治文明进程中的程序化建设研究》，出版《程序的监督与监督的程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出版）。先后在内地、香港、台湾和美国的大学、媒体和企事业单位作有关程序论的学术报告，受到欢迎。

我在《也要重视程序科学化》中写道：“随着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软科学知识的普及，随着领导者素质的提高特别是民主意识的增强，时下，大凡涉及到一些民众关心的重大问题或议项，一般来说，领导者都能做到集体研究，民主决策，有的还通过法律手段予以公证，通过新闻媒体予以公示。这是时代的一大进步，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集体研究’、‘民主决策’中有时也包含着不民主、不科学的成分，首要就是程序不科学。”

“当今时代，如果程序设计不科学，越有权威人士参加，其欺骗性就越大；越是人们参与广泛，透明度高，其造成的不良影响就越广；越是动用了法制的力量，越有强制性的害处，因为不科学行为可以在法制的保护下大摇大摆地引导人们步入歧途。程序科学化是决策科学化的首要前提，这是摆在各级领导者和领导机关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望能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人们的一切努力和奋斗都在寻求一种程序，一种适应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运动的程序；一切成功者的表现都在于不断地克服来自自身和外部的干扰或破坏，调适各种程序，使之系统运动趋于一种整体上的和谐完美。在依法治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特别是程序化的建设，是当今时代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中国梦的一个新课题，一项新任务。

《“提前完成计划”质疑》（1998年11月5日），写这篇评论是因为北京西客站抢工期而引出的“蛀虫案”而起。北京西客站通车不久我曾到北京出差，走出列车，原想感受一下现代化新客站的气派，没想到地下通道阴暗，地面磁砖已有破损，到售票处的大门玻璃已摔掉一块，当时就有一股说不出的感觉。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为了提前完成计划，抢工期酿成的。

“多少年来，国人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把提前完成计划看成是一件大好事，提前得越多成绩越大，领导上表彰奖励，经济上也有不少实惠。于是，上上下下都为着超计划而忙着。对此，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但细细一想就会发现问题:既然计划如此好大幅度提前完成，那么，当初在制定计划时是否水分太多?太多水分的计划还叫计划么?计划的背后是否还有什么交易?既然‘提前完成计划’可以受到表彰和实惠，‘超时完工’越多功劳越大，有谁还不会为了骗取荣誉和利益去铤而走险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导向?对此，‘有关方面’和‘有关方面’的领导该负怎样的责任?历史和现实已经告诉我们，大幅度地抢计划、抢工时的结果，最终受损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北京西客站质量案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愿一切决定政策的人们，有权制定计划的人们，为‘提前完工’鼓与呼的新闻传媒和民众们，都该从北京西客站的事件中明白一些，成熟一些；纪检部门和审计部门是否也该把对计划的制定和完成的检查、审计也作为自己的一项任务，这比查处一两个‘蛀虫’更重要。”

此文发表20多年了。今天，在实现中国梦的新时代，我们也应该对“提前完成计划”持科学、审慎的态度。

《中国文化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主管的权威性文化综合类报纸，除了权威性的文化报道以外，理性评说社会文化热点，是它的一个特色。

1995年5月12日，我写了一篇《与人为善》的随笔——

忽然想起了人，想起了为人。因为自己的一时为人，而造成对方终生遗憾的事，在已经过去的时代并不少见。但是，即使在那种迫人就范或诱人而趋的政治运动中，也有一些人品高尚者不为风向所动，他们确实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楷模。在那种政治气候下，有的人不为权势所摄有意的或违心的加害于人，而是实事求是，与人为善，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有一首歌唱得好，叫做“让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爱来自何方，首先来自于对人的善意善心，成人之美，有了此，何愁我们的社会不会少一份白眼，多一份笑脸，少一份冷遇，多一份热情，少一份忌妒，多一份帮助，少一份苦愁，多一份幸福？到那时，我们的社会该是多么的美好！

我在《思想的痕迹莫要改》（1995年6月24日）一文中，对王元化先生编纂《思辨随笔》时修改旧作的想法谈了点不同意见。“以这种想法来编纂带有历史痕迹的传记式著作，我以为是有所偏颇的。历史是不容修改的，在某一时期写作的文章反映了一个人在当时形势下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思考，它既反映了写作者当时的思想和学识，也为后来者研究当时的历史提供了一定的史料佐证。这对于研究作者和历史都是大有好处的。为了让读者获得正确的知识（有些知识的正误需要几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来鉴别）， 就以现在的认识去修改过去的记录，我以为是不妥当的：读者拿到书，不知道哪篇文章（每篇文章都标明了写作日期）是当时思想的反映，哪篇文章是今天的修改，尽管文章还是美的，哲理还是深的，但总有一种被汰洗了一遍的感觉，没有原汤原味的感觉好。由此，我倒生出一个遐想，先生此书如果再版，不妨将原文照排，如有修改或发展的观点再作附录列于文后，那样或许更受欢迎。到时候我一定再买一本。由此及彼，凡与历史有关的书籍文稿都该如此处理为好，不知先生及诸公以为如何。”  

1988年1月2日改名的《新闻出版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联合主办，后改名为《中国新闻出版报》。2015年7月8日起更名为《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管、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主办。作为一个媒体人，我从改名的《新闻出版报》开始至今，为这家报纸写了一些评论和报道。

我在《新闻媒介应展示领导工作的过程》（1988年11月30日《新闻出版报》）一文中写道：“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是我党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而增加领导事件过程的透明度，对领导工作的一些过程进行介绍、宣传，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举措。新闻媒介在这方向担负着重任。

利用新闻媒介，增加领导工作过程的透明度，并予以制度化，我以为至少有以下几点好处：其一，有利于广大人民了解、理解、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其二，有利于增强广大人民的参与感和责任感。其三，有利于监督领导工作，提高领导工作效率。增加领导工作过程的透明度，中央已经带了个好头。除了需要统一宣传口径的内容外，其他内容则应由参与者及新闻单位自行处理，不必追求绝对统一。

1989年5月3日我写了一篇《谁来判定有无新闻》，是因为前几日，新华社播发了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的讲话:“我提议，今后省里领导人的活动有新闻就登，没有新闻价值就不登。要减少关于领导人活动的报道。”全国不少报刊都将这一消息安排在一版突出刊登，大概是新闻价值颇大的缘故吧。正当新闻界迫切希望加快新闻改革步伐之机，一个省委书记公开表态，支持新闻改革，讲了这番话，其用心当然是好的，也是受新闻界欢迎的。但细细一想，对这番讲话的新闻价值似乎可研究一番了。

我在评论中写道：“凡事按规律办事，办报当然也应如此。那么，谁更多更好地掌握新闻规律呢，当然是报社的记者、编辑和总编辑们。‘越俎代庖’是搞不出美味佳肴的，办报（包括电视、广播等）也是如此。但是，几十年来，我们却是这么办着的。‘下级服从上级’‘宣传有纪律’，总编辑自然得照办。否则，便是‘党性不强’‘不是政治家办报’，重者，连乌纱也给弄丢了。结果呢，领导人的活动，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成了新闻，成了很有新闻价值的新闻，塞满了版面，读者不爱看，编辑有苦难言，有些开明的领导人自己也觉得不过意了。谁来掌握呢，领导同志大可放心让报社的记者、编辑和总编决定。他们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运用新闻规律，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相统一的精神很好地表现在版面上的。如不能做到这点，不仅上级机关不答应，读者也不答应呀！新闻改革步履艰难，方案众多，但我想，把发稿权还给总编辑当是题中之义吧。”

此间，我还写过《会议报道何以减不下来》（1992年7月6日《新闻出版报》）、《寻找情与理的结合部》（1993年5月26日《新闻出版报》）、《电视新闻画面不可重复》（2001年9月17日《新闻出版报》）、《媒体勿滥用“零距离”》（2010年6月8日《中国新闻出版报》、《党报评论改文风应先人一步》（2013年2月26日《中国新闻出版报》）等文章。我还在《中华新闻报》写过《宣传科学须旗帜鲜明》（1999年9月6日）、《报纸号外策划要略》（2003年11月26日）等文章。

我在《新华每日电讯》（新华社主办）发表评论《如何让研讨会杜绝空谈更多实干》（2012年12月25日）。文中写道：“研讨会，不是报告会，不是宣讲会，也不是工作部署会，本义上，它是一个大家围聚在一起，就某些普遍性或紧迫性或矛盾复杂的问题，展开争锋却又不失理性和建设性的争鸣与探讨。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趋近真理和指导我们的工作，它是领导科学决策的首要前提。既如此，研讨会的程序设置，就应体现‘问题’意识，而非‘成绩’导向；应鼓励‘多元’思维，而非‘一律’思想；应营造‘包容异质，打捞沉默声音’的氛围，而非修筑嗫嚅不言、趑趄不前的保守藩篱。除少数文件传达和领导讲话以外，这种精神应该贯穿研讨会的始终。”

在《让群众参加民主生活会》（2014年12月17日）一文中写道：“民主生活会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之所以要安排和搞好这一环节，是因为只有通过这个形式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进行认真而不是敷衍，深刻而不是肤浅，全面而不是片面，实事求是而不是哗众取宠的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方能取得实效并保证持久。目前仅在领导成员之间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固然有好处，但是，绝对不如与自己管辖、领导的下属和一般群众面对面地交流更直接、更有效。

有了他们的热情参与和监督，帮助各级领导干部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可以更好地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具有更加广泛、深厚、可靠的群众基础。”

《学习时报》1999年9月创刊，中共中央党校主办，面向全国，服务全党，以各级党政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全党唯一专门讲学习的报纸。

《学习时报》2015年6月8日《为“集体讨论决定”设置科学程序》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障。”《决定》中关于“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提出：“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这些程序的设置，保障了行政决策文件出台的科学性和法规性，但是，要真正让每一个环节落到实处，还需要对这些上位法定程序作出更加具体可行的下位操作程序（也称保障程序），为此，我写了《为“集体讨论决定”设置科学程序》（2015年6月8日）：“为“集体讨论决定”设置科学程序，大体包括以下几个内容：其一，将决策讨论件提前送达讨论者手中。这里强调的是时间程序：其二，应有两个以上可供讨论或有不同意见的决策方案。这里说的是空间上的程序：其三，对特殊领域或专业的问题，拟请相关专家到会解读。研究什么样的问题请什么样的专家（可根据情况适当放宽人选），这是保证讨论会科学高效的又一个程序。其四，记载参与讨论者的不同意见，以便根据档案资料追究责任或奖励功勋。以证据说话，实事求是，这样才能保证决策文件制定的科学性和参与讨论决定的领导者、与会者职责的严肃性。最后、设立监督反馈机制，随时调整和修改决策。”

时下各地召开理论学术研讨会颇多，这对促进人们思想交流、学术相长是大有好处的。问题是这样的会议该如何开，我们的传媒该如何报道。为此，我写了《“畅所欲言”与“一致认为”》（2002年4月15日）：“要改变此现状，首先要改革会议程序，限制发言者的时间，设立评论者的位置；第二，转变人们的开会观念。研讨理论学术问题与解决思想品德修养问题不同。在学术问题上要求人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一致认为，大家通过’只会堵塞言路，压抑人们探求真理的积极性，从而也就阻碍了人们对真理的发现和发展。学术研究有一条规律，就是真理越辩越明，是非越争越清。真理不会因为谁的地位高、知名度高，谁先发制人，就扑向谁的怀抱；同样，错误也不会因为反批评者的出现而使其扩大和蔓延。批评者不一定都掌握了真理，反批评也未必都是坚持错误。只有既允许批评，又允许对批评的反批评，才可能产生‘碰撞’，产生‘共振’：碰撞出新的思想或思想的火花，共振出新的信息或信息流，这对于发现真理、坚持真理、发展真理，对于认识错误、修正错误、繁荣科学是大有好处的。”

文后，我还写到改革会议的报道是十分重要的。在很多会议上并不是“畅所欲言”，更没有“一致认为”，而且，即使有了“畅所欲言”也未必都是“一致认为”，这两者不是因果关系。究其原因大概也有几点：一是记者根本就没有到会议现场，只是根据会议组织者提供的材料凭着以往的经验编发稿件；二是以为“畅所欲言”“一致认为”是会议的最高境界，这样写了就是对会议的高度重视；三是明知不符合事实也要或迫于这么写，既哄自己又骗大众。新闻记者是历史的记录者，应时时掂一掂手中的笔，让它真实地记录下时代的进程，让它有力地促进时代的进程。

《中国改革报》创刊于1994年1月，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是国内唯一以报道改革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中央级日报，邓小平为该报创刊题写报名。在该报创办之初我也为其写过评论。

当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之时，政府的职能，社会团体的作用也相应发生着变化，国务院屡下通知，要求停止各种评比评优活动，就是为了减少行政干预，减轻企业负担。现在可好，大家都变着花样把手伸向了企业，叫企业如何走向市场，如何在市场上开展平等竞争？我在对各种各样新产品评优的调查之后写了《评优，也是重在参与么？——产品评优现象忧思录》（1994年9月2日）指出，社会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按照市场的规律，按照国际惯例在法制和道德的轨道上开展各项有益的活动，取信于民，服务于民，有益于民？所有这些都是有关方面在走向市场之路时应该认真研究和回答的问题。

1994年12月20日，我写了篇《如今怎样当“婆婆”》的评论：“一场官司打了１０个月，其间该是经历了多少曲折和波澜！虽然当‘媳妇’的最终讨回了一个‘说法’，但在这１０个月时间里，他们的精力耗费和经济损失绝对不止７４６０元！愿‘有关方面’都从中悟出一点道道来，努力把我们各自的工作做得更好一点。”

1995年３月９日，长江日报一版载文：《“三泰”把算命当作科技产业经营执照堂而皇之，开店连而锁之，生意居然兴隆，岂非咄咄怪事？》这篇报道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获得第六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当时，我在长江日报评论部工作，于5月30日写了评论《科学，不容迷信玷污》：“搞市场经济离不开科学，赖有科学才能促使经济的发展。但是，科学和迷信，正义和邪恶绝不能同流，也不可能同流。党中央一再强调，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狠抓精神文明建设，抓法制建设，否则，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毁之一旦。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现实已经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继续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绝不容许迷信等丑恶的东西再卷土重来，污染清新的空气，腐蚀健康的身躯，动荡稳定的社会，一切有正义感有责任感的中国人都应该有这样的紧迫感和危机感。科学，不容迷信玷污！”

时代在不断发展变化。写下这些曾经发表的文字，既是对过往的回眸，更是对以后的期望——违反民主、违反科学的事情少一些，再少一些，反映社会进步的事情多一些，再多一些。

赵振宇著《讲好真话》出版

《讲好真话》是一本有利于提高新时代领导干部表达能力和公民政治思想文化素养的普及读本。本书把握时代背景，以积极审慎的政治理论视野，从民主意识、科学精神、独立品格和宽容胸怀四个层面深刻阐述了新媒体时代敢于讲真话、讲好真话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重点结合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表达、政治协商中的意见表达、领导干部面对媒体怎样讲好真话、如何当好新闻发言人、怎样讲好中国故事等方面阐述了讲好真话的实现路径、表达艺术和技巧。

本书特点鲜明：一是内容针对性强，新媒体时代有的干部表达不当引起的舆论震荡、突发事件下网民的非理性表达等无不显示讲好真话的重要性。本书提出讲好真话的原则和表达技巧，实用性强；二是语言通俗精练，表达准确生动，说理透彻深刻，思想方式新颖富有张力，使用了大量鲜活案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读性强；三是编写体例生动，全书充分运用图片、典型事件、名言警句、优秀评论作品等表现形式，特别邀请漫画家合作，为本书点睛增趣，吸引力强。

本书出版后受到广泛好评，人民网、光明网、学习强国、《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华读书报》《北京日报》《解放日报》《湖北日报》《领导科学论坛》《党员生活》等媒体予以报道和评述。本书的出版有利于提倡和鼓励讲好真话，反对和惩治讲假话，对于提高领导干部和公民的政治思想文化素养，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健全管理体制，具有重要意义，已有单位将本书作为党建活动的辅导读物，邀作者交流互动。

《讲好真话》作者赵振宇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二级教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中国故事创意传播研究院智库专家。该书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2021年4月第四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