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五年（1072）的一个春日，五十四岁的司马光赶往超化寺——这座古刹至今仍矗立在新密超化镇。他期待着一场与老友王陶的相聚，可当他抵达时，等来的却不是故人，而是一首诗。

诗是王陶留下的，大意是说：我病了，等不及你，先回了。

司马光怅然若失。他徘徊于古寺之前，久久东望，而后提笔写下了一首七律：

颠毛种种齿浮摇，屈指交游渐寂寥。

时较半朝非是晚，路无数里不为遥。

子猷垂到复归去，安道虽知未易邀。

古寺徘徊久东望，青春云日冷萧萧。

司马光像

一场失约一首诗

这场失约，被司马光完整地记在了诗题里。

诗题很长，相当于一则微型日记：《与乐道约会超化寺，比至，乐道以疾先归，涂中有诗见寄》。“乐道”是王陶的字，司马光如约而来，友人因病离去。这是一首和诗，遗憾的是，王陶的原作已经失传，我们只能从司马光的唱和中，去推想那一日的情形。

诗人从自己的身体说起：头发稀了，牙齿松了，老境已至。掰着指头算一算，还能说得上话的朋友，越来越少。颔联似乎在回应王陶的原诗：我来得不算晚，路也不算远，偏偏就是这么一点时间、这么一段路程，让我们失之交臂。

颈联用了《世说新语》中的典故。王子猷住在山阴，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他饮酒赏雪，吟咏诗歌，忽然想起了远在剡县的朋友戴安道。于是他立即乘小船连夜前往，经过整整一夜才到达戴家门口。可他并没有进门，而是转身返回。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我本来是乘着兴致来的，兴致尽了就回去，为什么一定要见到戴安道呢？

元 黄公望《剡溪访戴图》 云南省博物馆藏

王子猷与戴安道的故事，核心是“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名士风度，体现的是一种超越功利的审美人生态度。但司马光把它翻转过来，从被拜访者的角度去写，于是原来的洒脱变成了遗憾，原来的佳话变成了怅惘。

理解了这一联，尾联的画面便格外动人。友人离去之后，司马光在超化寺前久久徘徊，向东凝望。春天是万物更新的季节，可在司马光的眼中，一切都是“冷萧萧”的。

这“冷”字，不只为友人离去，也为他东望的方向——那里有他牵挂的朝廷与未竟的事业。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司马光退居洛阳，闭口不论时局，把全部精力投入《资治通鉴》的编纂。他嘴上不说，心里岂能无感？这“冷”字，也因此有了更重的分量。

古寺越盛孤独越深

两人相约的超化寺至今仍矗立在新密市南七公里的超化镇，当地人口耳相传着一句话：“先有超化寺，后有超化镇。”

此言不虚。据寺内碑碣和出土文物考证，超化寺始建于东汉桓帝时期，距今已有一千八百余年，曾名阿育王寺，是中国十九座供奉佛陀真身舍利的寺院之一，在佛教史上地位崇高。北魏时，高僧昙鸾在此创立中国净土宗，超化寺因此被尊为“净土祖庭”。唐代是它的鼎盛时期，殿宇恢宏，僧众云集，香火之盛冠绝一方。

超化寺塔 图源郑州文旅中心

到了宋元时期，超化寺的名气依然不减。寺院周遭有嵩山、青屏、具茨等名山环拥，泉源丰茂，古木参天，是文人墨客争相游赏的胜地。除了司马光，程颢、程颐、黄庭坚、晁冲之等人都曾在此留下足迹。金代大诗人元好问也有诗说：“秋风袅袅度僧窗，尽得诸山草木香。却恨大梁三日醉，不来超化作重阳。”可以说，超化寺是北宋文化地图上一个不可忽略的坐标，是士大夫们远离尘嚣、安顿心灵的栖居之所。

寺院的兴盛，还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超化吹歌。这种由寺庙僧人发端、后来普及周边民众的音乐形式，使用管子、笙、笛等乐器，保留着中国古代鼓吹乐的原始风貌，被誉为“中国鼓吹音乐的活化石”，如今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司马光徘徊于古寺前的那个春日，也许也曾听到过类似的梵音。

超化吹歌演奏 图源郑州日报 马健 摄

知道了这些，再回到司马光诗中，我们便能读出更深一层的意味。超化寺不是一座普通的乡间小庙，它曾经群贤毕至、名流荟萃，梵音钟鼓之间，该有过多少诗酒唱和的佳话。可当司马光独自站在那里时，他看到的是一座春天的古寺，身边却没有友人与之共赏佳景。古寺越盛，那份孤独也就越深。

两个“不合时宜”的人

司马光等待的这位友人王陶，字乐道，京兆万年人，比司马光小一岁。庆历二年进士，历任监察御史、御史中丞、翰林学士，以刚直敢言著称。他曾弹劾宰相韩琦不赴文德殿立班，引发朝野震动。在政治上，王陶倾向于保守，与王安石变法派存在分歧，这一点与司马光一致。

两人的友谊，底色是相似的遭遇与共同的坚守。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新法，司马光激烈反对，最终选择退居洛阳，一退就是十五年。这十五年里，他以编纂《资治通鉴》为主业，日常以书籍自随，几乎绝口不提朝政。但闭口不言不等于心无波澜。那些和他一样远离权力中心的旧友，就成了彼此最后的慰藉。他们徜徉于山水园林，酬唱交游，在诗词中寄托心志，在山水间安放余生。

超化寺 图源郑州文旅中心

王陶就是这样的朋友。两个“不合时宜”的人，在这座古寺前相见，也许并不需要说什么，只要一起站在春光里，就足以确认彼此的存在。可偏偏连这样的相见都没有实现。

那场未竟之约，成了一个小小的遗憾，被一首七律记录下来，流传到了今天。

如今将近一千年过去了。超化寺还在，春天依然年年来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已经成为不朽的史家绝唱，王陶的名字却只有在专门的研究著作中才偶被提及。而那次爽约的春游，那首唱和的诗篇，也在浩瀚的典籍中沉睡了许久。但当我们重新翻开它，读到“古寺徘徊久东望”这一句时，那个头发稀疏、牙齿松动、站在寺门前久久不肯离去的老人，仿佛仍然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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