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人们从未停止对历史真相的关注和追寻。考古学则是打开历史真相之门的一把“金钥匙”，让人们得以对过往的认知无限接近于历史的本真。正是这把“金钥匙”在中原地区的探索和实践，不断冲击和更新着人们对华夏文明历史面貌原有的认知，也让郑州，这座屹立于“天地之中”、大河之南的现代城市，由“火车拉来的城市”一步步走向“华夏文明的腹心重地、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考古，还原了古都郑州应有的历史地位。

1950年，二里岗商代遗址的赫然发现，为中国殷商文明找到了源头。1976年，王城岗城池面纱的悄悄揭去，使人们看到了寻找夏王朝的曙光。1978年，裴李岗文化的探得，将中国氏族社会发展史，由6000年前的仰韶时代上推2000余载。2003年，新砦遗址内涵的廓清，引发人们对夏王朝变迁的更多遐思。2009年，新密李家沟遗址的发现，清楚地展示了中原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历史进程。2010年，郑州老奶奶庙遗址的出土，揭示了东亚现代人的源头。2012年，郑州东赵遗址大、中、小三座城址的发现，则为探索我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新的佐证……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郑州地区考古工作入选“中国20世纪100项重要考古发现”4项，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3项，发现史前至秦汉时期古城遗址40余座。这些重要考古发现和大量城址、聚落在郑州地区的集中发现，在全国其它地区甚为罕见。

 郑州商城2015年至2025年发掘项目位置图

这些重大发现同时也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重视和关注，并开展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和探讨。近年来，在综合国内外专家学者关于郑州地区文物资源价值和历史地位主流观点的基础上，我们以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为平台，集众人之智，取百家之长，经过深入研究提炼，对郑州地区在华夏文明起源阶段地位的认识逐渐清晰，认为郑州地区文物资源的核心价值^［1］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郑州地区是东亚现代人出现到农业起源的核心地区

现代人的起源与农业起源是世界性的前沿学术课题。目前学术界对现代人的起源有“单一地区起源说”和“多地区起源说”两种主流观点。前者认为，世界各地的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西亚或其他某些地区，并由此向世界各地扩散，取代当地的直立人及早期智人而演化为现代人类。这一学说因而也叫迁徙说或代替说。后者则认为，世界各主要地区的现代人类，都是由当地的早期智人乃至直立人演化而来，各人种在很久以前即已分化，并各自独立平行发展，进化为现代人。这一学说因而也叫直接演化说或系统说^［2］。郑州地区近年来史前考古的重要发现，为研究东亚现代人起源和农业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揭示了东亚现代人的独立起源，清晰地勾勒出东亚地区现代人如何产生，并如何一步步确立了旱作农业的经济模式，从而逐步确立了整个东亚地区古代经济形态与定居方式。

1990至2004年，位于郑州辖区西部的荥阳织机洞遗址的考古发掘^［2］，改变了中原地区长期缺乏古人类遗存的局面，成为我国尤其是河南地区第四纪洞穴沉积的重要发现，为追溯中原古文化渊源和恢复中原古环境及探讨其与人类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2009年，新郑赵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该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置放象头的石堆与石器加工场，活动面由南向北分布着古棱齿象头骨、大块的紫红色石英砂岩块和乳白色碎小的石英制品。偏好收集并带入居址内大量狩猎对象的下颌骨，以及远距离搬运紫红色石英砂岩堆砌石堆，并摆放古棱齿象头等明显具有象征意义的非功利性行为的存在等，均是史前学界判断现代人行为的典型标志。这些典型现代人的行为特征是迄今为止，首次在中原地区以及东亚大陆距今 3~5 万年的旧石器遗址中被发现。2009年至2010年，位于郑州辖区东南部的新密李家沟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3］，发现了距今10500年~8600年左右连续的史前文化堆积。李家沟遗址的重要意义是发现包含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叠压关系的地层剖面，填补了本地区对于过渡阶段地层堆积特点认识的空白，为继续发现这类遗址提供了地层学方面的参照。从地层堆积、工具组合、栖居形态到生计方式等多角度提供了中原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进程的重要信息，比较清楚地揭示了该地区史前居民从流动性较强、以狩猎大型食草类动物为主要对象的旧石器时代，逐渐过渡到具有相对稳定的栖居形态、以植物性食物与狩猎并重的新石器时代的演化历史，清楚地展示了中原地区从旧石器时代之末向新石器时代发展的历史进程，为认识该地区及我国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等学术课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2010年，位于郑州辖区南部的登封西施遗址的发掘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居民在此处理燧石原料、预制石核、剥片、直至废弃等打制石叶的完整生产线或称操作链，是我国及东亚大陆腹地首次发现典型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叶工业遗存，为了解古人类在最后冰期最盛期来临之际的行为与活动特点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信息，进一步扩展了我们对于中国腹地及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发展历史的认识。2011年，位于郑州城区南部的二七区老奶奶庙遗址的考古发掘^［4］，发现了多层迭压、连续分布的古人类居住活动面，清楚展示了当时人类在中心营地连续居住的活动细节，系统地再现了郑州地区晚更新世人类的栖居形态。这些发现确切证明，早在距今3到5万年前中原地区已有繁荣的旧石器文化与复杂的栖居形态，这对于深入探讨当前世界史前考古学与古人类学界关于现代人类起源与发展问题的歧见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郑州地区以荥阳织机洞、登封西施、新郑赵庄、二七区老奶奶庙、新密李家沟等为代表的400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在距今3到5万年的嵩山东麓的广泛分布与发现，填补了过去中原地区以及东亚大陆这一阶段旧石器文化发现的空白，也确切证明了有关晚更新世的中国与东亚地区的古人类，在最后冰期寒冷气候中灭绝的认识并不符合历史实际^［5］。这些出自中原地区的新发现与中国及东亚现代人“起源于非洲”^［6］的论断明显相悖，很清楚地展示了我国境内更新世人类发展的连续性特点，为研究现代人类及其行为在东亚地区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新视角。据此而言，郑州地区史前遗存的完整链条和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奠定了郑州地区作为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与农业起源研究的核心地区地位。

二、郑州地区是华夏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核心地区

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中原地区文明的演进无疑是研究的核心。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九个重点项目中，郑州占据了五个，由此可见郑州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当农业和手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社会的阶层分化也趋于复杂，为保护所属集团的利益与安全，环壕聚落、城垣开始出现。郑州地区的考古发现，为研究文明形成时期社会组织关系积累了集中而直观的证据。

1972年以来，位于郑州东北部的大河村遗址^［7］先后开展了20余次考古发掘，出土了目前国内该时期仅存的房基。彩陶片上多彩的天文图像，更为研究仰韶文化农业和古代天文学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199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多次发掘证实：位于郑州市区北部的西山遗址^［8］是一处距今约5300年至4800年的夯筑古城遗址。西山城址是迄今中原地区最早的史前城址，也是当时国内发现年代最早、建筑技术最为先进的早期城址。这在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上，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它开启了后代大规模城垣建筑规制的先河，其建筑方法、形制结构无疑对中国古代城址的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显示了巨大的进步和创造力。西山城址的发现不仅仅对于探讨中国早期城市的起源，而且对于研究华夏早期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城”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1959至1963年，位于郑州市西南的巩义稍柴遗址^［9］，拥有自河南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时期序列完整的文化堆积，遗址使用未曾中断。该遗址面积大于新密新砦，又处在偃师二里头与郑州商城、大师姑城址之间，是洛阳盆地向东的咽喉要冲，在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文化时期演进的过程中，有极为重要的地缘重要性。最新的文物钻探结果发现该遗址有双重环壕，更加彰显出该遗址在文明起源阶段重要的地位与意义。1970年代与本世纪初，位于郑州市辖区南部登封王城岗遗址^［10］经过两次大规模发掘。发现龙山时期小城、大城各一座。其中，大城面积约34万平方米，是迄今河南境内发现的最大面积的河南龙山文化城址，同时发现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重要遗存。它的地望与文献记载中的“禹居阳城”相符（《竹书纪年》载：“夏后氏禹居阳城”）。这是迄今河南境内发现的最大面积的河南龙山文化城址。联系到历史上夏鲧、禹、启的传说多集中在这一带、遗址附近有战国时期的“阳城”遗址, 可知该地区战国时期称为“阳城”，为夏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1997年以来，位于郑州市辖区南部的新密古城寨遗址^［11］的发现和发掘，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新的线索，也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增添了重要资料。古城寨城址是目前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面积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宫殿式建筑，同时也是中原地区规模最大、全国城墙保存最好的龙山时代晚期城址。该城的建造是事先经过统一规划和精心设计的，不仅反映出当时城建规划、夯筑技术和土木建筑技术的进步，也体现了使用者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尊严。龙山时期的晚期遗存是探讨夏文化的重要对象，古城寨城址的发现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新的线索，也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增添了重要资料。位于郑州辖区南部的新密新砦遗址是一座拥有内外三重城壕和大型建筑的夏代早期大型城址，主要遗存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新砦二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考古发掘证明，该城址建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到新砦期重建，废于二里头文化一期，性质虽有争议，但作为当时政治、经济中心城址应无疑义。城址内部不仅发现宗庙性质的大型建筑，还发现有加工骨器的手工作坊区，出土的遗物不仅数量众多，做工精美，而且规格很高，反映出新砦城的都邑性质，对于重新认识夏文化早期的聚落形态、确定夏文化的上限、探索夏文明的诞生等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2004年发掘的巩义花地嘴遗址，是一处由四条环壕围成的夏代早期城址，遗址以新砦期为主，兼有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存。考古发现的环壕、门及祭祀坑，进一步丰富了早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夏文化的内涵，是嵩山以北地区发现的第一个“新砦期”遗存，为国家起源研究增添了重要材料。

在公元前37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没有其它地区如郑州地区这样，密集拥有多座环壕聚落或夯土围垣。这些规模宏大、内部结构复杂的大型或超大型聚落、城址的出现，体现了当时社会分化的剧烈与不同族群间的动荡冲突以及社会贫富的分化。种种迹象的集合，印证了郑州地区在华夏文明形成时期社会组织关系研究中的核心区地位。

三、郑州地区是中国城市文明最早走向繁盛的核心地区

城市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以郑州为核心的嵩山地区是我国城市萌芽最早、发展链条最为完整、对我国城市发展影响最大的的地区之一。位于郑州西北郊的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古城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板筑古城，被誉为“中华第一城”。它同新密古城寨、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12］、大师姑二里头文化城址^［13］、郑州商城^［14］和郑韩故城^［15］，一并构成了我国古代城市起源、发展、演变的完整链条。

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古城，距今5300至4800年，与历史传说的“黄帝时期”大体相当，体现了城的萌芽和雏形。在进入国家阶段以后，郑州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三代城址，体现出中国古代城址营建思想的发展脉络。郑州地区不但有同时期世界最大的王都，也有诸如管、虢、郐、郑、韩等多个诸侯国都城，还有新郑望京楼等多座军事城堡与采邑性城址。这些早期城址的城墙、城门、环壕等主体要素的设置以及与自然地形、水系的依托关系在中国城市格局的发展定型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从王都角度而言，从公元前2000年起至1500年，以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社会发展和二里头文化的出现为标志，中原地区成为“多元一体”结构中的强大核心。中原地区强势崛起，成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而作为中原地区腹心地带的郑州嵩山地区，更是成为了各种文明最高成就的辐辏之地。也正因如此，在郑州嵩山地区不但完成了中国早期王朝的统一过程，也因之出现了中国统一王朝最早的一批都城。不但有可以作为华夏文明起源的代表之一的夏代早期都城登封王城岗遗址，也有商代最早的都城郑州商城。郑州商城是同时期世界最大的王都，同时也拥有中国统一王朝都城与城市的完整布局与功能。

郑州商城宫城、内城、外郭城三重城垣的结构，以及宫室、池苑、道路与手工业作坊的布局体现了当时都城的营建模式。同时，围绕大型城址出现的次级、三级聚落环绕城址周围，形成了复杂的聚落等级，提供了古代社会基层组织与高层组织的社会形态样本。从早商时期与郑州商城同时出现的村落性聚落梁湖遗址，到中商时期小双桥遗址周边的村落遗址，再到两周时期出现的各层级聚落，反映了郑州地区社会结构的复杂与演进过程。

近期发现于郑州市西郊的东赵城址，发现有大、中、小三个城址及丰富的文化遗存。小城为新砦期城址，是目前嵩山以北区域发现的第一座新砦期城址，中城为二里头文化二期城址，是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二里头文化早期城址，对于夏文化的区域聚落形态及政治地理结构研究提供翔实的新材料；发现了二里头时期卜骨坑。二里头时期城墙基槽内奠基现象也是同时期遗址中首次发现。东赵遗址三座先秦时期城址集中发现，在中原地区同类遗址中甚为罕见，为郑州地区夏商周时期的区域聚落形态与政治地理结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新材料。

郑州地区的一个个考古发现，见证了中国城市发生、发展及至繁盛的历史进程。西山仰韶文化古城的版筑技术、郑州商城的内城外郭形式分别奠定了中国数千年城市营造技术传统和营造制度，对我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是研究世界城市发展史的活化石。从当前已知年代最早的夯筑城址——仰韶时期西山古城在郑州出现，到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郑人和寨龙山城的发展，再到东赵城址、望京楼城址、大师姑城址、郑州商城等夏商城址的兴起，及至两周时期，郑州地区已是由娘娘寨城址、华阳故城、阳城城址、京襄城、苑陵故城、郑韩故城、荥阳故城、黄城故城、常庙城址、平陶故城、汉霸二王城等近40座城池繁盛集聚的地区。古代城址在一个地区这样密集的分布，在国内其他地区甚为罕见，决定了郑州是探讨城市起源与中国传统城市趋于成型的核心地区。

四、郑州地区是华夏传统文化体系形成发展与多元文化汇聚交融的核心地区

历史上嵩山地区依托地处“天地之中”的区位优势，容纳四方文化，在传统文化“中”、“和”思想的形成过程产生过深远影响。著名学者、高僧大德发覆其间，激荡思想，著书立说，儒释道思想融合交汇，深刻地影响了唐宋之后中国人的生活，也留下了许多于此的文物史迹供后人凭吊。

以汉代三阙、中岳庙、大周封祀坛遗址为代表的古代祭祀场所，反映了传统礼制文化的久远。据统计，从周武王开始至清末，历史上有史可查巡狩、祭祀、封禅嵩山的帝王就有68位，体现了嵩山中岳地位的确立。

周公测景台和观星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天文观测建筑，周公测景台和登封观星台充分验证了“天地之中”的信仰，奠定了嵩山文化圣山的地位，为后世都城选址沿嵩山周边择“中”而都提供了理论依据。

嵩阳书院位居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是中央、地方官学之外，硕儒、门徒聚集，宣教、研理的场所。它做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其初创之举、初创之制是中国儒学教育的里程碑。著名学者郑遨、种放以及宋代理学大家程颐、程颢，政治家司马光都曾在此讲学，对宋代理学思想的形成和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地区也最早接受佛教文化的浸染，中国最早的佛寺之一法王寺，摄摩提、竺法兰所创之慈云禅寺，中国现存最早的砖筑密檐式塔嵩岳寺塔、禅宗祖庭少林寺、会善寺、佛教禅宗传入中原后营建的第一座女僧寺院永泰寺塔等古寺名刹，年代久远、形制多样的古代建筑构成了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道教文化在郑州地区也影响深远，历代道教学者传教之所崇福宫、全真道圣地中岳庙、河南最早的道教老君像所在地崇唐观、始建于北宋的安阳宫、全真龙门派道场老君洞等，与书院、佛寺交相辉映，并出现了同祀三圣的三教庙，在不大的区域内，儒释道三教相互影响又各自发展，共同影响着中国古人的精神世界。因此，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于2010年8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嵩山地区有“天地之中”的地理区位优势，环境壮美、生态资源丰富，人文荟萃，由此不难激发出古人对世界的多元文化思考，成为古代中国多元文化融汇创新、传统文化体系酝酿形成的核心地区。

五、结语

郑州，位居中华民族腹心重地，处“天地之中”。作为华夏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核心地区和中国统一王朝最早定都之地，郑州，创造了中华文明前三千年的辉煌；从蒙昧氏族社会，到煌煌国家文明，郑州，谱写了中华文明的第一篇章。悠久而辉煌的历史，留下了类型全面、内涵丰富、链条完整、传承有序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分布在郑州七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凝聚着华夏文明早期阶段最重要的文化信息，反映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价值和信仰。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保存了我们民族最初的历史记忆，佐证了以郑州为中心的嵩山地区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先民的创造力和智慧，展示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基因传承。

注释：

［1］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郑州市文物局等：《郑州大遗址片区保护利用战略规划》，2013年。

［2］陈星灿：《中国远古文化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的评述》，《史学研究》2000年，第258-287页。

［3］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密市李家沟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第4期，第3-9页。

［4］王幼平、郝红星：《郑州老奶奶庙遗址的考古发现——四万年前中原人类的生活实证》，《大众考古》2015年第10期，第21-26页。

［5］Cann R，Stoneking M，Wilson AC. Mitochondria DNA and human evolution[J]. Nature，1987，325: 31-36

［6］柯越海、宿兵、李宏宇：《Y 染色体遗传学证据支持现代中国人起源于非洲》，《科学通报》2001年第46期，第411-414页； Jin L，Su B. Reply to J Hawks: The Y chromosome and the replacement hypothesis[J]. Science，2001, 293: 567

［7］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第301-375页；郑州市文物工作队、郑州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1983、1987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6年第1期，第111-141页。

［8］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第7期，第1-15页。

［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巩县稍柴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3年第2期，第1-44页。

［1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第3期，第8-20页；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登封市王城岗遗址2002、2004年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9期，第3-15页。

［1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市炎黄历史文化研究会：《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第53-82页。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新砦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2002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2期，第3-15页。

［13］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师姑(2002-2003)》，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1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15］蔡全法：《郑韩故城在我国古城中的地位》，《中国古都研究（第十五辑）——中国古都学会第十五届年会暨新郑古都与中原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23-131页。

（来源 古都郑州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