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7000—4000年前，中华文明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规模扩大，手工业制造不断创新，社会阶层开始形成，人们对所处环境的认知逐步扩展，精神生活更加多彩，农桑社会形成了，雄浑城池出现了，历法概念产生了，礼制建筑建起了，中华文明社会开始形成，古国时代开始了。在这一进程中，许多地方的人们都做出了精彩贡献，郑州大河村遗址更为引人瞩目，她不仅创造了天文学、建筑学、艺术学等方面的杰出成就，还以3600年的持续发展、历经古国时代和王国时代的独有经历，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古国时代迈向王国时代的标尺。

一、赓续了3600年的村落与城市

大河村遗址位于郑州市区东北部，面积60余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厚达7至12.5米，从距今7000年前开始，历经仰韶文化时期（距今7000—4500年前）、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500—4100年前）、夏商文化时期（距今4100—3100年前），由聚落发展为城邑，由古国迈向王国，先民们在这里居住生活延续时间3600年之久，创造和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存，建立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清晰标尺。尤其是距今7000—45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遗存最为丰富，完整演绎了仰韶文化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因而也被誉为仰韶文化的经典标尺。

大河村遗址的遗存极其丰富，房屋、墓葬、灰坑、城墙、壕沟等遗迹保存完好，陶、石、骨、蚌、玉、角等器物丰富多彩，大豆、莲子等种子清晰可辨，红陶器皿色彩艳丽，纹饰繁多。而她在天文、建筑、制陶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一抹亮丽色彩，书就了认识和了解中华文明形成阶段的完整画卷。

大河村遗址像一个舞台，人们在这里可以清晰完整的看到中国历史怎样从原始部落走向古国时代和王国时代、中华文明怎样从奠基到形成的盛大演出。这是一个水丰草茂的田园世界，人们在距今7000年前后来到这里，他们在这儿优雅地延续着裴李岗文化时期人们农耕渔猎的生活，并开始迈向新的时代。从出土的近6000块陶片和一些生产、生活工具来看，男人们出去耕种、采集、打渔、牧猎，创新着生产，女人们在家纺织、制陶、做饭、带孩子，创新着生活。这一时期，彩陶器皿开始出现。大约从距今6400年开始，大河村人口开始增多，生活更加丰富，仅出土的陶片就达24000多块，是前一时期的4倍，其中绘有黑色和棕色带状纹的彩陶开始增多。大约从距今6000年开始，人们的生活开始讲究，生活中出现了玉器，出现了陶质的手环，出现了骨制的发簪，出现了陶铃。大人对孩子似乎格外关照，孩子去世了用陶质的瓦罐装殓埋葬。大约从距今5800年开始，陶器开始了轮制，并出现了白衣和米黄的陶衣，人们更加注意修饰，出现了兽牙磨制的饰品、骨头制作的饰品和石头磨制的饰品。大约从距今5500年开始，人们开始了木骨整塑陶屋的建造，开始将观测到的天文现象描绘在陶器上，饰品种类更加丰富多彩。大约从距今5100年开始，大河村的社会发展进入繁荣时期，木骨整塑陶屋的建造技术炉火纯青，彩陶的制作达到高峰，出现了双连壶、蛋壳陶杯等精品器皿，发现了房内灶台上的陶罐内装满炭化的大豆和莲子，这显然是人们日常的主食。更多的天象观测结果和纹饰被描绘在陶器上，各类饰品大量出现，还出现了专门盛放发簪的盛簪器。这个时期房屋出现了扩建的套间，这显然是为了满足人口增多的需要，从房内出土的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和装饰品及可供食用的粮食看，也是一个家庭生存和发展的所需，这表明家庭和私有制已经产生。护卫聚落安全的面积达50多万平方米的壕沟出现了，随后又修筑了城墙。环壕和城墙的出现，标志大河村已经形成以城垣为中心的原始国家，进入了古国时代。大约从距今4700年开始，大河村社会开始出现重大变化的迹象，精美的彩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灰陶。大型版筑柱础坑和用幼儿奠基的现象出现了。灰坑中出现了捆绑着的尸体或零散的尸骨。房屋的建造出现了巨大反差，有的十分简陋，有的特别讲究，有的房屋面积达到100多平方米，有的房屋面积才有几个平方米。社会开始了新的重大变革，新的时代开始了。大约距今4000年前后开始，大河村不再是独具风采的中心城邦，出土的一系列遗存和遗物显示，她已融入夏商一统王国的发展大潮之中。

在中国众多遗址中，如此完整呈现中国由古国时代迈向王国时代历史进程的遗址极其少见，因此，大河村遗址被人们誉为中华文明这一时期发展的标尺。

二、探索天象时空的最早华章

在生产和生活中，大河村人感受到了周围环境的变化，日有白昼，天有阴晴，四季有别，冷暖雨雪，这些变化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以巨大影响，而这些变化似乎与人们头顶的天象有关，于是，他们至少在5500年前便开始关注天象，并把他们观察到的现象画在日常使用的陶器上，书就了中国先民天文探索的最早篇章。

大河村遗址中出土了很多画有天象图案的陶器，反映了大河村人对天象细致缜密的观察。经过整理分类，这些记录图像中有以下几个大类。

一是月亮纹，出土画有月亮纹的彩陶片有10余片，并采集到完整的月亮纹彩陶钵1件，这些月亮纹均绘在白衣彩陶钵的肩和上腹部，尽管绘有月亮纹的彩陶时间有早有晚，但月亮纹的组成是相同的，中间圆点纹，圆点纹左右两侧各有1个相对的月牙纹，似乎中间圆点纹在表示每月十五前后的满月，右侧的月牙纹表示每月初的上弦，左侧的月牙纹表示每个月末的下弦。

二是太阳纹，出土绘有太阳纹的彩陶片共有12片，均绘画在白衣彩陶钵的上腹部，图案有圆点纹和射线纹、圆圈纹和射线纹、圆点圆圈纹和射线纹。三种太阳纹虽然形状有别，色彩不同，但都是光芒四射，形象逼真。其中，通过对一件彩陶钵的复原发现，画在彩陶钵上腹部的每个太阳纹呈环形布局，夹角为30°，复原后彩陶钵上绘画的太阳纹为12个。

三是日晕纹。出土饰有日晕纹的彩陶片共7片，日晕是一种大气光学现象，俗称风圈或雨圈。日晕纹一般绘在白衣彩陶钵的肩和上腹部，分为四组。大河村人绘画的日晕纹形象写意，中部为充满雾点的太阳纹，左右两侧各绘三道平行弧线纹，上下两端再各绘一个圆点纹，圆点纹上端的大，下端的小，两组弧线纹外侧各饰射线纹，射线纹外侧又饰月牙纹，用以表现风圈和雨圈。

四是星座纹，出土饰有星座纹的彩陶1片，绘于彩陶壶的上腹部。星座纹由3个以上的圆点纹组成，两个圆点纹之间用直线纹或弧线纹相连接，因图案已残，全貌不详，推测有两种可能，即三岁星或北斗星的尾部。

五是彗星纹，出土饰有彗星纹的彩陶2片，分别饰于大敛口曲腹彩陶钵的肩和上腹部。彗星是指进入太阳系内亮度和形状会随日距变化而变化的绕日运动的天体，当接近太阳时，彗星在太阳辐射作用下分解成彗头和彗尾，状如扫帚，所以，民间称其为扫帚星。大河村人以一个圆点纹和三道放射状的直线纹寥寥数笔，简洁又生动描绘出了彗星的形象。

大河村遗址彩陶上有关天文图像的资料，数量较多，内容丰富，这些纹饰如果单独出现一种，很可能是单纯的装饰，但它们的集中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它既不是单纯的花纹装饰，也不是随手的无意之作，应该是先民们对天象认识的反映。透过这些彩陶上的图案可以发现，大河村人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当中通过对太阳、月亮和星辰等天象的不断观察，已经发现了月亮每运行一个周期都要重复出现三种形状不同的月相(即上半缺、满月和下半缺)，这是否是当时先民们已经认识到一月的计时概念？每个陶钵上绘有3组月亮纹，这是否是先民们已经认识到3个月为一个季度？每个陶钵上绘有12个太阳，这是否是先民们认识到12个月为一年？星座纹如果是表示三岁星的话，就与农业有密切的关系，三岁星出现在正南方时是春种之时，三岁星出现在西南方时是秋收之季，画出三星纹是否是先民们关于农时的表达？上述这些天文图像，绝不是一般的随意装饰画，很可能与我国原始历法和天文学有关。我国是世界上农业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而农业与天文学和历法息息相关，因此，中国也是世界上天文学和历法问世最早的国家之一，大河村先民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观察认识和总结太阳、月亮和星体的一些运行和变化规律，并将它们生动形象地绘画在陶器上，应该是他们对天象认识成果的记录。几乎与大河村彩陶天象图出现的同时，在她西边数十公里外的青台遗址和双槐树遗址，发现了同时期人们用陶罐摆出的北斗九星图，图的旁边还有用黄土夯筑的圜丘，这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北斗天象图案。大河村遗址彩陶上的天文图饰和青台等遗址的北斗九星图，是我国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天文学资料之一，它们的出现，说明郑州人在5000年前就开始了对天象授时的探索，具有了天文学知识体系的初步认知，书写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最早篇章，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学和历法的产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构筑冬暖夏凉的“木骨陶房”

大河村的人们已经摆脱了半地穴房屋的居住方式，开始在地面以上建筑房子，并且非常讲究。大河村的房子平面多为方形或长方形，布局和结构更具时代特征。布局上往往是两间或两间以上紧密相连，东西并列成排，结构上常常有外间和套间之分。每座房基的迎门处或房角处都筑有一个1米见方的烧火台。房内的地坪都经过处理，地坪用专门配制的三合土铺垫多层，每层铺平、砸实，厚薄均匀，表面抹光，经火烧成坚硬的青灰色，与现代水泥地坪相似，具有很好的防潮性能。

最具有创新意义的是，为了使房子坚固舒适，他们在建设房子过程中，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建筑技术和施工方法。从已经发现解剖的40多处房屋遗存看，大河村人在建设房子时，先挖出房子墙的基础，而后，沿墙的基础栽埋木柱，在木柱上绑上横木，再在木柱和横梁上绑扎木棍和芦苇束，然后在木棍和芦苇束外面糊上厚厚的泥巴，形成墙壁后，架火烘烤， 由于火候较高，墙壁上的泥巴变为坚硬的陶质，成为整塑陶墙，最后再建屋顶，这就是“木骨整塑陶房”。以这种方式建设的房屋不仅坚固耐用、防水防潮，而且由于在架火烘烤过程中，墙中的木柱随之燃烧，形成墙中空洞，又产生了另外的效果，空洞可以递减冷暖空气的传递，起到了冬防严寒夏防酷暑的作用。大河村“木骨整塑陶房”历经5000多年的岁月，很多墙体依然坚固地屹立在地面以上，最高处1米有余，成为同时代屹立在地面最高的房屋建筑。

大河村遗址“木骨整塑陶房”的建筑方法，为研究我国古代木构建筑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材料，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不朽丰碑。成组房屋和套间的出现以及由原建到扩建的发展过程，也为研究家庭和私有制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四、天工绚丽多姿的斑斓彩陶

大河村陶器的制作已经使用轮制技术，工艺非常成熟，陶器的器型更加多样，器身也演变为布满纹饰的彩绘，在同时期各遗址的彩陶中，大河村彩陶纹饰是最丰富的，色彩也是最绚烂的。

大河村彩陶的精美在于她的纹饰繁多。大河村的彩陶纹饰是仰韶文化时期各地彩陶中纹饰图案种类最多的，达60多种，有几何形图案的宽带纹、弧边三角纹、圆圈纹、射线纹、古钱纹、六角形纹、梳形纹、同心圆纹、窗棂纹、菱形纹、网带纹、“互”字纹、锯齿纹、水波纹、悬壶纹、漩涡纹、“L”字纹、“八”字重叠纹、“X”纹，有植物图案的花卉纹、茎叶纹、勾叶纹、豆荚纹、禾苗纹、草木纹、藤须纹、叶形纹，有动物图案的鱼纹、多足虫纹，有天文图像的太阳纹、月亮纹、日晕纹、彗星纹、星座纹，等等。这些纹饰有的繁缛细腻，有的寥寥数笔，但都形象生动，十分传神，充满想象力。

大河村彩陶的精美在于她的画技。大河村彩陶上的纹饰来自大河村人对自然界、生产和生活的观察，他们将具体的形象概括提炼，而后运用抽象、写意等方法将自然之美、生产之美、生活之美生动鲜活地再现美化出来。比如鱼纹，虽然仅有1块残片，但仍能看出是一条尖嘴长身、鳞鳍齐全的游鱼，寥寥几笔，生动传神。但从局部看，又采取了象征性的写意手法，如整个鱼体、鳞、鳍， 仅仅用了几条简单粗略的曲线和直线。花卉纹的式样繁多，大河村人采用了不同的表现手法，根据需要，花瓣有肥有瘦，有长有短。有的花朵附在茎叶上，显得娇柔可爱，有的花瓣用弧边三角衬出，更为生动别致。禾苗纹的写实意味更浓，有的植物由主茎向外伸出多个叶片，繁茂生长，有的茎叶倒向一侧，随风舞动，有的茎叶挺拔， 长势茁壮。而天象纹是大河村最具代表性的彩陶纹饰，光芒四射的太阳，两个弯月相对，可谓具体的形象化描绘。此外，大河村人根据题材的不同内容，选取了不同的表现手法，熟稔地运用疏密、繁简、间隔、虚实、高低、大小等手法，达到了结构严谨、变化多样而又和谐统一的效果。在花纹的安排上，主次分明，配置妥帖，构成了风格迥异和富有节奏感的画面。如宽带纹以及由三角、直线、圆点组成的图案，突出它的淳厚质朴。如菱形纹、窗棂纹等，以对称、平衡表现它的庄重大方。而有些图案则构图自由，不拘泥于格式，较多运用曲线，如“八”字重叠纹、“L”字纹以及各种曲线组成的图案，展现它的生动活泼。

大河村彩陶的精彩在于它的用色，有人形容大河村彩陶的颜色“红似血，白似雪，黑似漆”，她用黑、红、白区区三色，演绎了彩陶的绚丽世界。她或用红色陶衣饰以黑纹，或以白色陶衣以黑、红色作画，或以两条黑线合镇一条红线为图，黑白红相间，这些大胆而简单的用色，鲜艳夺目，对比强烈，极富立体，质朴大美，反映了大河村人对颜色的识别与运用，特别是对比色的运用娴熟精到。

大河村彩陶的精美在于她的装饰布局。大河村人善于把绚丽的图案与器物造型紧密结合，图案的立体设计非常出色。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绘彩大都饰于器表的显著部位，也就是视线最集中的部位，大大增强了装饰效果。如钵，彩绘都集中分布在近半球形的上腹部。俯视时，能看到以器口为中心的图案。平视时，从四面任何角度都能看到半球形上腹部的主体花纹。二是根据器物的形状和用途，安排恰到好处的适合花纹，如“X”纹、“の”纹只饰于罐的腹部，太阳纹、月亮纹、梳形纹只饰于钵的上腹部，网带纹的特定位置是形体较高器物的颈部。此外，纹饰带的层数和宽窄也是视器型特点而定，或以折腹处为界，或以器体上的对称点分界等。三是彩绘花纹都装饰在不易遭受磨损的部位。为把持器体而设置的鼻纽、耳、鋬等处都不绘图。 由此可见，纹饰图案的分布，是经过认真考虑而设计的，设计思想相当明确，就是从满足人们的欣赏要求出发，千方百计地增强装饰效果。这种装饰图案与器物造型适合的构图方法，成为审美与实用、装饰与器形有机结合的典范。大河村人的彩陶制作描绘出了中国彩陶文化最美丽的云天。

五、创造丰富多彩的时尚生活

3600多年的定居生活积累，使大河村遗址遗留和保存了丰富多彩的人们生活遗迹、遗物，构成了这一时期不多见的多姿多彩的人类生活画卷。

大河村的人们生活在河边向阳的岗坡地带上，住着冬暖夏凉的排房，房子旁边建有窖藏坑，还建有用来饲养牲畜的圈舍。为了防范野兽和外族的入侵，不仅开挖了长度3000余米的环壕，还构筑了近千米的城墙。环壕与自然河流相通，使环壕灌满河水成为护卫家园的第一道屏障。城墙用版筑法夯筑黄土和采用土坯砌筑的方法修筑，成为护卫家国雄伟坚固的第二道屏障。环壕内面积50多万平方米，相当于70个标准足球场。5000年前，拥有如此环壕、如此城墙、面积又如此广大的古国遗址尚不多见。

在如此安全优美的环境中，大河村人创造了多姿多彩的生活。遗址中发现了大豆、粟、黍、莲子等遗存，发现了大量石制、蚌制、骨制生产工具，展现了多彩的农业生产场景。特别是大豆种子的发现，证实了大豆起源于中国。

农业多种作物的出现，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食物的丰富也使大河村的炊具、餐具更加完备，有鼎、罐、盆、钵、碗、豆、壶、缸、瓮、尊、甑、盉、背壶、大口尖底瓶等，特别是甑的出现，使食物的加工出现蒸的方式，实现了食品加工的又一次飞跃。还有一件饮酒用的灰陶高脚杯，杯壁薄如蛋壳，造型挺拔优雅，形象之美不输今日高脚杯工艺。

遗址内发现了大麻的种子，发现了数百件纺织缝纫工具，发现一些陶罐提耳处有彩色麻织物遗存，结合同时期郑州青台遗址大量麻织物的发现，说明大河村的麻纺织业也是很发达的，且麻织物已经染色。

遗址内发现了大量的装饰品，有头饰、耳饰、项饰、臂饰，质地有玉制、陶制、骨制。特别是发现了不少精美的骨簪，还发现了专门放置骨簪的陶制盛簪器，令人打开眼界，盛簪器呈三角形，上面有12个洞孔放置骨簪，这是5000多年前人们制作的专门放置自己心爱头饰的首饰盒，反映了大河村人讲究的生活方式。

遗址内出土了大量制作精彩又寓意深厚的文物，反映了大河村人巧夺天工的技能和丰富的精神世界。1972年，遗址中出土了两件共存一处的彩陶壶，有意思的是，两件彩陶壶都是单耳，两件彩陶壶的腹部都有一个破损的孔，专家们经过反复研究认为，这两件彩陶壶应该是连在一起的，彩陶壶腹部破损的孔应该是连接点，经过比对，破损孔处果然可以严丝合缝对接在一起。这竟然是一件非常罕见的彩陶双连壶。彩陶双连壶高20厘米，面宽23.5厘米，以泥质红陶精心制作，双壶并列，中间以一圆孔相连通。侈口、矮颈、鼓腹、平底的设计，配以两壶外侧的竖耳，无不展现出其独特的造型魅力。器身覆盖红陶衣，再以黑彩绘饰，腹部满布平行线条，更显得古朴典雅。彩陶双连壶其造型之独特、构思之巧妙，无疑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艺术巅峰之作。由于它的独特和罕见，人们对它的用途展开了丰富想象。有人说，双连壶巧妙运用了连通器原理，将两个壶体紧密相连，不仅象征着互通有无、平等和谐的深远寓意，更可能是远古时期氏族部落结盟或重大礼仪活动中，部落首领、长者对饮的珍贵器具。彩陶双连壶的年代与人文始祖黄帝的生活时期高度重合，而郑州作为公认的黄帝故里，这件器物或许正是黄帝时代的重要见证。也有人说，彩陶双连壶的设计与战国时期流行的喝交杯酒习俗高度契合，战国楚墓中出土的彩绘联体杯即为明证，而大河村出土的这件双连壶，其双腹相连的设计，是否也蕴含着新人共饮交杯酒的美好寓意呢？无论哪种说法，都说明这不仅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意义。因此，彩陶双连壶被人们称为“千古孤品，盖世卓尔”。

2014年，人们在遗址中出土一件大型陶盆，陶盆口径46厘米，高15.2厘米，底径为12.5厘米，最大腹径为36.8厘米，体量之大在仰韶文化中极其罕见，更为精美的是，陶盆内外通体饰满白色，若穿上了洁白的外衣，白衣之上以红、黑之色画满各种图案。白衣彩陶盆的口沿处有8组对称图案，腹部有4组对称图案，从这里可以看出，大河村人已有了对称等分的概念。白衣彩陶盆还有奇妙之处，陶盆上竟然还留有先民修补的痕迹，陶盆在使用过程中曾经炸裂，为了继续使用，先民们在裂缝旁钻出一些两两相对的小孔，而后用绳子将裂缝牢牢绑扎在一起，这是中国传统的锔补工艺啊。此前，人们了解的最早锔补工艺见于宋代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其中绘制有锔补做活儿的一幕。白衣彩陶盆的出土证实，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就有锔补工艺，大河村这件白衣彩陶盆的出土将我国的锔补工艺历史向前推进了4000年。

大河村人在满足衣食住方面的需求同时，精神生活也非常富足，除了在器物上用色彩绘画图案寄托自己的情感外，还制作了各种乐器表达喜怒哀乐，大河村遗址出土有陶制的埙、陶制的铃，还有陶制的鼓。出土的陶埙为吹奏乐器，通高11厘米，直径7厘米，吹口口径0.9厘米，音孔口径0.5厘米，体呈椭圆形，细腻灰陶，素面，底部稍平，顶部有吹孔，肩部有两个音孔。出土的陶铃为敲击乐器，目前发现四件，细腻灰陶，体呈椭圆形，喇叭口，椭圆形平顶上有圆孔，陶铃通高4~6厘米，口径2~7厘米。出土的陶鼓为打击乐器，泥质红陶，形体为长筒状，圆球尖底，颈部上端有四个鹰嘴勾，用来张鼓皮，底部中间有小圆孔，用来发音。陶鼓通高46.5厘米，口径22厘米。大河村遗址出土的陶埙、陶铃和陶鼓，演绎了中国古代音乐的天籁之音，具有开创性意义，绕梁至今。

六、 交流四面八方的中枢气象

在大河村聚落蓬勃发展的进程中，大河村人以开放包容的恢宏气度搭建了中华文明融汇涅槃的广阔平台。在大河村遗址中，有一个现象引人注目，她的文化遗存中既有南方文化的影子，也有北方文化的元素。考古发现，在大河村仰韶文化晚期的文化堆积层中，出土有细泥灰陶尊、背壶、宽肩罐、敛口盉等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因素的器物。与此同时，还出土有陶瓦足盆形鼎、罐形鼎、簋、釜、双腹碗、浅盘粗柄镂孔豆、高圈足杯等属于江汉流域屈家岭文化风格的器物。这是我国北方与南方诸文化交流融合的确凿地层证据和实物资料，也是我国古代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见证。有意思的是，这些南北文化进入大河村，却没能取代大河村文化，反被大河村人融汇创新，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走向了新的阶段。这些现象表明，大河村文化是一个开放的文化，她不但善于自己发展，更善于敞开胸怀，热情接纳外地先进文化的进入，在吸收别人长处的过程中，革故鼎新，使自己的发展再向新的高峰。从这时起，郑州地区开始成为中华文明交流融汇的中心，中立天下的地位自此定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