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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秀是在新疆阿勒泰长大的汉族女孩，19岁到乌鲁木齐打工，她性格内向但喜欢写作。但文学梦不能当饭吃，她在酒店工作中屡屡碰壁，被迫回到老家与开小卖部的母亲张凤侠相依为命。

李文秀不喜欢草原生活，为了能够回到县城写作，向张凤侠提出帮她去讨账，条件是讨到的账五五开。张凤侠答应了。但讨账的过程中，李文秀遭遇各种意想不到的状况，狼狈不堪，吃尽苦头却一无所获。

后来阴差阳错、误打误撞，她终于为母亲的小卖部讨回了一笔2000多元的大账，只不过不是现金，而是用来抵账的实物——一匹骆驼。李文秀感到很有成就感。她对母亲说：

“我虽然笨手笨脚 ，但我还是个有用的人对不对？”

换作一般的母亲，肯定会夸奖女儿：当然有用了，你越来越能干了！

可是张凤侠怎么说呢：

“啥叫有用，生你下来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你看这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没人用，它就这么呆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是不是？”

这是电视连续《我的阿勒泰》中，最令我触动的一段情节。

一个人，是不是一个“有用的人”，是中国人传统意识中的头等大事，几乎每个中国小孩，小时候都被各种各样的人，在各种各样的场合问过：“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于是我们硬着头皮为自己描绘未来：想成为科学家、想成为救死扶伤的医生、想成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想成为为中华之崛起贡献才智和力量的栋梁……总之，我们必须有用，我们必须成才，一个无用的人，几乎等同于废物。

诗仙李白，潇洒浪漫，自由洒脱，在他最狂放的代表作《将进酒》里写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细细品味，根本上还是在意自己“有没有用”的。

是不是有用，几乎成为国人的执念。所以，当听了真正活得随心所欲的张凤侠的“有用”“无用”的观点，顿时有了石破天惊之感。

我们似乎被一条无形的鞭子驱赶着，从孩童时期就努力奔跑，终点是“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这“有用”，常常是外界的标尺丈量出来的：能赚多少钱，能担多大责，能赢得多少赞誉。仿佛生命的价值，非得在与他人的交换中、在社会的天平上被称量一番，才算数。

张凤侠的话，像一阵裹挟着青草和冰雪气息的阿勒泰山风，吹散了这团迷雾。她指向的不是社会的评价体系，而是生命本身存在的姿态——那草原上的树，那无人问津的草，它们只是“在”，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生长、呼吸、经历四季轮回。它们无需证明自己的“有用”，它们的“在”本身，就是一种圆满，一种无需言说的尊严与自由。这并非消极的避世，而是一种底层的自信：我的存在，本身就值得，无需附加任何条件。

当李文秀带着城市的挫败感，带着对“文学梦想”未竟的焦虑，带着“无用”的自我怀疑，急于证明自己的“有用”。那匹讨回的骆驼，如同一张“合格证”。她问母亲：“我虽然笨手笨脚，但我还是个有用的人对不对？”这小心翼翼的求证背后，是多少人内心深处的惶恐：我若“无用”，是否就失去了存在的资格？

张凤侠的回答，是另一种生命哲学的启蒙。它并非否定努力与贡献的价值，而是将女儿的存在，放回了那棵草、那棵树的序列里——你存在，你活着，你感受着这草原的风霜雨雪，你经历着自己的悲欢离合，这本身，就是意义的核心。服务他人、创造价值，可以是生命绽放出的花朵，但绝不是根茎赖以存活的唯一养料。

我理解这种“无用论”，说的其实是自洽。所谓自洽，就是内在的和谐与统一：接纳自己的本真状态，理解并尊重自己的感受与节奏，不以外界的喧嚣标准粗暴地切割自己。像草原上的草木，该发芽时发芽，该枯萎时枯萎，顺应天性，无问西东。它不是躺平，不是放弃追求，而是在追求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与自我的深度连接，明白所做的一切，其根本动力是源于内心的热爱、好奇或责任，而非仅仅为了贴上“有用”的标签，换取他人的认可。

不知有多少人，拼命地学习、工作、奋斗，在“有用”的轨道上狂奔，却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疲惫与空洞。那些被我们视为 “无用” 的时光 —— 躺在草地上看云卷云舒，漫无目的地在山野间游荡，深夜里对着月亮发呆 —— 恰恰是心灵自我疗愈的良药。自洽的人懂得与生命的空白处和解，就像草原接纳每一株歪斜生长的野草，沙漠包容每一粒随意散落的沙砾。

人生本来就是旷野，本该自由生长。借用《我的阿勒泰》中蒙古老奶奶的那句话：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地过呀。

（作者 张翼飞 AI主播 制作 王宜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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