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中旬,在中国人民大学和苏州大学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人文学科年度发展大会,苏州大学讲席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王尧以“重建人文学科阐释世界的能力”为题作了主旨报告,提出“人文学科最大的危机是阐释世界的能力在弱化以及人文学科主要面临几点困境”的观点,引发了大众关注。

王尧作为知名学者、作家,苏州大学讲席教授、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其著作《“新时期文学”口述史》以独特的视角和鲜活的一手资料,极大丰富了其所呈现的文学时期的文史肌理,鲜活还原了众多历史场景;散文集《日常的弦歌:西南联大的回响》用细腻的笔触和深邃的思考,重现西南联大的那段传奇历史,长篇小说《民谣》则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赢得了广泛赞誉……

5月26日,正观新闻记者就热点话题,对王尧教授进行了专访。面对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人文学科该如何在坚守自身独特价值的同时,巧妙借力实现创新发展?在当今这个瞬息万变、信息爆炸的时代,现代人普遍被焦虑情绪所笼罩,该如何疗愈作用?互联网的普及对当下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在王尧教授的深入剖析下,一些问题逐渐明晰。

王尧教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坚信创造性的研究和写作不会被AI替代”

正观新闻:您此前提到过,近期参与的各类学术会议中,AI对人文领域带来的冲击以及人文学科所面临的危机成为高频热议话题,您主要关注哪些问题?

王尧:首先向正观新闻的读者朋友们问好。确实,近几年的学术会议,几乎很少不涉及AI话题,特别是DeepSeek问世后。AI成为人文学科领域关注的重点问题AI的冲击是多方面的,有人担心AI会取代工作岗位,有人甚至担心人工智能会反噬人类。

人文学者历来对人、人与技术的关系十分敏感,自然而然会对AI在当下和未来的影响好奇和担心。我不是研究AI的专家,作为人文学者,我更多关注的是AI对社会生活、思想方式、伦理道德以及人的主体性的影响。人文学科的危机,在AI还没有成为话题时就已经出现。每一次的技术进步都会带来人文学科的变化,当社会生活、思想方式、写作方式发生变化时,人文学科的问题和方法都有所变化。

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觉得人文学者更要重视在这些变化中,人文学科的内部问题是什么?所以,我在不久前人民大学和苏州大学联合召开的人文学科大会上提出,人文学科最大的危机是阐释世界的能力在弱化。

正观新闻:如今不少创作者尝试借助AI进行文学创作。那么,“AI作为辅助工具”是否已经成为现在发展态势下的大势所趋了呢?在这个过程中,创作者又该如何把握主导权?

王尧:人机合作进行文学创作的成果已经出现,我看到有同行人机合作写作小说。我请教过法律界的朋友这类“作品”的著作权问题。朋友告诉我,AI“作品”的著作权目前没有得到确认,它涉及的还是“作者”的问题。

“AI作为辅助工具”,对一些人的创作和研究或许有所帮助,会不会成为一种趋势,还不能下结论。长期以来,对“作者”和“作品”的要求是明确的,强调个人的独创性,这是一种学术伦理。

正观新闻:今年不少高校相继颁发AI使用规范,规范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行为。您认为教育者应该如何正确引导学生在AI时代进行文学学习和创作?

王尧:刚才我已经提到,这涉及学术伦理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些规定是必要的。我们今天确实已经无法回避AI对学习和创作的影响,AI肯定会改变大学的教学模式,AI生成的成果可能会成为学习、创作和研究的参照,会提供一些思路和方法,但不能替代个人的创造性劳作。

正观新闻:人文领域中一些人对于被AI人工智能的替代和焦虑,是否可以看作是焦虑者对自身能力不自信的表现?

王尧:我和许多人文学者一样,坚信创造性地研究和写作不会被AI替代,但AI会改变我们以往对许多问题的理解。焦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未知世界的担忧,不一定是对自身能力信心不足的表现。其实任何时候,人文学者都有应对不了的问题,能力是相对的。

正观新闻:您认为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迎接这些新变化?

王尧:我只能说就自己而言,积极面对,处惊不变,在调整中稳住自己的底盘。

王尧教授(来源于苏州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

“读书的方法首先是去读”

正观新闻:除了人工智能,“焦虑”也是现在大众讨论度较高的一个话题。您觉得当下现代人的精神焦虑主要源于哪些方面?您会有自己的焦虑吗?

王尧:如果很多人对人工智能的焦虑是担心工作被替代,那么我觉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种焦虑其实可以暂时放下。

焦虑是人的正常情绪,如果焦虑成为一种症状,那就是另外的问题。只要生活着,焦虑无所不在。我也时常处于焦虑中。我也是一个普通人,生活是一地鸡毛,这段时间我就为老父亲的身体状况焦虑。但我是老师,面对的是学生,所以我的焦虑往往会被压抑住,现在也在思考能不能找到其他缓解焦虑的方式。

精神焦虑是现代人的特征,焦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生存的压力,发展的压力,还有莫名其妙的压力。我们要学会放下压力,缓解自己的焦虑。

正观新闻:阅读通常被认为是缓解焦虑的一种方式。如今有声书、电子书等阅读方式成为了很多人的首选。您认为这些新兴阅读方式在缓解现代人焦虑方面有哪些优势和不足?

王尧:阅读的意义非常广泛,一个人在阅读中对生活、命运、人性、社会、世界会有更广泛的理解,有可能会找到一些人生的答案,会找到安放自己的居所。至于是读有声书、电子书,还是纸质书,这不重要。当然我主张大家多读一点纸质书。纸质书有书香的感觉,比其他样式的书更温馨。新兴阅读方式可能更及时,更便捷,因人而异。

正观新闻:您平时花在阅读上的时间大概有多少?日常偏爱哪些类型的作品,除了文学作品,您是否会广泛涉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其他领域的书籍?

王尧:我的日常生活就是阅读、写作、教书和社会服务,很难计算出具体的阅读时间,这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若是出差,也都带着电脑和几本书。除了“文史哲”等专业书籍外,我看杂书也很多。我写小说和散文,得阅读很多与专业无关的书,这样说确实是广泛涉猎。

书到用时方恨少,这话不会失效,不同的书籍建立起了认识任何世界的不同维度。我一直跟学生讲,读书的方法首先是去读。

正观新闻:您偏爱的阅读类型,在您的创作风格和理念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些作品吸引您的核心特质是什么?

王尧:一个人的思想、观念、语言和文体风格,是多种因素形成的,那些与自身个人气质、思考方向、审美追求更接近的书籍会产生更大的作用,但这也不排斥个人兴趣之外的书籍,所有的阅读都会成为资源,会经过再筛选和再创造。

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有鲜明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的学术著作,喜欢文学性与思想性融合的小说。

王尧教授(来源于苏州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

我始终坚持对历史的追问,对人性的探寻

正观新闻:您的研究和创作风格随着时间在不断变化,能否谈谈在不同阶段,您的研究、创作理念和风格转变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

王尧:我的问学之路始于散文研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直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出了几本书。在这个过程中,我充分注意到了文学与思想文化的关系,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后,我更多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思想文化问题,同时介入文学生产的前沿,写了一些批评文章,基本在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之间。

如果说有什么特点的话,可能就是重视文学研究中的思想史视野和方法。我青年时期喜欢写散文,2021年在《南方周末》写了一年专栏后,基本停止了散文写作,学术研究的任务太重。直到2018年,在《收获》写作专栏“沧海文心”,恢复了散文写作,之后连续在《钟山》《雨花》《上海文学》写了几年散文专栏。这些散文大致写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我青少年时期的乡村生活,其中《上海文学》的专栏“纸上的生活”有些特别,具有探索性,所谓“纸上”,是让自己从“历史”和“现实”中腾挪出来,给写作更大的自由时间空间。我青少年时期也有小说家的梦想,长篇小说《民谣》发表后,我曾写文章谈自己的创作历程,但我从来没有用“风格”这个词谈自己的作品,现在谈风格可能还为时过早。

正观新闻:在您的创作中,有没有特定的主题或者情感一直贯穿其中?

王尧:我觉得自己是个有人文情怀的写作者,如果说有什么主题或情感贯穿在我的创作中,那就是对历史的追问,对人性的探寻,我对语言和文体的个人特征很在意。

正观新闻:在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的长期研究中,哪个思潮阶段的研究让您投入精力最多、感悟最深?这个阶段的研究对您的整体学术体系构建起到了怎样的关键作用?

王尧:五四新文学、延安解放区文学和八十年代文学,这几个阶段是着力比较多的,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架构建立在这几个阶段的研究和思考中。这几个阶段关涉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重要节点,文学自身的进程深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当然,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我们需要深刻思考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内部问题”。

正观新闻:文学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时代精神紧密相连。在当下,文学应该如何引导社会文化的发展?

王尧:文学深受社会文化的影响,但又有很强的自主性。文学影响人的思想、精神、审美和语言,在社会文化发展中应当创造优秀作品,为中国文化积累精神财富,以真善美度人。

正观新闻: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文学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渠道。您如何看待互联网在推动中国文学发展方面的作用?

王尧:互联网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我们熟悉的网络文学,便是互联网的产物。

当代文化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以技术为支撑的新媒介十分活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学的生产机制,其中包括文学的跨文化传播,由过去的单向度,成为现在的多样化。当生产机制发生变化后,“文学性”也受到冲击并重构,反过来影响我们的研究领域。在看到这种积极变化的同时,我们还需要以批判的立场对待新媒介存在的问题,比如说碎片化的问题,加速度传播带来的泡沫化问题等。


统筹:石闯
编辑:梁宸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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