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5000多年前，中国进入邦国时代，中华文明初步形成以各个邦国为核心的多元文明，此后，多元文明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汇聚、碰撞、融合、蝶变，终于，距今4100年前，夏部落在众多邦国中脱颖而出建立夏王国，各区域的“多元文明”随之被夏王国的“一体文明”所主导，“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完成奠基，邦国时代退场了，王国时代开始了，中国历史发展开启新纪元。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表明，夏王国是在今日郑州建立的，夏王国在郑州建立的第一个都城王城岗遗址标志着王国时代的开端。

一、开创“家天下”的王国

由邦国时代迈向王国时代，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王权政治的形成。在中国，“家天下”的出现是王权政治的基础，而中国“家天下”的形成是从夏王国开始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详细记述了这一过程。

距今4000年前，全球范围内发生了极端的气候变化，大旱和洪水接连不断，给人们的生存带来严重威胁，各个地区的人们为治理洪水而奋勇斗争。在这场事关生死存亡的治水决战中，“天下万邦”中的夏部落引人注目，他的首领大禹不仅以疏导的科学方法驯服了水害，还以治水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公而忘私品德赢得大家敬重。在邦国联盟首领舜去世以后，邦国成员将大禹拥戴为邦国联盟新首领。以崇高威望成为邦国联盟首领的大禹，为了邦国联盟的安全和协调一致，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他率领邦国联盟对屡次侵掠中原的苗裔进行了战争，将其驱除，使中原地区迎来了相对安定的历史时期。随后，大禹又在会稽山与诸侯会盟商讨邦国联盟发展大计，在这次会盟中，邦国之一的防风氏首领姗姗来迟，为了巩固和强化邦国联盟首领的地位和权威，大禹便杀了防风氏的首领。作为邦国联盟的首领，可以处死一个邦国的首领，这标志着原有的邦国联盟首领的召集权力正在向至高无上的王者权力转变。

在禹任邦国联盟首领的时候，他也曾想按照邦国联盟原有的禅让制度，通过选举的方式，把自己手中的权力交给贤德的人。相传大禹曾推举东夷人首领伯益为继承人，但各邦国部落都反对伯益，而共同拥戴大禹的儿子启，不论前来朝贺或裁定诉讼，他们都去见启而拒不见益。有的还为启大唱颂歌、造舆论。益不得不让位于启，自己躲到了箕山之阴，《古本竹书纪年》则说 “益干启位，启杀之”。总之，禹去世前后的继位斗争十分尖锐而残酷，最后启取得了最后胜利，继位称王。启之后，王位又传给了儿子太康，随后，权力继续在夏氏父子、兄弟中相传，《史记》明确列出了夏代17位王的详细世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公共权力置于家族权力的邦国盟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世袭传承的“家天下”的国家，王位世袭制度的确立，使邦国时代的“禅让”制度遭到了破坏，“社会公仆”演变成为“社会主人”，公共权力演变为国王权力，邦国演变为王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变革。以这一重大变革为标志，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国——夏王国诞生了，从此结束了早期文明多中心的邦国纷争时代，开始了一统王朝的历史新时期 。

二、开创广域统治的王国

王国时代是以权力的广域统治为重要特征的，从《史记》记载和现代考古发现来看，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广域统治范围的王国。

从《史记》等典籍记载来看，早在大禹治水时，其所抵达的地区就十分广阔，为了疏通水流，他先后治理了岐山、荆山、雷首山、太岳山、太行山、王屋山、常山、砥柱山、碣石山、太华山、大别山、衡山等，又整治了黄河、济水、淮河等河流，这个范围东边到了今日山东、江苏北部一带，北部到了今日河北中部、山西南部一带，西部到了今日陕西东部一带，南部到了今日长江一带。《禹贡》中则记载，大禹为了治水方便，把天下划为冀州、青州、豫州、扬州、徐州、梁州、雍州、兖州、荆州等九州，这个范围与《史记》记载的大禹治水涉及的范围大体一致。这既是夏王国诞生之际其所在的邦国联盟势力范围，也是夏王国建立之后呼风唤雨的区域。

现代考古学为我们揭示了地下埋藏的夏代文化遗存涵盖的区域。在古冀州所在的今日山西南部，发现了属于夏代晚期的面积达25万平方米东下冯遗址，有灰坑、房址、墓葬、水井、陶窑、冶铜等遗存。在古兖州所在的今日河北南部、山东北部、河南东北部，发现了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处于夏代时期，有可能为夏代属下某些“邦国”的文化遗存。在古青州所在的今日山东中部，也发现了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应当也是夏代的“同盟国”“附属国”。在古徐州所在的今日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发现了具有夏代晚期文化特征的薛家岗、肥西等遗址。在古扬州所在的今日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发现了马桥、肩头弄、上莘桥等遗址，发现了具有夏代晚期文化元素的器物。在古荆州所在的今日湖北、湖南，发现了具有夏代晚期文化元素的宜昌白庙、宜昌中堡岛、宜都红花套、宜都毛溪套、宜都向家沱、秭归朝天嘴、江陵荆南寺等遗址。在古梁州所在的今日陕西南部、成都平原、云南和贵州北部地区，发现了具有夏代晚期文化元素的三星堆等遗址。在古雍州所在的今日陕西、甘肃、青海等地区，发现了具有夏代晚期文化元素的客省庄、齐家、天水等遗址。在古豫州所在的河南、湖北北部地区，发现了王城岗、新砦、二里头等数百个夏代文化遗址。这些遗址的遗存真实反映了夏代势力影响的大致范围，而这个范围中心所在的嵩山地区，一系列城池和高规格文物的发现，证实史载夏王国的统治中心及王畿就在这里。

在中国历史上，夏王国是第一个影响范围如此广大的国家，尽管这个范围尚难以确立是其疆域，但显然，其广域的影响力，或者说控御力都是空前的，而此前邦国时代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难以与其相比拟的。夏王国范围辽阔的广域统治，奠定了王国时代的基础。

三、开创国家制度的王国

尽管5000多年前的邦国时代随着文明的形成已经出现原始国家，但国家制度文明的内容至今尚无从清晰知道，我们现在能够从古代典籍中寻到的最早国家制度的吉光片羽集中在《夏书》《夏训》《夏礼》《夏时》《禹之总德》《禹誓》《禹刑》等篇中，而这些篇章都为夏代所传，也是我们能够读到的中国古代早期最丰富的国家制度文明。正是夏代国家制度文明的形成，铸就了王国时代的核心。

夏是由邦国共主演变为一统王国的，这种通过和平合作建立的国家，基本保留了各地的政权和势力，属国依然具有强烈的独立特征，中央王朝与其属国之间没有形成互相统属的立体结构。这种由多层次政治实体和多部族共同体组成的夏代社会，构建了以夏王为“天下共主”的王朝，形成了众星拱月的格局。夏王既直接统治着王邦，也间接支配着若干属国和族邦。属国和族邦的首领，在王朝中央任职，既是对王朝国家事务的参与，也是对中央王国 “天下共主”地位的认可。而各个属国和族邦，分处各地，则履行着藩屏王邦、守土卫疆的责任与义务。

在国家制度中，夏王是王国的最高统治者，正式称谓是“后”， 如夏后启。王位继承实行“天下为家”的父子世袭制。夏王也是王国最高军事指挥官，此外，还掌握着神权，是巫师之长。《礼记·明堂位》记载“夏后氏官百”，他们依照典章“夏礼”管理行政、军事、司法和宗教。有“六卿”，平时为行政长官，战时为领兵的武官；有“车正”，负责管理宫廷出行事务；有“庖正”，负责宫廷膳食事务；有“牧正”，负责畜牧事务；有“御龙氏”，负责驯养动物事务；有“稷官”，负责农业事务；有“水官”，负责水利事务。此外，还有负责天文的官员、负责占卜的官员、负责刑狱的官员、负责政令教化的官员等。

夏王国设置了军队，《尚书·甘誓》载：“大战于甘，乃召六卿。”郑玄曰：“天子之兵，故曰大。”夏王是最高军事指挥官，实行的是临时征召的民军制，兵士平时是从事生产劳动的基本成员，只在战时将其征集出战，兵民合一。兵种有步兵和车兵，战车是主要作战形式，每辆战车上配三名战士。军队装备有用铜制作的兵器以及铠甲，兵器有钺、戈、镞等。除中央王朝有一支国家军队外，地方侯伯也有自己的部队，夏王征战时可以调遣指挥，《说苑·权谋》载，夏桀在抵抗商汤起兵时就曾“起九夷之师以伐之”。

夏王国制定有刑法，《左传·昭公六年》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禹刑分为死、墨、劓、膑、宫和幽闭6种，以肉刑、死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初见端倪。夏王国还实行宽严结合的办法，以德辅刑，实行了赎刑。夏王国还修筑了监狱，称“夏台”或“圜土”，《史记·夏本纪》记载，夏桀就曾“乃召汤而囚之夏台”。

夏王国时期，后世中国所传承和实施的国家制度已具雏形。

四、开创文明灿烂的王国

从邦国时代迈向王国时代是以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基础的，从考古发现的夏代遗存来看，这一时期的社会文明成就比邦国时代有了跨越式发展。

农业在夏代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世本》等文献中记载，夏人有治水的经验，他们开掘了水井，“尽力乎沟洫”，用于农业灌溉。文献中还记载“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咎繇做耒耜”，说明农业生产工具已进入耒耜阶段。水利设施的建设和农业生产工具的改善，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产品的收获大有提高，在郑州王城岗等遗址中发现了当时农作物的品种已有粟、稻、小麦等。由于农作物的丰富，夏代造酒发达，世人饮酒成风，《尚书·大传》说，“夏人饮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 农业的丰产也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夏王朝和各诸侯、方国中设有职官专门管理畜牧业，少康就曾为有仍牧正。

手工业制造技术有质的提高，铸铜是夏代新兴的手工业，“禹铸九鼎”的记载和出土的大量青铜器，说明夏代既能采矿，又能铸造各种器皿，冶铜技术是相当进步的。其中尤以青铜工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出现了多块内外范拼合浇灌铸造等技术，在郑州王城岗、新寨遗址中发现了青铜容器残片，在二里头遗址、望京楼遗址、西史遗址等发现了完整的青铜器，品种丰富，涉及社会方方面面，有容器、兵器、乐器、装饰品、生产工具等，开启了青铜时代。陶器烧制不仅广泛使用了快轮制造技术，在方法上又多有改进，使陶器的造型美观精湛，胎质细腻坚硬，器表镂刻的各种纹饰庄重华美。特别是磨光黑陶，器表漆黑发亮，器壁薄如蛋壳，将制陶技术推向了新的高峰。石器制造技术已炉火纯青，各种石器的磨制几乎没有钻孔损毁或重钻的现象。此外，木器、漆器、玉器、骨器、蚌器以及纺织制造等，都可能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夏代的交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车辆有了相当的规模，当时国家机构专门设置了“车正”一职，用来管理车辆。

由于天象与农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关系极为密切，夏代对天文历法的观察研究进一步深化，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历史文献中曾有夏代“辰不集于房”和“夜中星陨如雨”的记载，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日食和流星雨的记录。在夏王国后期的诸王中，胤甲、孔甲和履癸等都是用日干为名，说明我国传统上用六十甲子记日的方法，可能在夏代已经存在了。历史上传下来的《夏小正》，是后人追记的“夏时”，它将1年分为12个月，依次载明了每月的星象、动植物的生息变化以及应该从事的农业活动，反映了夏代对于天象和物候等方面的认知。从商代成熟的甲骨文可以推知，夏代应当有了初具体系的文字，郑州王城岗遗址就发现过刻在陶器上的单字，这个字与后来的甲骨文是一个体系。郑州黄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有刻字甲骨，甲骨背面上有5个圆形灼痕，正面有两个刻画符号，特别是第二个符号和殷墟甲骨文字的笔画已相差无几，专家释读，此符号为“夏”，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夏代甲骨刻文，但遗憾的是，夏代成篇的文字还没有发现。

夏朝的音乐舞蹈已经具有一定水平。《山海经》中曾记载了夏启得九辩、九歌的神话。《楚辞·离骚》也说:“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 孔子甚至认为，夏乐已达到了完美的境界。在郑州、洛阳等地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夏代的乐器有石磬、陶埙、铜铃等，证实夏朝的音乐、舞蹈，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五、开创崭新时代的王国

现代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表明，传承于今天的中华文明是在夏、商、周三代时期形成的，对古代文化有深入研究的孔子认为，夏是开拓和奠基者，他说：“三代之礼一也，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意思是三代之礼，精神实质是相同的，都是被百姓共同遵守的，仅是仪式细节上有差别，它们之间是“夏造殷因”的关系，即夏代创造、商代因袭的关系。精辟指出了夏代是礼仪制度的开创者。

夏代是创立中国国家制度的开启王国 。当夏的建立者大禹走上部落酋长大位的时候，还是禅让制的天下，大禹以公而忘私、卓有成就的治水业绩受到大家拥戴被公推继承舜位。当大禹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却凭借父亲的威望，当仁不让地继承了父位，这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转身。自此，以禅让制为主导的“公天下”消失了，以世袭制为主导的“家天下”开始了。夏王朝创立的这一政治制度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伟大变革和开端，开启了上古政治文明的先河，它顺应了历史潮流，影响中国4000年，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人类社会的发展。

夏代是成就中国核心腹地一统局面的奠基王国 。夏王国建立前，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许多部落在聚落的基础上筑起了城池，他们以此为依托，各自为政，相互独立，形成了一个个壁垒森严的城邦国家。在不断的碰撞融合中，夏部落以自己的雄厚实力和仁爱德政成为号令天下的“邦国共主”。自此，在中国大地上，南到江淮，北到太行，西到华岳，东到齐鲁，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在广阔区域内“一呼百应”的新局面，“禹划九州”“禹铸九鼎”“涂山之会”“钧台之享”“九夷之师”等这些传承了4000年的历史故事便是夏王国一统天下的写照。这是对历史中国有着奠基意义的重大历史事变，中国核心腹地的一统局面自此开始形成。

夏代是垂范中国社会发展的创世王国。作为首个一统“历史中国”的开国之朝，400余年的创新探索，建立了中国早期的一统国家形态、初步的社会结构、基本的军事制度、能言的文明之规。这些创新，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此后4000年中国国家时代的基本架构源自夏王国，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规范肇始于夏王国，以中原文明为内涵的夏王国“一体文明”成为一统天下的主导文明。

六、王城岗遗址——王国时代的开端

夏王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国，是王国时代的开创者，由于历史太过久远，又缺少文字记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夏王国的历史似乎虚无缥缈，甚至连都城所在也难以确指。到了20世纪，随着现代考古学的产生，夏王国的面纱才慢慢揭开。

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依据文献记载开始了对夏代史迹的调查，他在嵩山东南的登封、禹县和嵩山西北的偃师发现了一系列遗址，揭开了“夏墟”考古的大幕。1959年，考古工作者开始对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经过数十年连续不断的工作，发现了环壕、城墙、宫殿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出土有玉器、铜器、骨角器、蚌器和绿松石青铜牌饰等一系列高规格遗物，根据碳14测年结果，二里头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00年。1977年，著名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根据典籍中“禹都阳城”的记载，在郑州嵩山之阳登封告成王城岗，发掘出了经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2022年的城池。这座城池由三重城墙和一道环壕组成，城池面积在35万平方米以上，城内发现有夯土台基、奠基坑、青铜器残片、刻文陶器等重要遗存，这是中原地区发现的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城池。1979年著名考古学家赵芝荃先生在郑州新密新砦村发现了一处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拥有内外三重城壕和一重城墙的大型城址，城内发现大型夯土台基、手工业作坊、窖穴、墓葬、玉器、铜器、骨器等遗存，尤为珍贵的是出土了雕刻精细的夔龙纹、兽面纹的陶器残片等。经碳14测定，新砦遗址时代为公元前2050—公元前1750年。1979年，著名考古学家方燕明等先生在王城岗遗址东南数十里处的许昌禹州的瓦店发现了面积100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以地面起建的大型建筑基址和祭祀坑为代表的遗迹，以及以精美陶酒器、玉鸟、玉璧、玉铲和大卜骨为代表的遗物，表明此遗址规格很高，经碳14测年，瓦店遗址时代为公元前2100—公元前1900年。此外，在郑州还发现了望京楼城、人和寨城、曲梁城、东赵城、大师姑城、西史城等城池以及数以百计的遗址，在南阳发现了八里桥遗址，在平顶山发现了蒲城店城池、余庄遗址，在周口发现了时庄遗址，在焦作发现了孟庄城池，在山西发现了东下冯遗址等，这些城址、遗址年代均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00年。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认为，从历史典籍记载和大量考古成果看，夏王国存在的年代应在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

在以上这些考古发现的遗址中，二里头遗址、王城岗遗址、新砦遗址、瓦店遗址以其庞大的规模，高规格的出土文物，引领风骚，呈现出不同凡响的都邑性质。而从年代上看，王城岗遗址、瓦店遗址最早，新砦遗址居中，二里头遗址最晚，呈现了这一历史时期自早到晚的完整发展历程，它们为廓清夏王国的历史迷雾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依据。

按照《史记·夏本纪》等文献记载，夏王国从禹开始，共传14世、17王，存国470年左右。夏王国统治的中心地区在今天河南一带。夏王国都城先后有过几次迁徙，如禹都阳城、启都黄台、桀都斟寻等，另外还有迁都安邑、帝丘、老丘、西河、商丘等说法。夏都的多次迁移，或东进或西向，说明夏王国政治中心地位还不巩固，这与他取得政权的方式是有关系的。由于夏启的“家天下”不是靠军事实力而是靠父亲威望建立的，因此，夏王国的统治实力及其能力都是有限的，这就导致在夏王国470余年的历史中，不断发生重大历史变故。夏启继位之初，便有同姓的有扈氏不服，起兵反对，启亲率大军进行讨伐，有扈氏战败被“剿绝”。启死后，儿子太康继位，太康沉浸畋猎游玩而不恤民事，结果被东夷的后羿乘机夺取了王位，史称“后羿代夏”。太康五位弟弟西逃到了黄河与伊洛河交汇处，望水反思，追述大禹的告诫而作《五子之歌》，表达悔意。后羿掌控夏王国政权之后， 恃其善射而不理政务，废弃武罗等贤臣，重用善于谄媚的寒浞，结果寒浞乘后羿畋猎之机，将后羿及其全家杀死，篡夺了王位。借此之机，夏王室的少康重新积聚力量，剿灭寒浞，夺回王位，史称“少康中兴”。少康子帝杼继位后，继续整顿武备，向东发展，居住于今海岱和淮泗流域的“九夷来宾”，向夏纳贡祝贺，夏王国势力达到鼎盛时期。到了孔甲为帝时，“好鬼神，事淫乱”，王邦属国首领相继叛夏。帝夏桀时，更是荒淫无度，为政暴虐，终于导致夏王国的灭亡。

从20世纪开始，人们依据历史文献，结合考古发现，开始了对夏王国的持续深入研究，夏王国开始从历史深处向人们走来。沿着《国语》载“伊洛竭而夏亡”、《古本竹书纪年》载“桀居斟寻”等线索，考虑到二里头遗址位于伊洛河畔，是夏代最晚期的遗址，旁边还有年代上紧随其后的商代尸乡沟城池，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认为，二里头遗址为夏王国晚期的都城遗址斟寻。根据《穆天子传》的记载：周穆王“南游于黄台之丘，以观夏启之所。”人们在《水经注》中寻到了黄台的位置：“洧水又东南，赤涧水注之。水出武定冈，东南流，经黄台冈下，又历冈东，东南流注于洧。”这个黄台所在位置恰恰位于新砦遗址旁边，考虑到新砦遗址年代上稍晚于王城岗遗址，又早于二里头遗址，专家们认为，新砦遗址为夏王国国王启的都城。依此上推，王城岗遗址和瓦店遗址当为夏王国的早期都城，究竟谁是夏王国的开国之都呢？

人们查阅文献，发现了一系列重要线索。许多文献都讲，大禹建都于阳城，《古本竹书纪年》:“禹居阳城。”《世本》:“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孟子·万章上》:“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史记·夏本纪》:“禹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 阳城在哪里呢？《孟子·万章上》赵岐注：“阳城，箕山之阴，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以藏处也。”《史记·夏本纪》《集解》:“禹居阳城，今颍川阳城是也。” 《水经》:“颍水出颍川阳城县西北少室山东南，径阳城西……东南流入颍水。颍水径其县故城南。昔舜禅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启，并于此也，亦周公以土圭测日景处……县南对箕山。”杨守敬《水经注疏》按：“汉县属颍川郡，后汉属河南尹，魏晋因，后废。后魏复置，为阳城郡治，在今登封县东南三十五里。”杨守敬又按：“《九域志》:登封有箕山，山在今登封县东南三十里。”又《括地志》:“阳城在箕山北十三里。”另据《史记·郑世家》和《韩世家》记载，韩文侯二年（公元前385年），“韩伐郑，取阳城”，说明阳城属郑国。据上可知，禹的都城为阳城，阳城在嵩山与箕山之间，据此考察，其位置在今日郑州嵩山东南的登封告成镇，这里北依嵩山，南面箕山，恰是文献上所说禹都阳城所在位置。今日告成镇在唐代以前为阳城县，公元696年，武则天为庆贺自己“登嵩山封中岳大功告成”，才将阳城县改称告成县。巧的是，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登封告成镇发现一座战国至汉代的城池，城内出土的陶器上印有“阳城”戳记，证实早在战国时期，今日登封告成即为阳城，更巧的是，王城岗遗址正位居战国时期的阳城之侧，一系列证据指向，王城岗遗址就是大禹所都的阳城。

瓦店遗址又与夏王国是什么关系呢？人们再查文献，今日瓦店遗址所在，历史上称为阳翟，据《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翟条下自注：“阳翟，夏禹国。”《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徐广《史记音义》：“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后居阳翟”。《左传昭公四年》载：“启有钧台之享”，杜预注：“河南阳翟县南有钧台陂，盖启享诸侯于此。”综上可知，阳翟也是夏王国重要的邑所，是大禹的封国，夏启还曾在此举行盛大的献祭神灵的活动。有意思的是，在古阳翟之地发现的瓦店遗址距王城岗遗址仅数十里之遥，都坐落在颍河之畔，交通极其便利。由此不难看出，瓦店遗址与王城岗遗址实质上是一个统一的组成部分，而从王城岗遗址规模宏大的城池和瓦店遗址无城且不规则的遗址分布这一差别看，毫无疑问，王城岗遗址是大禹所都阳城，瓦店遗址应为夏王国的离宫。

夏王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传承有序的王朝，而王城岗遗址是夏王国的第一个都城，中国历史从这里起步开启了历史新纪元。正因为夏王国是在今日郑州开国立都的，所以，在夏王国470年的历史中，郑州成为夏王国发展的盛大舞台，它的大部分时间是以郑州为中心的，在已经发现的夏王国四大都城遗址中，郑州占了禹都阳城、启都黄台两个，在已经发现的12座城池中，郑州占据了一半。郑州是夏王国时期城池和遗址最集中的地区，郑州发现的极其丰富的夏王朝时代的遗迹遗物，展现了夏王朝从发轫到强盛、从邦国盟主到一统王朝的宏大历史进程和多姿多彩的社会景象。

夏王国是王国时代的开创者，夏王国是在王城岗开国立都的，夏王国是从王城岗开始起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城岗遗址是王国时代的开端，中国历史从这里开始迈向王国时代，中华文明从这里开始书写崭新篇章！

（来源 郑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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