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中专门提到查良铮（笔名穆旦）和王道乾的译文文字对他的影响，“小时候，有一次我哥哥给我念过查良铮先生译的《青铜骑士》：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大城/我爱你严肃整齐的面容/涅瓦河的水流多么庄严/大理石铺在它的两岸……他还告诉我说，这是雍容华贵的英雄体诗，是最好的文字。……查先生和王先生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

很多人知道查良铮，会联想到本名查良镛的武侠大师金庸。金庸比穆旦小6岁，同属浙江海宁查氏家族，两人算是堂兄弟关系。在大众读者层面，穆旦的知名度比不上他的堂弟金庸，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穆旦的名气也是不容小觑。出生于1918年的穆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具先锋意识的诗人、翻译家，既是20世纪40年代“九叶派”诗歌的核心人物，又以精准传神的译笔将普希金、雪莱、拜伦等西方经典引入中文世界，在诗歌创作与翻译领域构建起双重丰碑。

近日，译林出版社出版《穆旦传：新生的野力》。该书为国内首部穆旦权威传记，兼为穆旦诗歌评传，全书以穆旦的生平经历为线索，结合他各个时期的诗歌创作，完整叙写了穆旦作为一个诗人的一生。全书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家世与早期的求学经历；二是西南联大时期；三是抗战以及抗战胜利后的创作与生活。借助于档案、采访资料、抗战史、回忆录、日记等，详细而有深度地书写了一个诗人的生命力。

《穆旦传》封面

参加闻一多等人的“湘黔滇旅行团”

从长沙步行到昆明在西南联大求学

穆旦1918年出生在天津。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入读清华大学外文系。全面抗战爆发后，穆旦随清华师生长途跋涉到湖南，在长沙临时大学就读，后临大西迁，改称西南联合大学，穆旦加入了由闻一多、曾昭抡等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开始了历时68天、日行32公里的长途跋涉。途中，穆旦得以近距离接触社会和底层人民，创作了《出发》《三千里步行》《原野上走路》等系列组诗。正因为有此不平凡的三千里步行经验，他体会到了“我们走在热爱的祖先走过的道路上”。走过大西南，诗人才知道，“中国的道路又是多么自由而辽远呵 ……”

1942年，穆旦放弃西南联大的教职加入中国远征军第五军，以少校翻译官的身份奔赴缅甸战场，参加对日作战。足足有四个多月的时间，他在茂密幽深、毒虫和病疫轮番袭击的原始森林里兜兜转转，绝望地寻找活命的出口。在经历了差点战死、累死、饿死、摔死、毒死、发疟疾病死、被激流冲走淹死、被无数的大蚂蚁啃食而死……侥幸逃出野人山回到昆明西南联大的穆旦，痛苦与哀伤中，他以诗人的激情，创作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上著名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没有人知道我，我站在世界的一方/我的容量大如海，随微风而起舞/张开绿色肥大的叶子，我的牙齿……”

1937年末到1948年这十余年间，是穆旦作为一个新锐诗人崭露头角，充分展现其创作潜质和能量、并达到一个令人瞩目的状态的时期。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期间编选的《现代诗钞》，就曾破例选入穆旦诗11首，数量之多，仅次于徐志摩。穆旦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了《探险队》《穆旦诗集（1939～1945）》《旗》三部诗集，将西欧现代主义和中国诗歌传统结合起来，诗风富于象征寓意和心灵思辨，成为“九叶诗派”的代表性诗人。

穆旦夫妇

穆旦（左）与友人

做一名语言的“他者”

为汉语新诗补充养分

1949年，穆旦赴美国留学，入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195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53年回国后，任教于南开大学外文系。从那时起，他全身心投入了翻译，以本名“查良铮”出版了翻译的《普希金抒情诗选》（上、下）和《波尔塔瓦》《青铜骑士》《加甫利颂》《高加索的俘虏》《欧根·奥涅金》等多部叙事长诗，雪莱、济慈等人的诗集及季靡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别林斯基论文学》等，他勤勉地去做一名语言的“他者”，以其辛勤的工作，为汉语新诗补充养分。1977年，穆旦因病去世，年仅五十九岁。

“当查良铮第一次使用穆旦这个笔名的时候，还是南开中学的一名高中生。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晚上，十五岁的他开始思考人生，写了一篇《梦》，告诉自己‘不要平凡地度过’这一生。他把‘查’字一拆为二，开始做起一个超过他年纪的半完满的梦。在梦里，他的笑如一枝带露的玫瑰，正努力地绽放出惊险、爱情和远方。”

《穆旦传：新生的野力》作者邹汉明是一位散文家，对穆旦的分析带着思考和诗意的双重魅力。他特别注意到青年穆旦的生命力很是动人，“大约从一九三五年入读清华大学开始，一直到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南开大学外文系事件发生，这二十年间他的大部分照片都有着相似的笑容：一种鲜明的灿烂的微笑，尤其是右边脸颊的笑靥，无可遏制地从心底里洋溢而出。就像绿色从植物里泼出来，英气从俊美的身体里飘逸出来，树叶从树枝上长出来一样，他笑得相当自然。而这种笑，成为他性格的一部分。……他早早地就决定了，这一生要为汉语服务。”

（来源：封面新闻 作者：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