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9月2日，安徽寿县张李乡党委书记陈多田的一条“征婚广告”刷爆了朋友圈。“辖区南场村的小梁今年37岁，未婚，在上海工作月入过万，在淮南市有房有车，给小梁介绍对象成功的话，张李乡党委、政府奖励2000元！”

乡镇主官的号召力、影响力果然不一般，就在朋友圈发后不久，不光零散媒人上门了，“红娘栏目”也行动起来了。当日下午，就有好消息传来，有“红娘”即将“牵线”成功。也祝福这名被关注的大龄男青年，能够如愿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乡党委书记当“红娘”，帮大龄男青年脱单，当然是一件美事。但要看到，像小梁的情形并不典型，毕竟农村大龄男青年不是人人都能“月入过万、有房有车”。要解决更广大的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问题，远非陈书记发朋友圈“举手之劳”那么容易。

前不久，云南大理州政府网站公布的一份对政协委员建议的答复中显示，截至2023年9月底，全州共摸排出35-55岁未婚男性32844人，且大多数都是农村户籍，这个数字确实让人发愁。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京，在一篇研究文章中提供的宏观数据显示，我国男性“过剩”人口总量，2000年之后保持在3500万上下浮动。根据2020年普查数据推算，全国未婚男女比例是13∶9，农村未婚男女比例是2∶1，而农村大龄未婚男女比例则高达13∶2，进一步加剧农村“光棍”群体规模扩大的风险。

农村大龄青年婚配难题，有着综合社会因素和复杂成因。除了人口性别量差之外，在婚姻梯度匹配和女性人口阶梯流动规律作用下，城乡和区域婚姻市场差距持续拉大，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婚姻市场持续“扩张”，经济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婚姻市场持续“收缩”，加重落后农村地区男性婚姻挤压效应；此外，结婚成本、个体弱势等资源配置失调，导致部分适婚个体陷入暂时或偶然婚配困境。

家庭是社会稳定器，是规避一些社会矛盾的载体，大量未婚人口也会给社会发展带来影响。从这个角度出发，政府会有动力、有责任去做一些工作。比如同寿县张李乡一样，许多地方出台激励办法，用经济手段对红娘进行奖励；有的地方成立了解决大龄未婚男青年婚姻问题工作专班，等等。

这一类举措对缓解年轻人婚恋交友难问题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各地在实施类似工作时，需要加强资质审查与管理，杜绝“骗婚”“买卖婚”等情况发生。

农村大龄男青年娶妻难问题既是个人家庭问题，更是宏观社会结构问题，涉及多层次的经济社会成因，并对经济社会产生复合的衍生影响，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需要整体研究和系统解决。对于这一结构性难题，需要从上到下形成一套系统思维，通过经济、社会、文化、基层治理等多种方式进行综合治理，推动系统解决。这个过程中，党委政府、工青妇等群团组织、企业、社区等社会各方力量需要群策群力、形成合力，利用各方资源打出组合拳。

经济社会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最为根本的，要从发展经济上着力，让乡村振兴与城市化同步发力，缩小地区差距，缩小城乡差别。产业发展好了，经济条件提升了，相信会引来越来越多的“金凤凰”，问题才能够得到极大程度的缓解。

基层的治理对象是人，关注人的生存、生活和发展，是新情势下基层政府的重要责任。像身为乡镇党委书记陈多田这样的“父母官”主动作为，为辖区大龄青年婚事操心，固然值得肯定，但要让更多农村大龄男青年“脱单”上岸，还需长时间、整体性解决“农村大龄男性婚配难”这一系统工程。

（原题为《乡镇书记朋友圈替村民征婚，现实之困需要综合求解》作者 龙之朱 来源 红星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