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君君（化名）“游动”的第五个社区。

半年前她还和无数年轻人一样，赶着打卡时间涌向通往写字大楼的地铁，而现在她已经坐在一幢树木环绕的三层民居小楼里，隐居在城市与乡野之间，从窗子望出去，远处山水掩映，云卷云舒。

君君在友谊分享社区的工作窗景

苍山洱海、风花雪月，再加上生活成本低，舒适安逸的优势，让大理这座边陲小城在数十年间相继被冠上“文艺青年圣地”“数字游民聚集地”等名号，蜕变为年轻人心中的旅居圣地。

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过着一种不限制工作地点、线上完成工作项目的流动性生活，他们原先有一个共通的名字叫“自由职业者”，而现在，则有了一个更为贴切的称呼——“数字游民”。

数字一词，可以通俗地理解为互联网；游民，则表征一种超出定居定点生活的状态。

这两个词连接起来，便打破了以工厂、公司为主要单位的工作场景，解构了流水线串联起来的封闭空间，似乎让更多“打工人”奔逐到了自由广袤、水草丰美的地方，构建出以“自由”“旅居”为标签的理想生存图景。

据光明网报道，截至2022年，全球数字游民总数已达到3500万人。在中国，数字游民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群体，也被更多人看作是摆脱内卷的重要途径，从而成为年轻人追逐的生活方式。

一年体验五个社区 自由感源于“在路上”

辞掉北京的工作后，君君第一站来到了DN余村。

这是一个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的小村落，坐落在群山环绕、翠竹连绵的旅游度假区，凭借良好的硬件设施吸引了许多初级“游民”——床位新、空间大、价格便宜。

君君慕名来到这里，她觉得“余村试错成本比较低，像六人的房间，住一个月只要300块钱，是一个很好的作为数字游民起点的地方”。

余村有超过100个床位，人多，社交氛围自然也很浓郁。很多来这儿的人会主动发起活动，每周六还会在柴火房办一个小茶话会，以介绍余村的理念，同时设置一些游戏，让新人和老人完成“破冰”。

在DN余村，最便宜的6人间一个月只需要300元

大家在这样的氛围中迅速熟络起来，君君也带着蓬勃的好奇心完成了对“数字游民社区”的初步探索，一个多月后，她再次出发，到了国内数字游民的“圣地”——安吉DNA数字游民公社。

“圣地”一名并非凭空杜撰而来，这里是国内第一个专门针对数字游民建设的综合性创意园区，真真正正建设在农田乡野中，在一眼望不尽的白茶田园里，一座建筑外墙“全世界有趣的人联合起来”的醒目标语像是无声的宣言：这里聚集着一群有趣的人。

这里的功能分区丰富，私域的住宅区、用餐区、办公区、甚至放映室、讨论区、健身互动区，不同的人群需求几乎都能涵盖。深夜聚餐、围炉烤火、集体踏青、电影放映、相约健身，各种自发的活动总能迅速得到响应，满额、预约排队是这里的常态，最热闹的时候，另有几十个人在排队等候入住。

玻璃建筑的特色最俘获她的心，君君觉得，能够带给自己一种身处自然的通透感，“站在一个房间或者大厅，就可以看到对面二楼的唱歌的地方，整个空间凝聚感很强。”

君君到达DNA的时候是冬天，刚好赶上社区圣诞节的活动，大家围坐在一起过节，她被拉到乐队做主唱，在一片惊呼声中唱了一首《last Christmas》。

她遇到许多聊得来的人：一位做关于物流的远程工作的姐姐，在社区里组织了一支乐队做指挥，喜欢探索自我成长和身心灵，还会研究星盘命理；一位做小程序开发的程序员男生，是状态很e的那种人，经常叫她们一起聊天、游戏……

在DNA，生活和工作模糊了界限，周末和工作日也不再分明，游民们职业各异，这里没有职场内卷，却有思想碰撞。

君君能清晰地感知到自己的心理变化，“辞职之前，我几乎是一个在工作中会讨厌团队的人，但现在和大家一起自发举办活动，并且还参与其中，这种感觉真的很好，我第一次体会到原来团队的魅力是这么强大的，能够在个体比较脆弱、想放弃的时候给我力量。”

她把这段经历定义为自己“由i变e的重要转折点”，从习惯事先观察环境是否安全、被动的社交到开始更加愿意主动地和别人产生联系、产生“纯粹的人与人的连接和自发的共创。”

居住在DNA期间，君君还碰上了慕可合作社社区的内测，免费申请入住，收获了“房间里的落地大玻璃窗可以看到莫干山的山景”的视觉体验。

但一个半月后她还是离开了这里。一个社区的旅居时间基本在两个月，最多也不会超过三个月，这是大部分数字游民“游动”的基本周期，和她们选择旅居生活的目的息息相关。

对于君君来说，她更想拥有更多新奇体验的追求，“在一个社区停留的时间过长，探索完成后就会觉得无聊，我会打算去往新的地方，了解新的文化、风土、气候、社区特色、以及那个社区会吸引什么样的人来。”

辞去“这不是我享受的工作”

成为数字游民前，君君是一名标准的“北漂”。

她的家乡在广东东莞，读书在广州，曾在校园实习中为《时尚芭莎》做过微信平台的撰稿，也在广州K11艺术中心做过双语导览和翻译的工作。

2020年硕士毕业后，很多朋友都留在了深圳，君君孤身一人来到了北京，“可能是一种对新世界的向往，又或者说我可以探索一个新的领域，所以虽然有点害怕，但还是特别的兴奋。”

她形容自己“对新的事物永远产生好奇”，这也成为她在几年之后辞职成为一名不断“游动”的数字游民的原因。

君君留在798艺术区的一所画廊工作，从事艺术策展和管理，主要负责和一些国际的艺术家沟通，进而达成合作，再邀请他们来国内办展览，此外还要跟进国际的展品运输、寻找潜在的艺术家等。

最多的时候，她手上正在进行的项目有三个，每个展览项目的进度都不一样，“可能这一个展览还在谈艺术家合作的阶段，另一个展览它已经到了作品在国际运输的阶段，还有一个展览已经是在现场进行搭建和布展了。”

君君在画廊展厅中

班上得久了，这份工作就变得琐碎起来，许多环节都必须要团队协作才能完成，并且非常依赖于公司和平台，而这让她感到疲惫。

“我更想要做一些独立完成的工作，比如设计品牌的物料，写一些文字，或是跟别人的1V1的深度的沟通。”

这种时刻只在展览开幕的酒会或晚宴上出现，嘉宾或厂家来到画廊，“这个时候就可以跟不同的厂家去聊作品背后的理念，他们会提很多问题，以及自己的感受，艺术家也会来到现场，就可以和她们聊‘这个创作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为什么要画这个作品？’整体的工作偏艺术性，我也很享受看展本身、以及和人产生这种深度交流或沟通的过程。”

她敏锐地察觉到，公司的体系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样适合自己。

加上当时的经济环境并不好，公司隐约传来裁员的消息，她萌生了“与其每天工作8个小时拿一份月薪，不如探索一下靠自己的技能直接交换价值，掌控自己的时间，收入取决于工作的努力，这种多劳多得工作模式的念头，甚至成为自己在最后时刻好好工作的动力。

2023年6月，完成裸辞后的君君，开始探索“自由职业”的可行性。

“我自己比较向往自由，不太喜欢被人管，也不太喜欢管别人。所以经过这些考虑之后就决定说，既然数字游民这么火，又有这种专门的社区，那我就先进来试试水。”

她是周密的勇敢者，为自己设置了为期三个月的“尝试时刻”，但真正在路上时，这个时间被不断拉伸、延长，时至今日仍旧蓬勃生长。

没有收入的游民是“一盘散沙”

裸辞三个月后，君君开始焦虑。

“焦虑感来源于从一个有稳定月薪的状态变成了一个收入不稳定、很多时候都是只出不进的状态。”

她形容自己就像是一辆急刹的火车，脱离了原来的轨道，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怎么走，“大家都在说‘人生是旷野’，但是360度都是方向就是没有方向，我感觉自己就像无头苍蝇一样，能抓到什么就做什么。”

于是她开始看书，看累了就发发小红书，尝试运营一下自己的自媒体账号。

好在英语口译硕士的专业为君君在工作期间积累了不少客户，在转为自由职业的时间里，依靠着原先的翻译资源和口语优势，她在社交平台上帮别人做翻译，没活的时候就做自己的事情，收入虽不固定，但足够支撑她完成过渡。

几个月后，她将数字游民的经历发布在社交平台，积累了不少粉丝。她是一个喜欢不断探索、同时也擅长输出的选手，每一次深度的文字写作都能引发不少共鸣。

现在的君君，职业是线上的英语口语私教，同时在自媒体平台做人生教练，这是她在DNA社区时与一位姐姐聊天接触到的概念，一种新兴职业，可以帮助人们解决心理、情感、职业等方面的问题，提高自我认知和实现目标。

作为数字游民，收入的不稳定性是逃避不了的现实，君君很难像当初上班那样说出自己的月薪是多少，很多时候这个月能拿到2万元，下个月可能就只有3000元，但她乐观地认为，“我笃定自己能够赚到钱。”

她始终觉得，在良好的经济基础之上，再去和别人进行精神层面上的交流会更开心。

“并不是说经济一定是最重要的东西，假如我这个月并没有什么收入，却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也会觉得很开心，但如果连续三个月都没有收入，我就会开始焦虑。”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7月，大理的游民社区就已吸引了千余名高技能、高学历、高收入的青年游民到此驻扎。他们从设计师、程序员到旅行作家、网络博主，来自上海、北京、广东等全国各地，甚至还有海外游民。

除了收入，数字游民还有一个特点：没有周末的概念。

“不会像之前那样明确的区分工作与休息时间，想工作的话就会忙，看个人意愿。我是每天都工作，时长基本低于8个小时，如果临时有着急的项目也会加班，可能要工作8-10个小时。”

她经常会因为遇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要做个分享会，而兴致勃勃的忙活很久，甚至连饭也记不得吃，“就坐在电脑前想那个PPT要怎么做，好像忘记了时间，进入一种心流的状态，分享会之后会收到许多反馈，我就会让自己放松两天，我会很喜欢这样的节奏。”

君君享受这样的状态，有长期合作的客户、偶尔的大单，相对高的收入，和社区里更多的间歇性社交活动。

“游动”在水草丰美的栖息地

从框定的职场环境到达一个“游动”的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成为原子化的人不可避免地产生孤独与焦虑感。为了弥补人际关系的缺失，她们选择在共享空间内工作和生活。这也是近年来国内共享空间如雨后春笋般增长的原因。

但在社区生活中，个人的工作或者安排经常会与团队活动产生冲突，尤其是在人越多、社交氛围越浓厚的社区。个人的自律性如果稍显缺乏，就会把更多的精力分散在体验这些活动上面，而不是做自己的事情。

君君现在所在“友谊分享社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游民社区，更像是旅居地，只有6个人。她发现一部分人和她一样，在体验了许多社区之后，居住的社区规模反而会越来越小，以达到自己独处的空间。甚至有些人会选择不去社区，而是自己出来租民宿，或者去到山里、寺庙的一些地方住。

她认识一位做桌游设计的人，由于业务本身需要有人和他玩这个游戏以完成测试，他就会选择来到社区和人群接触，但当他想要思考游戏开发的内容时，就会住到比较清冷的地方。

“当他们想独处的时候，就会远离社区寻找自己的空间，但是当他们需要社交的时候，就会来到社区。”君君认为，自己也是这样的模式。

从第一个社区离开时，君君曾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几乎持续了两周之久，“新认识的朋友会在这样不断地旅居中走失，我又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作为一个i人，又要重新去社交、去建立，而这些重新建起来的联系也很可能会在一个半月之后重新断掉。”

这促使她开始思考：作为数字游民，怎样面对自己对深度关系的需求与不断迁徙的状态之间的矛盾？

“当我深度思考后，我发现这些分别都是短暂的，随着我游离的时间越来越久，去的社区越来越多，我总会遇到一些老的面孔，原先社区的朋友又重新见面了，而大部分数字游民在国内有限的社区中来往，这种重复的见面变得平常。”

社交圈子的重新洗牌似乎变得没有那么可怕，再认识新面孔对她来说也变成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情。

至于说更深度的社交或亲密关系，君君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自己到底应该怎样去面对。

“很多数字游民都是一个单身的状态，或者说他们在一个社区遇到合适的人，在离开的时候又重新遇到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是就此别离，还是说我们要一起去往下一趟？”

当问到君君，之后是会继续选择旅居，还是找一个地方安定下来生活时，她回答道，“把国内外的这些各大的社区都逛过之后，也许就知道哪个更适合我自己，哪个更适合长期待下去，这也是说不定的噢。”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名为化名，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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