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的拍片现场是怎样的？

是站在巨大的监视器前，专注地盯着屏幕上的每一个细节，摄影师、演员、道具师、化妆师等团队成员各自忙碌着，但所有人的目光都不时地投向他，等待着他的指令？拍摄器材六位数起步，演员片酬动辄上百万？

对也不对，这些场景或许更多是商业片的标配。

但对于专注于拍摄公益纪录片的导演蒋能杰来说，这种“大场面”或许离他稍显遥远。

“我拍片子，只是想客观真实地呈现出一些东西，去粉饰一些现象，我做不到。”公益纪录片导演蒋能杰这样说。

导演蒋能杰

今年39岁的蒋能杰已经拍摄了十几部纪录片，曾拍摄纪录片留守儿童三部曲：《村小的孩子》《路》《加一》，其中《村小的孩子》获得第三届凤凰纪录片大奖。电影《矮婆》入围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国故事单元、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单元、华沙国际电影节探索单元等。

蒋能杰与村里的孩子合影

用最真实的视角记录一件事情是非常漫长而又枯燥的过程，长时间的跟拍，天气、环境、人力、体力都是问题，还要面临因为拍摄资金捉襟见肘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到底是怎样一种信念让他坚持下来，只有蒋能杰心里最明白。

蒋能杰与村里的老人合影

他从农村走出来，也希望用镜头去记录家乡的变化，“趁自己还有表达欲望、创作欲望的时候，多拍一些片子，希望这个社会越来越好。”蒋能杰说。

“攒钱买设备，把自己的这段经历拍下来”

蒋能杰出生农村，父母靠种地艰难供应姐弟三人上学。“我10岁时，我妈我爸都出去打工了，我就轮流跟着奶奶、大伯、姑妈生活。”蒋能杰回忆说。让他最期盼的是每逢过年的时候，父母外出打工回家，“有好吃的，也可以不做家务了。”虽然艰难，但蒋能杰的父母很重视教育，他上学压力很大却不敢太叛逆，唯恐辜负了父母的期盼。

2005年，蒋能杰在高三暑假时，跟堂哥学摄影，他用胶片拍下了一张他认为很有意义的照片，那是他出生成长的地方——“棉花沙”，意为种棉花的地方。

直到上了大学，蒋能杰在图书馆里才了解到，原来像他这样长大的农村孩子们有个称呼“留守儿童”，他这才对这个群体有了概念。“那时我就想，毕业后我要攒钱买设备，把自己的这段经历拍下来。”

但是想当导演的想法，他从来不好意思也不敢和同学们分享。“怕他们笑话我，我高中大学都是学理工科的。”蒋能杰说，大学期间，他经常泡图书馆，疯狂看电影，不喜欢的科目还常翘课，考试常挂科，“所以我不是传统意义的好学生，但我并没有荒度时光。”蒋能杰说。

为了拍摄第一部作品，他回到了湖南老家。从亲身经历出发，以老家小山村私立学校的学生为切入点，探讨“留守儿童”缺乏父爱母爱这一主题，希望让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关注这一群体的家庭生活和内心世界。

由于当地小学师资力量不足，同时也为了近距离了解孩子，蒋能杰选择成为一名支教老师。大概一个学期的时间，蒋能杰不仅教授他们学习，也在记录他们的生活。

他曾经问那些农村留守儿童最大的梦想是什么，他们说是去城里打工，他们觉得那是唯一能出去的机会。蒋能杰感到很遗憾，也有些无奈，他想做点什么。留守儿童三部曲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被创作出来，被更多的人看到，他也找到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村小的孩子》海报

谈创作背景

正观新闻记者：为何选择纪录片作为自己的职业方向？

蒋能杰：感谢我大学时光，明确了我想做的事，这是很幸运的事。

可能大学电影看多了，就想自己也进行创作。拍电影电视剧成本较高，但纪录片相对好一些，特别是当今数码高清时代，设备不是大问题，关键得有想法，有创作的欲望。拍啥，拍最熟悉，最了解，最能触动我，最想表达的，那就是家乡的人和事。

比如电影《矮婆》就有浓浓的故土情结，除了关注社会和当今，也算是致敬我的童年，很多情节改编自我的童年往事。

正观新闻记者：《矮婆》这部影片入围多个电影节，对后续创作有何影响？

蒋能杰：电影《矮婆》很核心一句话就是“呆不住的城市，回不去的家乡”，每个人的身体和灵魂都希望有一个归宿。我是2017年因为孩子教育问题，离开返乡五年的农村，常住广州，进城看到农民工就很亲切，电影《矮婆》也努力呈现关于农民工和孩子上学问题。

片子是2015年开拍的，2016年拍完，2017年拿到公映许可证，2018年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举行全球首映。后来电影《矮婆》还去了上海电影节，华沙电影节等十几个影展，很好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当然，不止于此，我也希望关注社会现实题材的作品能被更多人看见，才能更好的发声，要不这类片子也就失去了意义。

我在关注社会的同时，社会也很关注我，每一个片子出来，背后有很多人支持。我常用纪录片方式呈现问题，提出问题，努力为多群体发声。

《矮婆》海报

正观新闻记者：能否讲述一下，抗战老兵晚年系列纪录片的拍摄经历？

蒋能杰：就是走近他们，听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

因为我们是志愿者，有时走访去看望他们，把外面募集的物资，给他们送过去，而且我是湖南邵阳本地人，所以看到这些老兵就很亲切。

老兵们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年代，他们的存在就是最好的历史，记录他们，就是记录历史。

正观新闻记者：关注特殊群体的纪录片《一切都会有的》，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蒋能杰：2017-2018年连续两年，我都和本片的合作搭档冯璐去了日本和澳洲考察学习。冯璐负责一家关注心智障碍群体的公益机构运营，我接触到之后很受触动，也想一起为这些特殊群体做点事。2018年回国后，我们就开始了两年多的跟拍和制作，也就有了这部公益纪录片的出现。

我不希望这个群体把自己关闭在屋子里，我希望他们可以更多地走出来，享受阳光和自由。大家消除歧视和偏见，这也是我拍摄这个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愿望。

《一切都会有的》海报

正观新闻记者：从您表达“我也在思考，为什么拍这个，我又不能改变什么”，到“后来我想通了，也给自己一个定位，我就是个记录者”，这中间是什么促使您发生了这种思想转变？

蒋能杰：我只是一个记录者，拍完之后要做的事情那是另外一件事，不是我能改变的，也不是我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

我只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这些事情。就好像我是一个做菜的厨子，那菜做好之后，卖给谁、怎么做好卖菜时的宣传，这是每个人自己的位置决定的，我就一个做菜的，我菜做完了就可以了。

其实有时候就是拍的多了之后，可能会有些无力感，但是有这种感觉，你就不干了嘛？做别的事情我也不开心，我就只喜欢拍片子，拍纪录片。

谈公益进展

正观新闻记者：能否介绍一下《棉花沙图书馆》项目的起源、目的和目前的进展？

蒋能杰：《棉花沙图书馆》公益项目是在2016年成立的。

我小时候喜欢看书，但是因为在农村里，没有那么多书看。后来拍摄电影、纪录片，被更多人看到村里的落后，就带来了一些公益资源。一些朋友们也很愿意做公益，于是我就搭建了一个平台。

这个项目我的很多朋友都很支持，他们觉得我在乡村做这种事情，他们很认可，有些人捐书，有些人捐钱。我们特意请了图书管理员来管理，财务明细也是一个月公示一次，这一下就运营了七八年，我自己都没想到能坚持这么久。

有些观众看过我的片子后，也纷纷加入到公益行列，帮助了不少贫困学生。

还是感谢之前拍摄的那些纪录片，给我们带来一些资源，带来了一些观众，大家一起做点事情。

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我出生的地方叫做棉花沙，那里以前是种棉花的，沙是土地的意思。我们在那里扎根，不奢求太多，我的期许就是它能持续下去，希望更多的孩子来借书，能帮助他们。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版权声明

本文（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音乐、视频等）版权归正观传媒科技（河南）有限公司所有，未经正观传媒科技（河南）有限公司授权，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使用，包括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如需转载本文，请后台联系取得授权，并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同时注明来源正观新闻及原作者，并不得将本文提供给任何第三方。

正观传媒科技（河南）有限公司保留追究侵权者法律责任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