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的拍片现场是怎样的?
是站在巨大的监视器前,专注地盯着屏幕上的每一个细节,摄影师、演员、道具师、化妆师等团队成员各自忙碌着,但所有人的目光都不时地投向他,等待着他的指令?拍摄器材六位数起步,演员片酬动辄上百万?
对也不对,这些场景或许更多是商业片的标配。
但对于专注于拍摄公益纪录片的导演蒋能杰来说,这种“大场面”或许离他稍显遥远。
“我拍片子,只是想客观真实地呈现出一些东西,去粉饰一些现象,我做不到。”公益纪录片导演蒋能杰这样说。
导演蒋能杰
今年39岁的蒋能杰已经拍摄了十几部纪录片,曾拍摄纪录片留守儿童三部曲:《村小的孩子》《路》《加一》,其中《村小的孩子》获得第三届凤凰纪录片大奖。电影《矮婆》入围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国故事单元、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单元、华沙国际电影节探索单元等。
蒋能杰与村里的孩子合影
用最真实的视角记录一件事情是非常漫长而又枯燥的过程,长时间的跟拍,天气、环境、人力、体力都是问题,还要面临因为拍摄资金捉襟见肘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到底是怎样一种信念让他坚持下来,只有蒋能杰心里最明白。
蒋能杰与村里的老人合影
他从农村走出来,也希望用镜头去记录家乡的变化,“趁自己还有表达欲望、创作欲望的时候,多拍一些片子,希望这个社会越来越好。”蒋能杰说。
“攒钱买设备,把自己的这段经历拍下来”
蒋能杰出生农村,父母靠种地艰难供应姐弟三人上学。“我10岁时,我妈我爸都出去打工了,我就轮流跟着奶奶、大伯、姑妈生活。”蒋能杰回忆说。让他最期盼的是每逢过年的时候,父母外出打工回家,“有好吃的,也可以不做家务了。”虽然艰难,但蒋能杰的父母很重视教育,他上学压力很大却不敢太叛逆,唯恐辜负了父母的期盼。
2005年,蒋能杰在高三暑假时,跟堂哥学摄影,他用胶片拍下了一张他认为很有意义的照片,那是他出生成长的地方——“棉花沙”,意为种棉花的地方。
直到上了大学,蒋能杰在图书馆里才了解到,原来像他这样长大的农村孩子们有个称呼“留守儿童”,他这才对这个群体有了概念。“那时我就想,毕业后我要攒钱买设备,把自己的这段经历拍下来。”
但是想当导演的想法,他从来不好意思也不敢和同学们分享。“怕他们笑话我,我高中大学都是学理工科的。”蒋能杰说,大学期间,他经常泡图书馆,疯狂看电影,不喜欢的科目还常翘课,考试常挂科,“所以我不是传统意义的好学生,但我并没有荒度时光。”蒋能杰说。
为了拍摄第一部作品,他回到了湖南老家。从亲身经历出发,以老家小山村私立学校的学生为切入点,探讨“留守儿童”缺乏父爱母爱这一主题,希望让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关注这一群体的家庭生活和内心世界。
由于当地小学师资力量不足,同时也为了近距离了解孩子,蒋能杰选择成为一名支教老师。大概一个学期的时间,蒋能杰不仅教授他们学习,也在记录他们的生活。
他曾经问那些农村留守儿童最大的梦想是什么,他们说是去城里打工,他们觉得那是唯一能出去的机会。蒋能杰感到很遗憾,也有些无奈,他想做点什么。留守儿童三部曲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被创作出来,被更多的人看到,他也找到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村小的孩子》海报
谈创作背景
正观新闻记者:为何选择纪录片作为自己的职业方向?
蒋能杰:感谢我大学时光,明确了我想做的事,这是很幸运的事。
可能大学电影看多了,就想自己也进行创作。拍电影电视剧成本较高,但纪录片相对好一些,特别是当今数码高清时代,设备不是大问题,关键得有想法,有创作的欲望。拍啥,拍最熟悉,最了解,最能触动我,最想表达的,那就是家乡的人和事。
比如电影《矮婆》就有浓浓的故土情结,除了关注社会和当今,也算是致敬我的童年,很多情节改编自我的童年往事。
正观新闻记者:《矮婆》这部影片入围多个电影节,对后续创作有何影响?
蒋能杰:电影《矮婆》很核心一句话就是“呆不住的城市,回不去的家乡”,每个人的身体和灵魂都希望有一个归宿。我是2017年因为孩子教育问题,离开返乡五年的农村,常住广州,进城看到农民工就很亲切,电影《矮婆》也努力呈现关于农民工和孩子上学问题。
片子是2015年开拍的,2016年拍完,2017年拿到公映许可证,2018年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举行全球首映。后来电影《矮婆》还去了上海电影节,华沙电影节等十几个影展,很好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当然,不止于此,我也希望关注社会现实题材的作品能被更多人看见,才能更好的发声,要不这类片子也就失去了意义。
我在关注社会的同时,社会也很关注我,每一个片子出来,背后有很多人支持。我常用纪录片方式呈现问题,提出问题,努力为多群体发声。
《矮婆》海报
正观新闻记者:能否讲述一下,抗战老兵晚年系列纪录片的拍摄经历?
蒋能杰:就是走近他们,听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
因为我们是志愿者,有时走访去看望他们,把外面募集的物资,给他们送过去,而且我是湖南邵阳本地人,所以看到这些老兵就很亲切。
老兵们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年代,他们的存在就是最好的历史,记录他们,就是记录历史。
正观新闻记者:关注特殊群体的纪录片《一切都会有的》,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蒋能杰:2017-2018年连续两年,我都和本片的合作搭档冯璐去了日本和澳洲考察学习。冯璐负责一家关注心智障碍群体的公益机构运营,我接触到之后很受触动,也想一起为这些特殊群体做点事。2018年回国后,我们就开始了两年多的跟拍和制作,也就有了这部公益纪录片的出现。
我不希望这个群体把自己关闭在屋子里,我希望他们可以更多地走出来,享受阳光和自由。大家消除歧视和偏见,这也是我拍摄这个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愿望。
《一切都会有的》海报
正观新闻记者:从您表达“我也在思考,为什么拍这个,我又不能改变什么”,到“后来我想通了,也给自己一个定位,我就是个记录者”,这中间是什么促使您发生了这种思想转变?
蒋能杰:我只是一个记录者,拍完之后要做的事情那是另外一件事,不是我能改变的,也不是我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
我只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这些事情。就好像我是一个做菜的厨子,那菜做好之后,卖给谁、怎么做好卖菜时的宣传,这是每个人自己的位置决定的,我就一个做菜的,我菜做完了就可以了。
其实有时候就是拍的多了之后,可能会有些无力感,但是有这种感觉,你就不干了嘛?做别的事情我也不开心,我就只喜欢拍片子,拍纪录片。
谈公益进展
正观新闻记者:能否介绍一下《棉花沙图书馆》项目的起源、目的和目前的进展?
蒋能杰:《棉花沙图书馆》公益项目是在2016年成立的。
我小时候喜欢看书,但是因为在农村里,没有那么多书看。后来拍摄电影、纪录片,被更多人看到村里的落后,就带来了一些公益资源。一些朋友们也很愿意做公益,于是我就搭建了一个平台。
这个项目我的很多朋友都很支持,他们觉得我在乡村做这种事情,他们很认可,有些人捐书,有些人捐钱。我们特意请了图书管理员来管理,财务明细也是一个月公示一次,这一下就运营了七八年,我自己都没想到能坚持这么久。
有些观众看过我的片子后,也纷纷加入到公益行列,帮助了不少贫困学生。
还是感谢之前拍摄的那些纪录片,给我们带来一些资源,带来了一些观众,大家一起做点事情。
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我出生的地方叫做棉花沙,那里以前是种棉花的,沙是土地的意思。我们在那里扎根,不奢求太多,我的期许就是它能持续下去,希望更多的孩子来借书,能帮助他们。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统筹:石闯 李记波
编辑:孙露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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