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回忆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字岁月

我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高考的首届（也称“七七级”）大学生，1982年大学毕业后即分配到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评论理论部工作，2001年调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任教。40年多来，由于工作和兴趣使然，我便成了人民日报的老读者和老作者了，先后写过评论、理论和副刊稿件近40篇。

人民日报评论是我国媒体的一面旗帜。1986年，正值改革开放的探索之初，为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为国家的进步和发展建言献策，人民日报及时发表了《鼓励大家讲心里话》（1986年7月21日）的评论员文章，鼓舞着全国人民的士气。当时，我在长江日报评论部工作，随即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评论《多提供讲心里话的地方》（1986年8月10日在一版“每周论坛”刊发）—— 

鼓励大家讲心里话，就要多提供讲心里话的场所。这里有几个认识问题要解决：第一，党报的喉舌作用和桥梁作用应该是统一的。第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反馈作用。第三，读报观念和办报观念应该同步转变。第四，以切实措施保证讲话者的权益。鼓励大家讲心里话，就难免会出现片面、过头和牢骚话，报上也难免会出现某些失实之处，出现问题以至错误。对此，一是力求减少和避免出错，二是有错则及时纠正，但不能因发表一篇错误的或者仅仅是不同意见的文章，说了几句真心话，就把作者、编辑搞得灰溜溜的。不允许人家讲错话，不允许文章出差错，群众的心里话就不可能充分表达出来。

党中央机关报发表这些言论至今30多年过去了，评论中强调要解决的问题，现在不仅存在有的还更加突出了——讲真话仍是一项重要和艰巨的任务，新时代赋予它许多新内容。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海内多媒体的关注，光明日报当即在一版转发了这篇评论。30多年过去了，现在是网络和多媒体的新时代，但是，如何鼓励大家讲心里话，讲好心里话，倾听心里话仍然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于是，我又写了相关话题的评论如《多听老百姓的意见》（2002年5月8日）《今天，怎样讲好真话》（2011年8月26日）《怎样将群众装在心里》（2013年8月19日）《何妨自问“我有几个诤友”》（2015年10月22日）《开好群众点赞的民主生活会》（2015年12月25日）《让群众评议真正落地》（2018年1月31日）等评论。我在评论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如果说敢讲真话主要表现的是一种勇气，那么讲好真话则关键在于理性表达。我们不能‘想到就说’，而是要‘想好了再说’。意见深思熟虑，表达有理有序，才能真正看到问题，有利于进一步解决问题，话语的力量也才能化为社会进步的动力。”“为何有的领导“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说到底，就是群众无法监督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的工作，群众不能评价和对干部的工作进行考核，以至决定他们升迁去留。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工作做得怎样，群众感受最深，他们最有发言权。群众广泛动员起来了积极参与了，就能取得整治“四风”的最佳效果。”

在现实生活中，常常会发生一些因违反常识而产生的事故和灾难。于是我写了《让常识成为公众力量》（2009年8月14日）：常识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能为大众所了解和掌握的基本知识。在人们咿呀学语的时候，大人们就开始教会孩子们掌握常识：吃饭的常识、睡觉的常识、游戏的常识和运动的常识。到了社会，又要学会并掌握待人接物的常识、安全保卫的常识、医疗保健的常识，还有应付灾难和识别假货、坏人的常识。到了学校、进了单位，还要接受一般的和各门各类的学习和工作的基本常识，它是我们立身建业的基础，它是我们向着更高目标迈步的台阶。

人民日报不仅重视自身的评论队伍建设，组织策划一系列的重头好评论，同时也十分注意培养和提携评论作者，对他们的好评论同样给予“非常待遇”。1988年底，中央提出要改进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其中一项基本原则就是理解人、关心人、尊重人。当时，许多发达国家企业家提出“爱抚管理学”——“爱你的职工吧，他会百倍地爱你的企业。”据此 ，我写了一篇《学一点“爱抚管理学”》。我运用自己研究和撰写“奖励学”著作的知识，在评论中指出：“要善于发现和鼓励职工的优点和长处，善于把职工身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在运用奖励和惩罚时，一般来说 ，奖赏的次数宜多，处罚的次数宜少；奖赏的气氛宜浓，处罚的气氛宜淡；奖赏的场合宜大，处罚的场合宜小，等等。”文章既符合中央精神，又运用了当时最新世界管理知识，受到报社领导的重视，被安排在1989年1月2日一版刊发（1月1日刊发的是元旦社论），同事们戏称为“准元旦社论”。多年来，我还写过《思想工作中的微笑服务》（1986年6月29日）《能上能下好》（1991年9月8日）《比什么怎么比》（1992年5月9日）《快把“短木板”补长》（1993年1月28日）《从成就看成熟》（1999年10月15日）等评论。

理论研究是人民日报的又一个特色和强项。近年来，报社增加了理论版和学术版，为宣传和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精心组织策划编辑了大批高质量、高水准的理论文章。多年来，我也为该版撰写了《解放思想是一项长期和普遍的任务》（1988年9月23日）《程序公开大有益》（2002年10月26日）、《设置不可行论证程序》（2004年5月25日）《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2012年1月30日）等文章。

我在《学术评价，别唯洋是举》（2012年1月30日，7期《新华文摘》摘发）写道，现在高校和一些科研机构在评价论文或其它科研成果时，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两个凡是”现象：凡是提交有外国人参加的“国际会议”和有外国人肯定、称赞的论文，水平就一定高；凡是引用了外国人的著作和语录的论文，水平就一定高。学术研究和创新是个痛苦的事情，交流当属必要，学习借鉴前人和他人的成果更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当无意义的交流成为评价标准之时，当照抄照搬别人的文献成为时髦之时，它便会让交流成为形式，摘抄文献成为简单的体力劳动。如果创新仅靠发表一些外文论文，参加一些“国际会议”，引用一些外文“学术语录”，不但让学术蒙羞，而且让国家蒙受巨大损失，更让一些踏踏实实进行研究的人变得浮躁，急于求成，有的甚至步入歧途。

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程序化》（2018年3月5日）一文中写到，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程序化意义重大。为此，要把握以下三点：坚持科学性就是程序设置符合客观实际、符合规律，人们按此行事能够以较小投入获得较大收益；坚持公开性是指决策者要将决策制定过程向公众说明；坚持合法性是指程序设置符合和遵循国家有关法律，重大决策、重大改革的程序于法有据。

在《保障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刊于2020年1月15日“大家手笔”专栏，6期《新华文摘》摘发）一文中写到，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彰显了中国特色。我们要通过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享有更广泛、持续、深入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权利。

作为一个老报人，除了职务行为要时常撰写评论、理论文章外，工作之余也为人民日报的副刊写稿，得到编辑们的鼓励。在文艺演出中，有时掌声热烈，有时掌声稀落，其间也有为表现不佳甚至拙劣而鼓倒掌的，这些都是人们观看演出后的意愿表达。按照市场规律，鼓了倒掌，演员该早点下去才是，免得观众难受，耽误后面的演出。在演出中是这样，在生活中其他场合，如大而空的报告，厌而倦的发言等，是否也可作如是观呢？为此，我写了《鼓倒掌之我见》（1993年8月10日）《把最好的献给世界》（1996年6月29日）。2001年我在长江日报工作19年后调入大学，开始了我的新闻教育生涯。来到大学感受颇多，但感受最深的要数这里人们的相互称谓和由此反映出的人际关系。在大学校园里，少了“书记”、“院长”、“主任”和“处长”、“科长”、“经理”的喊声，在那里，喊得更多的还“老师”。学校是传道、授业、解惑之地，我刚到校任教，同学们见到我仍然是甜甜地喊着“老师好”！这一声意味着什么，它不仅仅是一种对人的礼貌，它更意味着对受称者的一种期盼，它意味着我要担当起教书育人的一种重担。为此，我写了一篇随笔《当老师的感受》（2001年9月6日），经蒋元明先生编辑刊发在大地副刊上。没想到，就是这样一篇小文竟然得了报社文艺部颁发的下半年杂文“金台奖”！

我从大学毕业至今40多年的时间里，主要从事着新闻评论的撰写实践和教学研究。据武汉大学强月新教授统计，以我们学校名义发表的新闻评论研究论文居全国高校第一（见2013年第6期《武汉大学学报》）。我写的《现代新闻评论》《新闻报道策划》两书均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讲授的《社会进程中的公民表达》入选教育部视频精品公开课，我本人也受聘担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新闻评论》首席专家。在这些成绩里面，人民日报的评论对我影响重大。调入大学走进课堂，才真正知道同学们在想什么，我们的教学应该给他们什么。在同学们的眼中，中央的媒体特别像人民日报党中央机关报，一定是“高大上”“敬而远之”，有的甚至对它有着“莫名”的感觉。针对这种情况，在我的教材里，在同学们的课堂上，我常常选择、运用人民日报的评论作范例与同学们交流。针对不敢讲真话、不会讲真话的情况，人民日报发表过多篇评论：针对群众路线教育中存在的民主生活会只相向上级负责，没有群众参与的情况，评论版刊发《开好群众点赞的民主生会》（2015年12月25日）；十九大报告宣传中存在“照本宣科”、“枯燥乏味”的情况，党员论坛版刊发了《宣讲应当入脑入心》（2017年12月19日）；怎样才能克服“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的问题，今日谈《让群众评议真正落地》（2018年1月31日）在评论中尖锐提出，要解决这一问题，就是要让群众的评议能够转化为影响干部去留升降的硬杠杠。人民日报写过很多好的评论，既获得中国新闻奖，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媒体组织的年度中国好评论中获得奖励，如《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2011年5月26日）《公共辩论，求真比求胜更重要》（2014年7月28日）等等。我们常说，“事实胜于雄辩”，在所举大量人民日报实例面前，同学们也开始转变观点，学习和应用人民日报的评论了。十多年来，我们学院老师指导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生有几十人选择评论作论文选题，其中有不少同学是以人民日报的《今日谈》《人民论坛》《人民时评》和评论版、评论员、社论文章为研究对象。我们还在新闻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任仲评文章新闻评论属性探析》《新世纪中国新闻评论的发展与变化研究》和《人民日报新创评论版特色研究》等。

我除了为人民日报撰写评论理论文章外，从1988年开始为报社主办的《新闻战线》写稿至今，写稿30余篇。这些稿件大体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理论宣传方面，我先后写过《理论宣传的心理效应》（1988年12期）《新闻宣传要增强建设意识》（1993年1期）《近些、实些、再活些——关于提高理论宣传的思考》（1993年6期）《加强理论宣传的战斗力和说服力》（2001年12期）《优化价值前提，提高理论宣传的有效性》（2002年8期）《现代传播视野下的互联网思维》（2015年1期）和《就事论势 据势行事 以事成势——学习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2016年5期）等等。二是有关新闻评论方面的文章，如《新闻评论选题的几个关系》（1991年5期）《在“三贴近”中抓好评论选题》（2005年2）《再接再厉，抓好新闻评论特色教育》（2006年9期）等论文和“新闻杂谭”专栏中的多篇章小评论。近年来我又撰写了《怎样认识和做好新闻评论》（2018年8期）《新闻评论：新时代的新气象和新思考》（2019年3期）《新闻评论：回眸中的一份眷恋和期盼》（2019年7期）《据“势”行事，打造“金课”》（2020年2期）等。从2008年开始十多年来，杂志每年刊发一篇由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研究中心主持撰写的调查报告，对上一年度中国媒体的新闻评论予以回眸总结，为中国新闻史留下了宝贵的时代评论之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在2006年9期杂志上提出《积极探索建立“评论记者”工作机制》，促成了嘉兴日报开展新闻评论的改革实践。此项活动受到中宣部、中国记协、高校、研究所和媒体的广泛关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2007年6月18日），对他们人才招聘“四不问”的作法予以肯定。由《新闻战线》杂志社参与主办召开了新世纪第三届新闻评论高层论坛，在杂志上开辟为期一年的“加强城市党报评论改革”的讨论专栏。

人民日报是我的良师益友，永远伴我前行！

赵振宇著《讲好真话》出版

《讲好真话》是一本有利于提高新时代领导干部表达能力和公民政治思想文化素养的普及读本。本书把握时代背景，以积极审慎的政治理论视野，从民主意识、科学精神、独立品格和宽容胸怀四个层面深刻阐述了新媒体时代敢于讲真话、讲好真话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重点结合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表达、政治协商中的意见表达、领导干部面对媒体怎样讲好真话、如何当好新闻发言人、怎样讲好中国故事等方面阐述了讲好真话的实现路径、表达艺术和技巧。

本书特点鲜明：一是内容针对性强，新媒体时代有的干部表达不当引起的舆论震荡、突发事件下网民的非理性表达等无不显示讲好真话的重要性。本书提出讲好真话的原则和表达技巧，实用性强；二是语言通俗精练，表达准确生动，说理透彻深刻，思想方式新颖富有张力，使用了大量鲜活案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读性强；三是编写体例生动，全书充分运用图片、典型事件、名言警句、优秀评论作品等表现形式，特别邀请漫画家合作，为本书点睛增趣，吸引力强。

本书出版后受到广泛好评，人民网、光明网、学习强国、《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华读书报》《北京日报》《解放日报》《湖北日报》《领导科学论坛》《党员生活》等媒体予以报道和评述。本书的出版有利于提倡和鼓励讲好真话，反对和惩治讲假话，对于提高领导干部和公民的政治思想文化素养，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健全管理体制，具有重要意义，已有单位将本书作为党建活动的辅导读物，邀作者交流互动。

《讲好真话》作者赵振宇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二级教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中国故事创意传播研究院智库专家。该书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2021年4月第四次印刷。